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生活了多半辈子，户口和身份证都写着我在西安的居住处，我其实已经是西安人了。

尽管在西安生活了四十余年，但我仍然不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首先，我的西安话就不地道，哄哄外地人还可以，本地人一听就知你是外来户。前些日子在广州，问起我的西安话为什么不地道。我说，陕西话或西安话，和任何地方的方言一样，都有一个根，虽然我的陕西话不地道，但我都能分辨出来别人说的是关中哪儿的话。

正宗的西安话，是西大街的话，就是坊上的话。城南，特别是长安县的话，就与西安城里的话不一样。陕西关中以西安为界，分西府宝鸡和东府渭南，这两地的话也与西安话不一样。地道的陕西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出生或生活地，他的话有一个具体地方的根。而我的话，却是西安和陕西关中各处话的一个大杂绘，地道的西安人一听就知道你的话没根，不是正宗的西安人或老陕。

西安其实是个移民城市，解放时城市人口不足四十万，今天已经五百万。刚解放那年，西安市区仅在城墙里外带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外到四个稍门有点东西，其它都是农村。前年做文艺路项目，有人问我，文艺路靠城墙根原来有什么，我说，是农田。我到西安上的师大二附中在南郊，今天的85中，就是出了团中央书记陆昊的学校，虽然有很多单位盖了高楼和院墙，但单位和单位之间仍然都是麦田，俺中学的墙外就是麦子地。如今这五百万人，不可能只是那四十余万人，生了又生，这些人生不了多少人，大部分还是迁移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只有这些人一齐努力生，才可能达到这么多人。

上网查了下，关于西安移民的条目有288万条之多，但涉及西安移民的只有几条，最多的是当今办理国外移民机构的广告，其次是那年西安的高考移民案，再就是陕西这些年把山民移出的信息。那少的可怜的移民文章，有一条介绍了从古代到今天，移民和西安发展的关系，其中提到五十年代计划经济迁移来的东北人和上海人，还特别提到俺校——西安交通大学。再就有几条关于抗战时期的河南移民，其中有陕西文化投资集团投拍的电视连续剧《叶落长安》原作者小说中的原型，住在西安小东门的王玉兰。

二十世纪，西安应该有如下几次大移民。

第一次应该是民国18年的渭北大旱，逃荒来西安的陕西渭北的农民，计较起来，这些不是外省来的移民，算不得正宗。著名作家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开头就是精明的梁三老汉捡了个渭北逃荒来的婆姨，书上曾经描写，这女人虽然看起来因逃荒饥饿而憔悴，其实很年青，身材面容都好，只要过上正常日子，就能出落的不错，虽然带了一个孩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梁生宝，但不怕喂不熟。

第二次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其中有两大拨，一是从东部迁来的人，包括连战的家人。这些人基本上属于中上层社会，如同当年的重庆一样。另一拨就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叶落长安》中的王玉兰就属于这一群人，陕西当年著名的劳动模范赵梦桃也是，记得著名作家魏刚焰写赵梦桃的报告文学，开头就是梦桃坐在大人挑的担子里，跟在河南人的逃荒大军中。

这些河南人在西安除了住在小东门，还有一拨住在陇海线铁道的北面，西安称道北，也有很多河南人是随着陇海铁路通车而来的。过去西安人瞧不起这些河南人，称他们为河南担，意思是挑着担子来的，这一群绝对是最穷的人，后来道北一直是西安的贫民窟，如同北京的龙须沟。小东门那一带，即解放路，过去也被称为河南自治区。不过，那地方的官话不是西安话，而是河南话。

文革期间，道北的中学生打架非常有名，我们南郊的中学生武斗，都得请道北的学生支援。南郊那年头被称为文化区，高校、机关、科研院所和文化单位居多，男孩都是小白脸，打架根本不是个儿。那年头在西安只有说河南话，才有资格当小混混，我们都会一口模仿的伪河南话，以便和这些道北的中学生称兄道弟，成为哥们姐们。

第三次移民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一五、二五、三线建设，西安由一个破旧老城，一跃成为工业新城，从东北、上海、北京等地迁来大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工矿企业，支援来大批中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东郊的纺织城、西郊的电子城，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甚至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是长影支援的。当年长影支援时，把厂里的垃圾货都打发到西影，没想到，西安这个位于盛产小麦的关中的城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吃的都是白面，哪象东北，冷不说，那一嘴的高梁花子和没完没了的棒子面，绝对不能和西安相比，令这些被长影扫地出门的人大喜过望。

当年西北开发，陕西甘肃都成为工业基地，建了许多工厂，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国务院决定将工科的交通大学迁至西安，后来因为出了点什么事，没有迁完，如今成为西安、上海两个交大。至今老交大的人仍然在计较谁是正宗。虽然这个正宗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于实际境况完全无关，但确实有那么多的老交大，可能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我们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西北，没来的那些人反而发达起来。

当然，西安还有第四次大规模移民，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对西安起什么作用，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和抗日战争、计划经济不同，那时节的移民无论什么原因，都是被迫的，很难再回到故乡。

网上一文说，计划经济迁来的那些人，对西安重振汉唐之风起了作用，我觉得这话很可笑。那些从东北和上海迁来的，根本看不上西安这个老土帽，特别是从上海滩来的交大，洋气、派头，明着被西安土著视为资产阶级歪风，暗地里却在模仿追随。听说，交大人刚来西安时，发现西安的鸡极便宜，于是大量购买，满足他们的口胃，很快就把西安的鸡价抬了上去，引起西安土著的强烈不满。那年头的西安或陕西人，光吃辣子不吃菜，哪儿见过这些上海人。西安女人的装束都以西安交大为模本，尽管他们嘴上仍然对交大的上海鸭子呲之以鼻。

