“名士风度”抑或“圣贤气象”？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是研究名士风度和圣贤气象的专家，在网上搜索到他多篇这方面的文章。诸如《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论“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思想脉络》以及《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的演讲稿等等。“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是我国古代士大夫们所追求的两种理想人格类型，是魏晋和宋朝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 名士风度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风流潇洒、饮酒服药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圣贤气象是与忧患民生、兼济天下、恪守礼教、修养心性的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按照朱教授的说法，这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均是作为“学者——官僚”的士大夫的精神投射。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的学说，说到底均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学者——官僚”的社会阶层，由于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理想。无论是“名士风度”还是“圣贤气象”，其实均体现出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鸟瞰西安七贤庄

我的童年是在西安度过的，那时候我家住在西七路，旁边就是八路军办事处，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经常被老师们拉到哪里(右图为1937年春，叶剑英、张冲与周恩来在七贤庄)。后来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以前叫做“七贤庄”，取自“竹林七贤”的典故，“竹林七贤”是对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所以小时候以为他们是贤人，其实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他们只是名士），他们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七个人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可见在魏晋时期，对于要做一名“名士”，对于入仕还是不入仕并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观的约束。

关于圣贤气象，我是从朱熹和吕祖谦所编纂的《近思录》看到，相比名士风度来说，他更多的强调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但是两者都具备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个体人格及其精神超越。并且我们知道，在宋以前，普遍认为，圣贤是不可达的，而北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士大夫们认为人是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的。所以士大夫开始更加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代共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虽然理学讲究“为己之学”，但是按照孔子对人生理想的阐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见，这个时期的仕有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不能否认宋朝竭力宣传理学，和当时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但是在北宋以后士大夫具备社会责任感是大的趋势。朱教授说，“在推崇孔颜之乐、曾点之志时，如果过于强调个人身心的自在、闲适、舒泰、喜乐，使这种身心自在的追求与社会关怀、博济事业分离开来，那就会落入魏晋名士、佛道宗教的价值虚无中去，从而背离周孔创立的圣人之学，而决不是周孔之教的“圣人气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仅仅是讲经世之业，而离开了天理的大本大根，同样会因沾染政治功利之习而丧失圣贤气象，尽管这种人十分有才干并做出了政治事业。《朱子语类》载：“圣人虽见得他有驳杂处，若是不就这里做工夫，便待做得事业来，终是粗率，非圣贤气象。”朱熹认为那种能办事、创造事业者如无道德心性工夫，仍无圣贤气象。他强调的圣贤气象必须建立在政治功业与从容洒落、尧舜事业与德性工夫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但是对于现世，这两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有何启发作用呢？关于人生目标，不管是做名士，还是圣贤，抑或其他，一种求索的精神以及怀揣世界的大度我觉得都是很必要的。按照范仲淹的话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名士和圣贤两种理想，对于入仕并没有明确的要求，我觉得这关键在于个人心态，要处事不惊，要心中有数。取《孟子·尽心上》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分享给大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附文节选自《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

一、魏晋名士风度

竹林七贤笔筒魏晋名士风度的文化现象是与西汉以来出现的士大夫政治现象密切相关的，故而须从士大夫政治讲起。应该说，西周封建制时代就有了宗法贵族的士大夫，并且也是兼及道艺与政事。但是，决定封建时代士、大夫身份的是他们的血缘关系，这与后来帝国时代由文化知识及相关的科举制度来决定士大夫身份是不同的。西周的士大夫阶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解体，其突出表现是政事与道艺的分离。在秦帝国时代，这种分离进一步制度化，出现了独尊文法、专职行政的“文吏”与知识文化专业化的“学士”的不同社会角色的分立。但是，从西汉时期开始，随着“礼治”与“法治”并举，“儒生”与“文吏”开始融合，到了东汉后期，一种“亦儒亦吏”的社会阶层完全形成，也就最终演生出了兼具行政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士大夫。东汉时期完成的士大夫政治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末期，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就在“士大夫”阶层的演化、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对所谓“名士”推崇的现象。“名士”之所以能够有名并受到推崇，当然首先在于他们作为文化知识占有者的学者身份，这是帝国时代士大夫们能够成为居有高位的官僚身份的必要条件。所以，两汉时期出现的大量“名士”，在主政者及民间社会的眼中主要是那些有才华、有品性、有学识的书生，并且许多往往还是不仕的民间学人。《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中有“聘名士，礼贤者”的记载，而《注》云：“名士，不仕者。”《疏》在解释“名士”时说：“谓王者勉励此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但是，到了合“学者——官僚”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阶层成型的东汉时期之后，人们指称“名士”并不特别在意其“不仕”的身份，而是在意其士大夫特有的文化风貌、精神气度。由于朝野的知识群体均普遍地追求这种士大夫所独有的文化风貌、精神气度，故而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推崇名士的社会风尚。这些士大夫们往往是“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

二、宋明圣贤气象

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革，并使得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也发生重大变化。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双重人格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新一代士大夫的批评指责，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人格理想普遍地受到主流士大夫们的向往和追求。北宋初开始，士大夫们普遍倡导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就是所谓的“圣贤气象”。“风度”与“气象”意思接近，均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外在表现与流露，但“名士”与“圣贤”内涵则不同。魏晋的士大夫虽然也推崇周孔等儒家圣人，但他们从不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而仅仅希望自己成为率性自由的风流名士。而宋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推崇儒家圣贤，而且强调每个士大夫均要通过修齐治平的道路做圣贤，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宋史》：“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中这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促成了他们对传统儒家人格理想——“圣贤气象”的执着追求。

宋明的“圣贤气象”包括了：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宋儒希望“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有个人的身心自在，在具有深切忧患意识的同时又不能放弃闲适的心态，在坚守道义情怀的同时又具有洒落胸襟。

宋明儒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将“圣贤气象”中社会关切和个体安顿奠定在一个以“天道”、“天理”、“太极”、“诚”为终极依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名教与个体人格的终极依据均不是魏晋名士所说的“无”、“自然”，而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与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极”。这时，社会忧患、经世情怀的价值依据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是与阴阳造化相关的宇宙精神；同样，身心安顿、洒落胸襟的人道执著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对这个主宰浩浩大化的终极实体的精神依托。

参考文献：

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9883&Page=3
http://qkzz.net/magazine/1008-1763/2008/01/2447397.htm
http://219.146.102.186/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7
http://guoxue.baidu.com/page/bdfccbbcc2bc/14.html （《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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