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考察小记（二） 之生玉蓝田 —— 从“吕氏四贤”到“牛才子”

从北宋吕门四贤到近代的牛才子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使命。但是亲眼看到“吕氏四贤”的家族墓被盗，牛才子的墓被毁，心中不免悲凉。想想北宋时关学兴盛，翘楚中华，不下于洛学；想想《吕氏乡约》破除佛老，让整个关中的风俗为之一变；想想牛才子芸阁学舍闻名全国，招纳海内外学者们论道解惑，做为一个笃信儒学的关中人，又一次迸发出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

引子

吕氏兄弟墓发掘现场

2010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其中西安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赫然列于榜上。该墓群使用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共计埋葬五代吕氏族人。 出土墓志内容丰富，为研究北宋官制、科考制度以及河南汲郡吕氏家族起源、分支、途迁和定居西安蓝田后的家族发展谱系、延续脉络、家族成员在墓地中墓穴的排列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这次意义重大的考古发现源于一次保护性的墓地发掘。2006年1月，蓝田县三里镇乡五头村的吕富平纠集了其他同伙一同盗掘了自家的祖坟。由于这不肖后人对祖坟的破坏，当地文物部门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保护性发掘。2006年3月至2009年底，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从出土墓志和器物铭文证明它们分属吕大临从兄、从弟、从弟媳、侄女所有，共清理墓葬29座（成人墓葬20座、婴幼儿墓葬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砖、石墓志铭24块，另勘探出家庙遗址一座。 有关蓝田吕氏家族的故事也慢慢展现在世人面前。 五里头村目前仍居住不少吕姓村民。而且据说在五里头村小学位置，当年有一座祠堂，有人说那里正是吕氏家族的家庙。直到现在，在学校的操场上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的地基痕迹，院子里还有两棵老树，而在教学楼的后面还发现有安放房柱的柱础。除了五里头村的吕氏后人外，在距离墓地几公里外的乔村，也有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姓吕。经走访得知，他们正是蓝田吕氏家族的后人，乔村有位老人表示，“（五里头村）有家族谱，原来在吕氏家庙，现在烧了，再没有家谱延续”。

从“吕门四贤”到“牛才子”

据《府志》记载，吕氏兄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其先祖为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祖父吕通曾为太常博士，去世后葬于“京兆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于是吕家就在蓝田落户。父亲吕賫曾为比部郎中。吕氏兄弟共六人，一人早夭，五人登科，其中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皆登及第，被后世称为“吕门四贤”，并在《宋史》中皆有传记留下“一门四进士”的美谈。吕氏四兄弟在北宋朝廷均担任要职，不仅在政治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他们学养深厚，学以致用，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制定和实践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同时，他们还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奠基性的贡献。

吕门四进士墓砖—— 摄于蔡文姬墓

吕氏四兄弟登第前后，曾在今县西北五里头读书讲学，他们死后，于此建祠，即“四献祠”，也叫吕氏庵。“四献祠”始建于宋，明清时多次葺修，最后一次拓修是在近代关中大儒牛兆濂主持下进行的。《续修蓝田县志》记载：“芸阁学舍即本宋‘四献祠’而拓修者，在县西北六里。”牛兆濂讲学的芸阁学舍即为当年牛兆濂讲学之处，今蓝田县五里头小学即原芸阁学舍的遗址。

一、吕大临

吕大临（约1042 — 1090），字与叔。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后范祖禹荐其充任讲官，未及用而卒。吕通六经，尤精于礼，与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昏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范祖禹“荐其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可充讲官，未及用而卒”。

吕大临虽然拜张载为师，但对二程也十分推崇。张载逝世后，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并成为程门高足，却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师，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对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二程还说：“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背之，却未见其人，只是更不复讲。”正因为关中学者不背叛其师之教、之说，所以，张载死后，关学虽不“复讲”，但仍然流传，拥有众多私淑弟子。从宋至元、明、清，都有许多关学的信仰者、传播者，在捍卫、传播、弘扬、践行关学，使关学不断发展，关学精神不断发扬。

无论是师从张载，还是后来改随二程，吕大临均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张载门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学识文采出众，张载之弟张戬将女儿嫁给吕大临，其妻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矣”，足见其对吕大临的器重。改随二程后，在当时众多的二程门徒中，吕大临因其渊博的学识与谢良佐、游酢、杨时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二程赞其为学“深潜缜密”、“涵养深醇，妙达义理”。朱熹认为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颐相比而论。朱熹非常看重吕大临，认为自己假如“只如吕年”，即指活倒吕大临那样的岁数，也不见得能达到尔后那样高的学术成就。由于吕大临的德行、学问、才能均为上乘，所以他逝世后，许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吕大临的早逝，其师程颐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临逝世后三年，程颐“因阅故编”《雍行录》，回忆往昔“关西学者相从”的情景，乃“思与叔之不幸早死，为之泣下”，这既反映了程颐的真情，也说明了吕大临在当时学界的声名和地位。像吕大临这样，先后师从理学两个重要学派的创始人、被两个学派均视为代表性人物、同时还得到当时及后世著名理学家一致高度评价的学者，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是极其少见的。因此，称其为理学家是丝毫不为过的。

二、吕大忠

吕大忠（1020 — ?），字进伯，排行老大。程颐称：“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皇佑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升秘书丞，兼任定国军的军事判官。迁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官至宝文阁直学士。晚年与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又降待制，后致仕，不久卒。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他任陕西运转副使时，曾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众多名碑放在府学北面。同年，北宋龙图阁学士吕大忠见唐代石经埋入土中有所损坏，甚是可惜，为了保存文物，便将这些石碑移置于长安文庙大成殿后方，更以玄宗皇帝《御注孝经碑》为始，把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等名家所书古碑集中在一起，“碑林”因此得名，吕大忠也因此成为西安碑林的创始人。