那年头，西安交通大学其实是和西安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性、文化、作派、穿戴，都不一样。交大校长彭康是五级干部，陕西最大的领导西北局的刘澜涛不过六级，地方上没人能管得了交大。文革前开始的省委整交大的凌雨轩先生其实包含着文化上的深层差异。文革中，其它高校为一派，唯交大为一派，分为西派东派，我一直认为肯定包含着文化上的深层冲突。

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该如何评价，是被陕西同化而守旧迟滞、四平八稳，还是独立于陕西文化之中继续引领时代的风尚和思潮呢？我不知道，还是由大家凭着自己的感受评说吧。

2011年10月15日，一个天高气爽、晴朗透沏的秋日，我在西安朱雀门外拍城墙时，遇见一位年高84岁的坊上伊斯兰老汉刘凤安，他说他自多少代以上就是西安人。我问他，那追溯上去，到底是多少代呢？他说，他们是从唐朝就居住在西安，很可能西安的伊斯兰兄弟，其实就是唐长安时西边波斯来做生意和做官的人的后裔。如是说，这个城市的人说来都是移民。

几年前，我在坊上的米家，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名店吃羊肉泡，听对面坐着的一位老汉的口音是山东人，就和他攀谈起来，没想到竟然引起老汉的伤感，叹了口气，说：“回不去家乡啦，老伴已经葬在咸阳垣上啦，我也只能等着老死他乡，也埋在咸阳垣上，陪着老伴吧。我在西安唯一的本家，一位堂弟，他家也是计划经济从东北迁来的，文革中才遇见，前几年回老家，把他父母的骨灰带回俺们的王家岛安葬。”

这老汉的伤感使我想起一件往事。我家刚来西安那年一个深秋的周未，来了一位送煤的老汉，其实可能也就五十岁，无意中露出一口东北话，老爸问他，为什么来到陕西，才知原来是一位东北军的老兵。老爸见他是老乡，就给了他两盒大前门，只见那老兵扑的一下跪了下来，双手拉住老爸的手，老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喃喃地说：“三十年啦，可见到家乡的人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今天还有谁知道，西安到底流落了多少东北军的老兵，流落了多少当年迁入西安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如今他们都在哪里，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在哪里？

我正在拍一个西安的纪录片，就是西安的移民，这几拨这几代，这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平静地生活在西安城里，老年人还留着家乡的口音，后代则操着一口标准或不标准的西安话，吃着羊肉泡、馍夹肉、凉皮、葫卢头，一代一代就这样缓缓地，经意或不经意，融入这个古老的新兴城市。

http://www.cssm.org.cn/html/index_gyzzh.html

全球十六条战略要道：

在全球16条海上咽喉要道中，大西洋有7条：加勒比海和北美的航道、佛罗里达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地中海有两条：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印度洋有两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

位于挪威与丹麦之间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和位于瑞典与丹麦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是波罗的海通往北海和大西洋的门户，也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出入大西洋的惟一通道。一旦控制了这两个海峡，也就等于掐住了俄波罗的海舰队的命脉，迫使其成为一支内海防御型舰队。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包括丹麦海峡和冰岛与英伦三岛之间的水道，是俄罗斯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舰队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地。美军在它附近建有多个大型海、空军基地，战时可以有效地封锁俄北方舰队，使其很难进入大西洋。

巴拿马运河位于南北美洲最窄处，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由此通行比经由麦哲伦海峡的航线缩短了5000—14000公里。对美国而言，巴拿马运河极大地便利了美国海军的调动。不过，该运河只能通过4万吨级以下的船只，美国现役航空母舰吨位都超过此限，因此无法通过。

直布罗陀海峡是地中海进出大西洋的惟一通道。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直布罗陀海峡成为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太平洋的捷径，被称为“西方的生命线”。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是美国地中海舰队的根据地。美军可利用它随时控制和封锁直布罗陀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的出口，也是西方国家的石油“大动脉”。在波斯语中，“霍尔木兹”意为“光明之神”。一旦它被封锁或受到影响，西方世界将陷入黑暗之中。为此，美国不惜多次在此用兵，并在波斯湾的巴林基地部署了大量海军舰只。

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好望角航线对美军也是意义重大。苏伊士运河贯通大西洋和印度洋，承担着往来于欧亚两洲80%的海运任务，并且其水深可保证美国航母通行。曼德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西部与东非岬角之间，是连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失去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苏伊士运河的作用也就降低了90%。好望角是众多超级巨轮的必经之地。尤其是一旦苏伊士运河关闭，好望角航线对美国来说将是不可或缺的。

西太平洋五大咽喉

在美国意图控制的全球16条海上咽喉要道中，亚洲占了5条。其中3条在东南亚，1条在东北亚，1条在太平洋东北海域。它们分别是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和太平洋上通过阿拉斯加湾的北航线。

8.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一条狭长水道，为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海运通道，号称“东方直布罗陀”。它西宽东窄，多岛礁、浅滩，战时极易被封锁。海峡的东南出口处就是新加坡，可直接控制该海峡。

