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这并不妨碍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因为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引用了两篇文章，从内圣外王的关系讲到两者对于当今文化模式的借鉴。窃以为，单就内圣外王的二分法来评断儒学有失公允。而关于文化模式的问题，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民族都会有内圣外王的过程，只不过说，如何达到内圣，又是否要去外王，或者怎样达到外王有着不同的方法。作者以明朝的国家关系为例，认为国家的强大和德行会招致“臣服”，而不是诸如西方国家基于丛林法则的恐吓，武力。儒学讲“礼”，中国自古人与人的关系，甚或是国与国的关系就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穷人家去富人家走亲戚，会带着礼品，但也会得到施舍。夷国到天朝就要“朝贡”，中原的大国必定会赐予些金银财宝或其他必要物资。这种“走亲戚”和“朝贡”的关系扭合了主要的东亚国家。可以说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方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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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一篇《内圣外王的关系——与蒋庆先生商榷》

一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心性与政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内圣；立人达人，是外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为内圣，兼济天下为外王。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内圣外王，统一于修身。《中庸》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成己成人成物”，尽己之性以成己为内圣，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成人成物为外王。《中庸》又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极高明相当于内圣，致广大道中庸相当于外王。

《易经》曰“正德利用厚生”，正德为内圣，利用厚生为外王。《易经》又曰“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而不过为内圣，圣人能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曲成万物而不遗为外王，王道政治，致力于对万物特别是“人物”的曲成。

“曲成”一词值得深长思，“曲成者，乘变以应物，不系一方者也，则物宜得矣。”(《系辞上注》。成人成物，让万物各得其宜，体现了对万物的仁爱和尊重。曲成万物，是在维护和保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的基础上成就万物。儒家是人本哲学，故这里的万物包括人类且以人为主。

二

一些儒者主张内圣外王为对等并列关系，蒋庆就持这一观点。错了！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体与用、因与果、主与辅的关系。内圣外王，是“内圣统外王”、“内圣通外王”而不是“内圣和外王”。《大学》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内圣是更为根本性原则性的。《孟子·离娄上》有一段话讲得更清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东海补充曰：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心分本心，仁乃本心、道心也，儒家之“法身”也。德到高处，道心圆呈，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为圣德。

没有内圣为基础的外王不是外王、至少不够“王”；不能通往外王的内圣不是内圣、至少不够“圣”。内圣不能开出外王，不是内在道德不足，而是外在条件不备，不得其势不得其位。尧舜有圣德，只要得势得位，必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必能将政治和社会带向、引上王道。

政治儒学也好，生活儒学也好，都是从心性儒学开发出来的。心性才是儒学的核心和根本。政治儒学专司外王，以解决社会政治制度建构问题，但是，儒家的制度建设必须遵从道德的约束、仁义的原则，良知（仁性）才是良宪良制良法的根基和向导。

王道讲三重合法性，其中以天道的合法性为最高；外王学即礼学，《礼记》有“礼必本于天”之说，认为“天”乃是礼的大本大源。这个“天”，都是指本体之天，亦即仁之形而上（仁是形上形下的一体圆融）。天道即仁道，天性即仁性。

《礼记》又有“礼以义起”说，而义本于仁（仁义并为儒家原则，其中仁更是原则之原则）。可见儒家的礼乐制度必须以仁为本或者说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丧失了这一基础或根本，礼乐就不成其为礼乐了，就礼崩乐坏了，王道也就不成其为王道了。

三

从公羊春秋、荀子、董子一路发展而来的政治儒学传统并非“在心性儒学传统以外”。荀子虽然对心性认知有误，于心性儒学有所偏离，终究没有违背仁义原则，更并未另成一统。

不过，这种偏离的后果仍颇严重，无意中为法家的出现极其邪知邪见的泛滥，大开了方便之门。荀子的弟子韩非子李斯与荀子一样重视制度法律建设，却因完全背离了道德原则而走上了邪路。政治儒学一旦摆脱心性儒学（内圣学）的制约和统帅，就不成其为儒学了。荀子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啊。

制度建设和政治追求是否以仁为本，不仅是儒家与家法、王道与霸道的重大分岐所在，也是儒家王道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所在。

另外，就个体而言，内圣修养一定会体现为外王追求，即怀抱“兼善天下”的心愿，同时外王追求有助于内圣的圆满，各种社会、政治实践说到底都是道德实践。客观效果如何、能不能成就外王功业是一回事，主观意愿如何、有没有外王追求又是一回事。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为圣人，就在于他终其一生栖栖遑遑地企图推销和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这也是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大不同处。