三、吕大防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排行老二，仁宗皇佑元年（1049）进士，进中书侍郎。在吕氏兄弟中，吕大防的官当的最大，他长于政事，曾经在宋哲宗元佑年间接任司马光之职而当过宰相，号称“贤相”， 官居左光禄大夫，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曾废王安石新法，执政8年，国泰民安。

他虽不是张载的门人，但《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张载被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遗憾的是，吕大防和当时的三百多位名臣文豪同时被列为“元佑党人”而落难，最后被贬谪，死于江西信丰县，迁葬于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澄海县）上华镇吕昔村，广东吕氏宗亲会在修族谱时尊吕大防为始祖。他曾主持刻绘了《长安图》、《兴庆宫图》，同时他还主持了杜甫草堂的重建。

四、吕大钧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吕赍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边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经过吕大钧多年努力，“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重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被即任以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

吕大钧一生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但是很少有人能将张载所授的融会贯通，唯有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先生法度为准绳，并能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吕氏乡义》等。 《吕氏乡约》主要提出 “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其中明确规定相邻应互助互爱、“患难相恤”，对贫困但守本分的乡人，“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乡约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民间的自治制度，所谓“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又是民间乡村之间为需要救助者的自发救助。是实践关学“身体力行”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作。《吕氏乡约》虽然是按照封建礼义的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但对于扬善抑恶，移风易俗曾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经过推行，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起了决定性积极作用。张载曾赞许道：“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明代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作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

五、牛兆濂

牛兆濂

牛兆濂（1867 — 1937）字梦周、号蓝川，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鸣鹤沟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出生之前其父梦见周濂溪（北宋名儒周敦颐）来家，因有此兆，故取名兆濂、字梦周。后又因牛兆濂的故居和讲学的芸阁学舍皆在蓝水（灞水）之滨，故取号蓝川。牛兆濂生性恬淡，沉默寡言，一身宋儒装扮，虽潜修理学，也博学广闻，谙达天文地理，尤长逻辑推理，预见性强。人有疑难求之，多以所学排解，无有不奇，故秦地无不以“圣人”称之，被当地人亲切的成为“牛才子”，甚至被神化为“牛神仙”，她也是小说《白鹿原》中所塑造的那位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道德与浓厚民族意识的朱先生的真实化身。

牛兆濂9岁入塾，一览成诵，人称“神童”。16岁应县考，名列前茅，22岁省试中举。因才华出众，诗文延誉关辅，远近皆以“牛才子”称之。后因丁忧父丧兼侍母病，未能赴京试，按清代科举例制应削举人之名，陕西巡抚端方重其才，以孝奏请朝廷，免于削名，且奏加“内阁中书”之衔，牛兆濂上书奏呈，予以坚辞。1893年赴三原拜师贺复斋，投身程朱理学。从此广结道友，潜心研学，被称为“横渠以后关中第一人”的关学派最后传人。 牛兆濂在“芸阁学舍”讲学二十多年，发扬关中理学，亲率诸生演习周礼，诵讲《乡约》。继先贤之遗风，广三秦之文化，使“芸阁学舍”名声日盛，求学者遍及秦、晋、豫、鲁、皖、陇、鄂、苏、滇诸省，朝鲜学子亦慕名而来，成为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知名学堂。

牛兆濂的书法作品

1907年秋，牛兆濂被选为议员。时值关中鸦片烟害又起，他前往烟害最重的西府地区密查，前后历时20天，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的禁烟。不久，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常驻议员职务，再讲学于鲁斋书院。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新政府屡次相召，争取他参加革命，共商大事。但他对革命缺乏认识，认为自己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每次都以身体欠佳而谢绝。1912年初，原陕甘总督升允率兵攻陕，企图复辟皇朝。牛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使升允罢兵。此后他专事讲学于清麓书院，以宏扬儒学为己任，慕名来学者与日剧增。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兆濂作顾问，但牛兆濂力辞不受。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兆濂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用攘夷之说激励学生爱国救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极为感动，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并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增派八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后痛不欲生，病情日渐加重，于7月21日愤然辞世。

作为当时的陕西文化名人，牛兆濂逝世后，陕西各界进行了隆重悼念。牛兆濂就安葬在蓝田县城郊外的五里头村，芸阁学舍后边的山坡上，东边不到200米是吕氏家族墓地。可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去了不到70年，十余亩的墓地坟头化为平地，墓碑被拆除，四周的参天树木被砍伐，藏书当作四旧毁去，真正记载先生著文在民间不多几件。

结语

蓝田县方位

蓝田出美玉，早在秦代即采石制玉玺，有著名的和氏璧。唐明皇就曾命人采蓝田玉为杨贵妃制作謦。《后汉书•外戚传》、张衡《西京赋》、《广雅》、《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古书也都有蓝田产玉的记载。“蓝田生玉，真不虚也”，蓝田不仅盛产美玉，也盛产鸿儒。从北宋吕门四贤到近代的牛才子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使命。但是亲眼看到“吕氏四贤”的家族墓被盗，牛才子的墓被毁，心中不免悲凉。想想北宋时关学兴盛，翘楚中华，不下于洛学；想想《吕氏乡约》破除佛老，让整个关中的风俗为之一变；想想牛才子芸阁学舍闻名全国，招纳海内外学者们论道解惑，做为一个笃信儒学的关中人，又一次迸发出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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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vsearch.cctv.com/plgs_play-CCTV12_20061005_1567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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