9. 巽他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平均水深远超过马六甲海峡，适于大型舰船、潜艇通过。目前，美军对巽他海峡的使用日益增多，第七舰队将它作为往来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航道。望加锡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之间，是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重要战略要道，平均水深达900多米，是美国核潜艇往来的常用航路。

10. 朝鲜海峡位于朝鲜半岛与日本本洲岛之间，是从日本海进出太平洋的要道之一(其余为对马海峡、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朝鲜海峡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最宽、也是最重要的通道。宗谷海峡水浅峡窄，每年12月和次年4月还会封冻；津轻海峡位于日本北海道与本洲之间，易受制于人。因此，朝鲜海峡对于俄罗斯海军意义重大。美军在战时若能完全控制朝鲜海峡，就可把俄太平洋舰队困在日本海，使其无法进入太平洋。

六个美军基地虎视眈眈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说：“谁统治了东北亚，谁就掌握了西太平洋，谁就掌握了亚洲的命运。”美军在东北亚存在的基石是日本。美国在日本有着众多的重要海、空军基地，其中最重要的是横须贺、佐世保和冲绳。

横须贺号称“东洋第一军港”，是旧日本海军的基地，也是美海军最大的海外基地和惟一的海外航母母港。驻扎在这里的“小鹰”号是美军惟一以海外基地为母港的航母。对美国第七舰队来说，横须贺基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海军修理厂能修理各种舰艇，包括航母。由于日本造船业技术水平高超，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航母的在航率。横须贺作为航母基地，条件得天独厚，附近有厚木机场可供使用。横须贺海军基地是美军控制东北亚最强有力的支撑点。没有日本作为基地，美军防线将退到夏威夷。

位于朝鲜海峡南口东部、日本九洲的佐世保港，也是美国第七舰队的重要海军基地。1905年，日军在对马海峡全歼俄海军舰队，动用就是驻扎在佐世保基地的“联合舰队”。佐世保可谓朝鲜海峡的门户，扼朝鲜海峡，水深港阔，地势险要，是美军控制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基地。美军认为，佐世保比横须贺更加接近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战时可以控制俄海军通往金兰湾的航线。因此，美军不断强化在此地的军力。佐世保和横须贺分别位于日本东、西海岸，互为犄角，是控制朝鲜海峡的“钥匙”，一旦有战事发生，这两个基地将构成美军的第一条战线。

对于马六甲、巽他和望加锡海峡，美国过去最重要的控制能力来自苏比克和关岛基地。

关岛地处美国—印度洋航线和日澳航线的交叉点，其阿普拉港可驻泊大型舰队，安德森空军基地可以起降B—2和B—52远程战略轰炸机。驻关岛美军飞机可飞往西太平洋的任何地点执行任务。关岛因此被美国称为太平洋“海上长城”的心脏。而菲律宾的苏比克则是从南中国海通往印度洋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据点。美军认为，在关岛和苏比克两个基地投入最小兵力即可保证美国的利益。

1992年2月，美军苏比克海军基地租期已满，美军正式撤出菲律宾。但美军指出，在西太平洋地区，苏比克基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而，美国积极寻求新的“替代品”。1991年10月，美国与马来西亚就租用卢木海军基地达成协议。1992年，美海军将从苏比克撤出的第七舰队后勤供应司令部迁至新加坡。原美军苏比克基地的职能将分别由关岛和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担当。新加坡港是大型国际化港口，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其樟宜海军基地的规模虽不如苏比克基地，但港内军事设施十分完备，船坞可以修理航母，也便于舰队补给，加之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成了美军新基地的首选目标。对于美军强化对东南亚重要航道的控制来说，新加坡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转载自：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20/16792.shtml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这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争斗)岳飞的荒诞故事。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项羽。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人生警句。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成就了较好的成绩。

当我走向社会，多少年后才知道，我碰到头破血流的，就是这种不知事的人生哲学。我大学没入了团，当兵多年没入了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当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年。想起蹉跎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放、妥协、灰度呢？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我看过云南的盘山道，那么艰险，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确定路线，怎么修筑的，为筑路人的智慧与辛苦佩服；我看过薄薄的丝绸衣服，以及为上面栩栩如生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而折服，织女们怎么这么巧夺天工？天啊！不仅万里长城、河边的纤夫、奔驰的高铁……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在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尺度。而我进入不惑之年时，人类已进入电脑时代，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我突然发觉自己本来是优秀的中国青年，所谓的专家，竟然越来越无知。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学习，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的，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我转而去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从事组织建设成了我后来的追求，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难题。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卅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更谈不上如何去管财务的了，我根本就不懂财务，这与我后来没有处理好与财务的关系，他们被提拔少，责任在我。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今天的接班人们，个个都是人中精英，他们还会不会像我那么愚钝，继续放权，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呢？他们担任的事业更大，责任更重，会不会被事务压昏了，没时间听下面唠叨了呢……。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

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人大的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了呢？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必要的制度来支撑这个文化，这时，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在2003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但我乐观……。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的运行，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大量地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权力的“官”，不可能有产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质，左了改，右了又改过来，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这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这段时间孙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大约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结构时，认为我们还没有中枢机构，不可思议。而且高层只是空任命，也不运作，提出来要建立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我不愿做EMT的主席，就开始了轮值主席制度，由八位领导轮流执政，每人半年，经过两个循环，演变到今年的轮值CEO制度。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轮值的好处是，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的职责，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大大地锻炼了他们。同时，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BG、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CEO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廿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我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因为我的性格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胆地开放输出。那些人中精英，在时代的大潮中，更会被众人团结合作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顶的。