另一方面，外王有所待，内圣无所倚，外王有赖于内圣，内圣无待于外王。能不能成徳成圣，一切取决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象孔子，尽管没有机会将他的政治追求和抱负付之于实践，没有成就外王功业，不影响其内在的圣德，此所以内圣高于外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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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一篇 《中国文化统一世界的文明模式——内圣外王》

我们知道，明王朝有很多附属国，明王朝的附属国是是明王朝依靠自己的实力让众多的国家服气，“臣服”而自愿加盟的。明王朝的很多附属国模式就是将来中国统一世界的模式，虽然它有足够的武力征服其它国家，但它不是依靠武力，而是靠自己的实力（道德）说话的。尽管明王朝的模式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需要完善的。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又不能没有武力。当人的觉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只需一番合乎规律的道理，就可以使天下归心了。当人还不开化，或是很野蛮时，这时就需要一定的威慑力，如禹王“刑天舞干戚”。当他们来入侵时，就要保证一定能打败他们，这时就需要自身的强大。如果你强大了，大家都来归顺，赶都赶不走；如果你落后虚弱了，大家都会离你而去（国家独立），留都留不住，留住的只是矛盾和战争。如果中国现在世界第一强国，我看谁也不想从中国独立出去受穷。如果你自己贫穷落后，谁也不愿跟着你受穷，人家闹独立，你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应当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做到了没有。很明显，以什么服人，以什么形式统一天下，是与社会人的文明程度成比例的，越是文明程度高的社会，就越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越是落后野蛮的社会就越需要武力去统一之。这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同样的，越是道德败坏的社会，法律的重要性就显得越重要；越是道德高尚的社会，法律就显的无关紧要了。大家都不犯罪，都很明理，办事都不出规矩，法律还有什么作用？反之，很多人都犯罪，不依靠法律去制裁又有什么办法？大家都犯罪，执法的人难道就不犯罪？整个社会的道德都不好，执法的人的道德就会好？执法人的道德败坏，贪官污吏也就出来，这个社会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统一世界的模式基本是明朝统一天下的模式，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而不是靠武力征服，这就是“外王”。不过，现在理论上更明确了，因为明王朝的理论还是浑浑沌沌。明王朝虽然提出过无为而治，其实明王朝社会根本不具备无为而治的社会条件，因为那时的人的道德品质根本就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博注：说明朝没有无为而治的条件，个人觉得从道德品质解释有些偏颇。）明王朝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明王朝形式上崇儒，但是整个明王朝的意识形态还是很乱的，就皇帝而言，有据可查的，有信儒的，有信佛的，有信道的，有信基督的，据说还有信穆斯林的，可能还有什么都不信的，是否还有受唯物主义影响的呢？不可而知。这说明，明王朝还不具备真正的内圣外王的条件。无为而治的社会，要求社会人的素质、道德水平非常高，人们不犯罪，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治理了，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博注：三代时期不也是无为而治吗？我觉得这个和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没有关系。）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象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他们、能够奴役他们的。如果整个人类都能凝聚成一个整体，没有人类无法战胜的困难，整个人类的生活还能不幸福吗？

中国人用的实力与道德上的感招而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的用的都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明代的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只是遭到了明王朝有力的反击，这些强盗不是被砍头，就被击溃。否则当时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中国如果搞得好，抛弃错误的哲学思想，在不远的将来（20——30年）即可赶到世界的最前例。那时中国不用武力，只需要文化与道德宣传，就可以统一整个人类世界。当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是需要军事实力的。

(博注：后两段说的有点。。) 做一个假设：中国明朝如果不灭亡，按正常的形式发展，不一定会走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模式。如对天下的兼并，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政策。而中国人很可能是道义上的宣传，在中国发达的基础上，让大家自愿的加入中国，接受中国式的文明。在生产模式上，即便是资本主义模式，也是比较温和的，不会象欧洲国家那样，对人那么残酷，那么缺少人性。还很可能走公有制，或一部分走向公有制可能。

残酷，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历代对少数民族都很优惠，如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都是这样的，其它朝代不可而知。汉民族和汉人王朝给他们传授文明，传授生产技术，在经济给于赠赐帮助，允许它们出入很多关隘（不允许汉民族）经商、放牧、打猎、开荒。可是当他们学得汉民族的先进生产劳动技术时，为什么总是对汉民族一次次的举起了屠刀呢？而且还有人不顾历史事实的说：“汉民族侵略虐待了少数民族”。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否需要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