作为轮值CEO，他们不再是只关注内部的建设与运作，同时，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运作，趋利避害。我们伸出头去，看见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风暴与骄阳，和煦的春光与万丈深渊……并存着。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仍要大胆拥抱未来。面对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缩，我们不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去改革。要改革，更要开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对队伍的影响，也不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只要我们能不断地激活队伍，我们就有希望。历史的灾难经常是周而复始的，人们的贪婪，从未因灾难改进过，过高的杠杆比，推动经济的泡沫化，总会破灭。我们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投机总会要还账的。经济越来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爆炸，货币急剧贬值，外部社会动荡，我们会独善其身吗？我们有能力挽救自己吗？我们行驶的航船，员工会像韩国人卖掉金首饰救国家一样，给我们集资买油吗？历史没有终结，繁荣会永恒吗？我们既要有信心，也不要盲目相信未来，历史的灾难，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过太平洋，流过印度洋，……不回头。

统治就是选择。

这是17、18世纪法国外交官留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名言。在他们看来，在一个混乱无序的国际社会里，选择重点相当不易。各国的统治者们——即使他们看似强大且处于优势地位——常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因此，及早考虑自己能够承受多大的重担，或许是更为聪明的做法。一位即将上任的亲王，或者一位议会制政府的新任首脑，或许会得到这样的建议：不宜一边全力追击国外恶势力，一边又在国内实施太多改革计划。决定取消——或者至少显著淡化——自己继承的某项政策，其实可能起到强化领导力的作用，因为它为推行其它雄心勃勃的计划留出了空间和精力。选择你的战斗和战场吧。

战线不宜太长

换句话说，不宜把战线铺得太开。在奥巴马任期的第一年，我常想到这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审慎原则。奥巴马难道真的认为，他可以在医疗、教育、气候变化、国家财政和税收领域推行重大改革，同时赢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如果由于华盛顿分散精力，导致了一无所长、各方面都很薄弱——或者大打折扣，或者目标仅实现了一半，甚或遭到失败——的惨淡结局，那该如何是好呢？

全面铺开战线可能导致一事无成，除了这个令人不快的笼统想法之外，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向阿富汗大举增兵，还应当引起一种更为具体的担忧。奥巴马政府感到必须采取更多军事行动，以稳住岌岌可危的阿富汗政府，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al-Qaeda)，这是有很多好的军事、道义和战略理由的。很明显，奥巴马就增兵政策听取了广泛意见，并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决定给予了长时间的运筹帷幄。但即使是那样一个令人侧目的聪明人，也没有进一步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一个只要在军事史和大战略方面受过训练的人会自动想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是否存在强国——即使它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不该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存在由于地形险恶使占领毫无可能，或者为这样一项危险任务投入太多兵力将削弱在其它地区的行动，因而不值得去打的战役？世界头号强国必须保卫每一条边界，并且处处显出其强大吗？难道不存在限度吗？

关乎民族血脉的不得不打的战争？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样本：一些较为务实的强国曾在某些场合承认，它们清楚自己的能力限度，而那些顽固不化且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国家则一直声称“永不放弃”。如果邪恶的敌人正在朝你逼近，并且打算杀戮或囚禁你的全部国民，那么采取“永不放弃”的立场是有道理的。苏联在1941年惨遭入侵之后，不得不与纳粹德国展开全面战争，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但如果一切是关于打一场海外战争的承诺，那就比较微妙了。这场战争真的值得去打吗？

在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及其继任者在位期间，西班牙花了长达80年的时间去镇压荷兰与西兰两地的新教叛军，尽管事实是，斯海尔德河下游的水路，令西班牙很难取得陆战的胜利。英国人之所以放弃了试图控制美国的努力，是因为到了1781年至1783年间，由于两国相隔之遥以及哈德逊山谷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地形特点，大英帝国已经不可能再维持对该地区的控制，至少以伦敦方面（当时它正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交战）愿意付出的代价来说是如此。在接连发起三次阿富汗战争之后，英国放弃了试图控制那片险恶地带的所有努力。强大的日本皇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试图征服中国的努力，由于距离、气候和后勤原因而终告失败。过去几百年来中国自己发起的旨在惩罚越南的努力，同样屡遭失败。打仗这件事有时不值得去做，有时甚至不可能做成。

知道进退的罗马帝国

富有智慧且长期屹立不倒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能力限度，并且很少超越这一限度。在手下三个军团全部丧生于德国密林之中后，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决定沿莱茵河以西划出一条边界线。同样，他们把多瑙河作为抵御达契亚部落的屏障，把广阔的匈牙利平原让给了那些多毛的野蛮人。威尔士缺乏吸引力，苏格兰又无利可图，因此罗马军团很少进驻这两个地区。北非沿海平原资源丰富，但南部的撒哈拉沙漠构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巴勒斯坦以东的形势靠不住，而波斯帝国太过庞大，不适合对它发动战争，除非像亚历山大那样，把手下所有的军团统统派到幼发拉底河和阿姆河流域，但聪明的罗马人不至于那么做。于是，罗马帝国影响力的所及范围，由罗马人自己限定了下来。为了保持总体实力，他们总能排除感情因素，务实地决定哪些地区值得战斗下去，哪些地区应该知难而退。这一点，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罗马帝国得以存续500年之久。

上述粗略的历史回顾，对今天的头号强国有何启示呢？嗯，或许根本谈不上有何启示。或许，旨在控制阿富汗的斗争，真的像斯大林格勒、瓜达康纳尔岛和阿拉曼战役一样至关重要。赢得这场战役非常必要，因此情况与罗马人当年不（怎么）入侵苏格兰并无可比之处。或许，正如美国的新保守派和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作者所主张的那样，当今以暴力、非对称和跨越国界为特征的恐怖主义威胁决定了，你必须在全球范围展开行动，把他们的势力统统连根拔除。像罗马人那样以莱茵河、多瑙河沿岸或哈德良长城为边界，已经不够了，因为今天的恐怖分子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过去所说的那样，“不能摇摆不定”。

“美国人有手表，但我们有时间”

即便我们接受这一主张，即打击恐怖主义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努力，我们仍有理由对于在一个西方失去大部分军事技术优势的地区作战表示怀疑。看一看赫拉特西部崎岖地形的照片，或者读一读外国军队之前多次入侵阿富汗的记录，你就会清楚地发现，丛林、沼泽和高山等自然障碍，如何使作战变成对双方机会均等的厮杀。我猜（这当然是局外人的观点），冬季山地作战，将把这场战争转变为士兵与士兵之间的苦斗。当直升机无法穿越暴风雪，悍马军车在15英尺厚的雪堆中无法动弹时，将会出现一种均衡效应。美国、英国和其它同盟军队对这点再清楚不过了。这不是军队士气的问题，而是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是与一个选择何时勇敢战斗、何时溜走的狡猾敌人作战的问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下级军官最近告诉我一个阿富汗最新的尖酸笑话：“美国人有手表，但我们有时间。”这种想法令人毛骨悚然。

在世界和奥巴马政府进入2010年之际，对阿富汗战争的棘手之处表示担忧，并非愚蠢或杞人忧天。

在世界其它地区，一部分全球指标不像一年前那么可怕。全球经济停止了下滑，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经济正良好复苏。哥本哈根气候协议也许令人失望，但它推动各国政府向着正确方向稍微迈进了一步。银行体系已得到救援，尽管纳税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在美洲地区，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继续着他的反美姿态，但这些姿态看上去越来越没有效果。东亚看上去相对稳定（尽管人们可能不应大声这样说）。因此对于美国将大量注意力投向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四个复杂国家，目前有很多理由给予辩护。

然而，那个纠缠不休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海拔高、积雪覆盖的普什图尼斯坦作战，是一个可行的战略吗？奥巴马政府会像历史上许多其它政府那样，发现自己正寻求一种不可实现的胜利，或者至少不能被视为胜利呢？奥巴马总统手下那些具备天赋的演讲稿撰写人，是否已在考虑明年11月中期选举期间使用的替代稿件呢？到那时，大雪将覆盖兴都库什山。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考虑，那么他们应该这么做。

本文作者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
译者/何黎
转载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515?page=1

作者曾是李德哈特的助手，一位知名的战略史学家，《大国的兴衰》的作者。

转载自：http://www.nfcmag.com/articles/3255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发起针对的是宗教压制自由思想和自由批评，1780年代的德国，门德尔松和康德先后回答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的论文针对宗教和检查制度，强调理性的公共使用应当不受限制，力求把思想从神学和教会的监查下解放出来，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自由”。而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以针对儒家的道德传统为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君主专制之外，强烈批判中国儒家的道德传统，突出的是“道德上的自由”。中国启蒙运动对道德权威的破坏，使人们不再珍惜传统，忽视了社会价值体系、道德风俗和社会凝聚力对共同体的作用，这使得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被推崇为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儒家道德体系在中国近代启蒙中却被视为封建礼教，儒学由欧洲启蒙的助缘变而为启蒙的对象。今天，要重建中国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体系，重新认识儒学的道德传统，需要对一元化的启蒙思维作出检讨。

启蒙反思，首要的是对启蒙运动那种全盘反传统的观念加以反思，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百年以来的中国，启蒙价值很多并没有实现。就价值本身来讲，启蒙价值中涵有我们今天应该承认的普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反思并不意味着对启蒙价值的全面否定。合理的看法应当是，启蒙价值只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面，它缺了很重要的另一面，而启蒙反思就是要把另一面彰显出来，挺立起来，与启蒙价值进行合理的良性互动。
启蒙主义讲理性、人权、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重要价值，但是讲个人也要讲群体，讲权利也要讲责任，讲理性也要讲人情，讲自由也要讲社会约束，讲民主也要讲集中决策。这两个系列不是一个要代替一个，而是寻求两个系列的平衡。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没有这种平衡，压倒性的都是启蒙价值。今天我们要合理地安排两个方面的关系，以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今年国家博物馆北门的孔子塑像在矗立百日之后被撤移，典型地体现出启蒙思维的偏差所带来的反传统心态的影响，这种影响结合了老的文革思维和新的愤青心态，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文化秩序。这种心态认为，在现代的中国，革命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可以完全抛弃传统价值，全然不顾当代中国重建道德秩序的需要，把传统和现代断然对立。这一事件充分显示出，在一个革命斗争传统曾长久流行、而正在转向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国家，启蒙反思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这是2011年9月9日我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中德启蒙对话论坛的发言）
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3de9901010kaz.html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一同出席。

解放军战略规划部是主管军队建设发展规划的职能部门，隶属总参谋部，其主要职能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组织拟制军队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和改革方案、提出军队战略资源总体配置和宏观调控建议、协调解决跨总部跨领域有关问题、检查评估军队建设规划计划落实情况等。

郭伯雄指出，胡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战略管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系统阐明了加强战略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方法途径和基本要求，为战略规划工作提供了根本依据和科学指南。组建解放军战略规划部，是落实胡主席重要指示的实际举措，对于强化军委战略管理功能，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质量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充分认清战略管理在军队建设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充分认清解放军战略规划部的职责任务，以对党、对国家、对军队建设和打赢未来战争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高标准地做好战略规划工作，为战略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郭伯雄强调，要大力加强解放军战略规划部的全面建设，为有效履行职责打牢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决策指示。要建立顺畅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加强学习，锐意进取，大胆工作，努力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以自身建设的全面过硬确保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要充分发挥军队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为军委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陈炳德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决贯彻胡主席和军委决策意图，始终保持战略规划工作的正确方向；要科学把握职能定位，推动战略规划工作在高起点上有序展开；要大力发扬改革创新精神，确保战略规划部工作和建设开好头、起好步，努力谱写战略规划工作的新篇章。

转载自：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11/22/c_111187194.htm

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气候变化在过去的社会发展和演化变迁中的作用;二是预测气候变化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于文明的兴衰、朝代的更替很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通过对古气候资料和历史记录的分析，香港大学的章典教授等发现：在气候寒冷时期，全球战争次数是温暖时期的两倍。另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及地区，寒冷时期的战争比例都比较高。对中国来说，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发生的战争、大范围动乱和朝代更替大都对应着特别漫长的寒冷时期。同样，针对欧洲地区的研究也发现，1550年到1850年的“小冰期”与欧洲历史上发生过的猎巫事件甚至法国大革命之间都有着紧密的关系。

事实上，气候变化与社会演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并非难以理解。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气温、降水的强度和分布等都会相应地改变。这些变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造成饮用水及食物的短缺。变化发生后，就很可能会引起针对饮用水、粮食等生活必须物品的争夺。再者，伴随气候变化出现的洪水、干旱、风暴和热浪等灾害天气，也会给很多地区和国家带来很多不稳定的因子除此之外，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居民迁移，也会使大范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比如，在解释中国过去朝代更替与寒冷相关的现象时，章典等就将其归结于寒冷时期植物生长期缩短所导致的农产品产量减少，粮食少了，再加上振臂一呼的“英雄们”，社会动乱甚至战争出现的几率就大大升高了。当然，社会演化变迁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受多个因子影响的，除了气候变化之外，政治、经济和宗教等都是重要的因子。也正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个影响因子的存在，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气候变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主导作用。

与以往探讨社会变迁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最近《自然》杂志上的这项工作，主要探讨的是过去几十年间厄尔尼诺现象与社会冲突的关系。厄尔尼诺现象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上周期为2-7年的气候震荡现象，其主要影响区域是热带及环太平洋国家。此外，通过大气环流等过程，它也能影响到全球的其他区域。这项研究表明，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周期性轮回，受到影响的热带地区其内战爆发的几率会翻番。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大概有20%的战争和冲突可以归结于厄尔尼诺现象。其实早在200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rshall Burke等人就发现1981年到2002年间，在温度升高的年份，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内战的次数就会上升。他们甚至还给出了将来冲突可能发生区域的分布图。不过因为统计方法的问题，后者的结果也一直存在争议。

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不单单发生在过去，今天的世界也正在经历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很可能是由于印度洋升温影响季风活动，导致苏丹地区降水大幅度下降，从而引发的粮食和水资源短缺所致。另外，也有学者认为，2010年俄罗斯干旱导致的粮食减产正是最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

在当下，气候变化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正在经历急剧的全球变暖，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非常关心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按照科学家的预测，全球变暖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如海平面升高、全球水循环变化、极端天气增加等。海平面的升高可能会导致人口的大范围迁移;水循环的变化可能导致水资源及粮食的短缺;极端天气的增加会增加洪水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发生的几率。这些变化导致的巨大的生态压力，将大大增加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不稳定性。再者，考虑到国家经济及科技实力，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正是那些已经不稳定的区域，随着全球变暖的进一步加剧，这些区域社会冲突增加的可能性会大大上升。也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国防部和联合国等都出台了相关文件，将全球变暖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国家与区域安全的高度。

总的来说，虽然气候变化是不是社会演变的最主要推动力仍有争议，但其作为影响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因子之一是毋庸置疑的。相对于其他因子，如政治、经济、宗教等，气候变化可能是最有科学根据以及明确解决方案的因子了。考虑到其对社会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为了避免更多的国内及国际冲突，国际社会应当一同努力缓解，进而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

来源：科学松鼠会

“如履薄冰，只争朝夕”也是我入职时的期愿。

在2009年年末，日本航空破产了，稻盛和夫受到日本政府的邀请，参与日航的重建。虽然稻盛在这之前已经非常成功地创造了两家企业，一家是京瓷，一家是KDDI；但是因为稻盛对航空行业没有任何经验，一开始他也曾经拒绝了日本政府好几次。后来，在日本政府的不断邀请下，稻盛最后还是接手了日航这个“烂摊子”。

对于稻盛来说，虽然没有航空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但是他有工作的热情。但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发挥自己的热情呢？其实稻盛当时也不太清楚，他只是很清楚地知道，他所拥有的是他的高尚人格理念，或者说是工作的一种思维方式。

稻盛进入日航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员工、干部们一起开会，希望大家能够逐步地改变自己的工作理念和人格。稻盛说：“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非常高尚的、美好的人格。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东西：如果不拼命努力树立高尚的人格理念，公司的经营是不会好起来的。”

当时日航有5万员工，有一部分人稻盛不得不解雇他们；后来剩下来了3万多人，为了要雇佣这3万多人，他不得不带领日航创造利润而且必须要创造利润。在这个时候，稻盛就拼命跟大家说高尚人格理念的重要性。

其实一家破产公司的重建，战略战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稻盛的人格理念想法有一些反感。因为大家都觉得，稻盛讲的道理基本上都是很显浅的、从小时候开始父母就教的，这些“大道理”大家都懂，战略战术才是破产重建的关键。但是稻盛并没有因为员工们对“树立高尚人格”理念的蔑视而放弃。

对于稻盛来说，比起企业战略战术、员工个人能力来说，“树立高尚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记忆力非常好的人。这些人的成绩也非常好。但是有一些小孩子的记忆力不好，相应地成绩也不是很好。智商是天生的，但是热情是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所控制的。只要拼命热情地努力，能力就一定会提高。

然而，工作热情跟高尚人格理念的确是很有关系。稻盛最早学到的是中国的孔孟之道，包括《论语》他也学习了。这些伟人、先贤就是以这样高尚的人格理念在生活着。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当中，有人也会认为这些古老的优秀的东西没有用，但是稻盛认为完全不是这样，他认为正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的时代，先贤所教授给我们的这些高尚人格理念才是更重要的。也正是中国古代的先贤造就了现在的稻盛，为稻盛的工作热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稻盛坚持不断地对员工们重复他的想法，“作为一个人，什么才是最重要、最正确的东西，大家是不是忘记了？”再比如说“在企业内部，节约必须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而且不只是干部来做这些事情，而是由末端一线员工来做；而且必须有创意地、拼命地、努力地做”。 稻盛认为，“要重视自己要有高尚的人格，而且要把高尚的人格和员工一起分享。”后来员工们都慢慢接受了稻盛的理念，重新回到了企业经营的原点。其实稻盛做的只是改变日航员工们的人格理念，后来破产的日航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所有航空公司当中最高利润1880亿元。

后来，稻盛也用“高尚人格理念”这一标准去选择京瓷公司董事长的继任人。京瓷是一个技术公司，所以继任者必须要找懂得技术、拼命努力、能够有创造发明的人。但是稻盛在这之外更重视的是继任者的人格。在具有技术、能力的同时，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他选择了人格理念最高尚的人，他就是现在京瓷的董事长伊藤谦介。

在稻盛大学毕业后进入企业的时候，伊藤刚刚高中毕业，成为了稻盛的助手。他跟稻盛每天都在一起，从早到晚拼命努力地工作。后来稻盛创建了京瓷，伊藤也参与了稻盛的创业。虽然在京瓷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进入了公司，但是稻盛始终认为领导人首先要具有优秀的人格，而且伊藤的工作能力也非常优秀，所以继任人非伊藤莫属。后来稻盛在KDDI继任者的选拔中也采取同样的方针。

转载自：http://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8/0001/0032/0001.htm

一、李氏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其立论要旨，是对世界列强争霸的国际战争之战略，而并非為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吾人研究此书，应对此点特加了解，乃不致其对我今后反攻復国的革命战争的战略或战术思想，导致谬误。但该书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其间实有很多足以适应於我今日国内的敌我情势者，并非不可採用。尤其是他的八大原理，在我反攻战术上，更可应用，当无貽误。故吾人在反攻復国的革命战争中，对此间接路线战略思想，自可随时应用，但决不能一概而论，认此思想為金科玉律而盲目崇拜之。须知俄共战争思想，本已依循此间接路线手段，以為其无形侵略世界阴谋之法宝，竟使其敌方无从捉摸，亦无法打破其阴谋。故吾人只要準备有素，亦可寻求适当时机，运用其相反的战略，即以直接路线的战略，使之不能不与我直接战争，以打破其阴谋，并暴露其内在之各种弱点，因為此种间接路线战略，运用於国际上国力相等或其国力相差无几之两方，乃最為可能。若用之於国力强弱悬殊，而又孤立无援之弱者一方（例如上次中日战争前之两国形势），除非如越王勾践之对吴王夫差，运用其特殊的而且是长期的间接路线，否则不易生效。故弱者对强者之侵略压迫，无法避战，而不得不出於直接应战时，则只有在战争之中，运用间接路线之原则，与之持久週旋，但不能作孤注一掷的积极会战，〔第239页〕就是在战争进行之中，不断寻求其强敌之弱点，务使其心理与物理失却均衡，而导向於我战略形势有利时，再加以最后一击之积极会战，此当為间接路线战略思想的真实意义。

二、其次，间接路线战略思想与会战思想的关係，应有切实认识，此亦為研究本书的中心问题所在。大家不可认為李氏的间接路线是绝对遗弃会战的战略思想，亦不可认為李氏思想為非战论者。须知李氏所说：「战略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要寻求会战，而是要寻求有利的战略情势，如果这种情势，还不足以產生决定性的结果，然后再继之以实行会战，则必然可以获致预定的结果。」此其所谓「实行会战」和「寻求有利的战略情势」自然是指有利於会战的战略行动，而非指其「大战略」一般情势而言。可知李氏间接路线战略思想，其所要寻求有利的战略情势，亦无非指其寻求有利的最后会战行动而言。此则已无异承认「会战」乃為其產生决定性的结果之惟一手段。不过，他强调会战行动，要在用尽其他一切手段，不得已而出之於会战的最后之一途而已。此其意如為虽不经会战，而亦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结果，亦如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者」的一样原理的话，则尚待研究。应知孙子这一原理，仅為心理上心战所產生的意识形态，而并非谓不须会战即可获得最后胜利之果实也。除非敌方由此意识形态所產生的结果，其失败心理高涨，战斗意志已根本动摇，乃不能不自动缴械，或无条件投降，完全对你屈服，否则仍非经过会战不可。故此种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认為「决定性的结果」，乃是抽象的且是臆断的结果，而决非如战争本身会战以后，最后胜利所获得的具体而彻底的决定性的结果。故此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只能说其将在会战中可以增加敌人失败的因素，与减少我军损害的程度，并能较易取胜而已，并不能认〔第240页〕此即在战争本身上，已经获得了具体胜利的决定性结果，否则如认此种意识形态即為具体的胜利，而不必再要寻求会战或以為不必再作充分的会战準备，亦如在会战的初期胜利，当敌人退却时，就要鬆懈间歇，而不作积极的追击或彻底歼灭的行动，这样，正在这最后五分鐘成败决定的关头，就要放纵敌人任其乘机喘息，此无异坐待敌人反噬，自取灭亡。此种战例，不必远徵往史，就在我国民革命军本身三十餘年来，对南北军阀与共匪的歷次战役中，只要其表示投降归诚，乃即从事收编，而不再寻求会战予以彻底解决，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招致大陆沦陷的空前浩劫。这种实际教训，乃已足為吾人警惕而有餘了。所以我认為无论在任何对内对外战争中，这种消极的惰性的不寻求会战的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不仅无法获得决定性最后胜利的结果，而且只有招致其决定性的最后失败的结果而已。

吾人应知战争成败的决定，只有在战争的会战本身中所获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才是真正决定性的胜利结果。即使政治、经济、外交等总体战有关的各种力量，亦只能增强其战争本身胜利的因素，而不能替代会战的最后胜利所得的决定性结果。盖既名之為战争，未有不经会战决胜，而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之理。当然在歷史上间或亦有与此相反的战例，但这只可作為战争的例外，而不能作為战争原则的定例。即使如前所述勾践对夫差的间接路线，最后亦须待其伐吴的直接军事会战行动，而后方能產生决定性的沼吴结果耳。李氏既以歷代战史证明其间接路线為较胜於直接路线者，所惜其不曾将战史中，未经会战亦可產生决定性的结果，举例证明，此实為本书之最大弱点所在，亦為李氏过於偏重理想，而忽视战争实质所致之结论乎。故余对间接路线与会战思想之关係，认為间接路线的一切作為，是為寻求最后〔第241页〕会战有利的战略行动。因之间接路线，实不过是其会战致胜之必经路线。但决定性的结果，仍须由会战行动而后得之，乃可说间接路线為会战之必需手段，而会战决胜，乃為间接路线之最后目的，此或於李氏所说战略目标，并不在寻求会战，而是在寻求有利的战略形势之说，似有差别。然穷究其极，彼在第一步既要寻求有利的战略形势，则再进一步，自然是寻求会战决胜為其目标；否则，彼所要寻求之有利的战略形势，究竟為何？故吾人更应知道，实行间接路线，是為了最后之会战，而会战行动的决定，必须於寻求间接路线有利战略情势中得之。否则，若专為间接路线，而不寻求会战以產生其决定性的结果，则其间接路线思想，乃成為玄学与幻想，此当非李氏著作之本意。故此书对於我们今后反攻復国战争中之应用程度如何？余以為亦可本於「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之原则，另增「七分心理，三分物理」和「七分间接路线，三分会战行动」，以寻求之。

因之，我们就可认识战争的本质（内容）是存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无形的——心理的、谋略的，亦就是间接路线，可说这无形的因素是阴性的。第二、是有形的——物理的、暴力的，亦就是会战行动，可说这有形的因素是阳性的。所以无论任何战争，都不能脱离这有形与无形的两个因素，亦就是对於这间接路线与会战行动的两个因素，不能偏废，必须并存不悖与相辅相成才行。只是对於这两个因素应用的成分，因时因地有所差别而已。否则，对於战争本质，认為只有一个单独的因素，即如李氏学说认為战争，只要运用间接路线，就可获得决定性的结果，而不承认会战行动的因素存在及其必要性，那真是违反了战争的本质，就不能成為战争的健全思想，自亦不能成立其正确的理论，而其所倡导的学说，〔第242页〕亦就很有问题了。然余不认為李氏战争思想完全扬弃了会战行动，亦不认他為非战论者，不过其对间接路线过於偏重，很易令人误解其為一个纯间接路线者与非战论者而已。

三、至於本书的战术战略与大战略之理论与解说，并非研究之中心课题，而其书中所强调「先颠覆后扩张」和「机动」与「奇袭」為作战的主要行动，以及其「必先使敌人在心理上与物理上皆丧失其平衡」，尤其是李氏所倡导的八大原理的战术思想等至理名言，皆為任何战争行动所应遵守毋忽者。务望我全体将领对本书慎重研究，特别是高级将领对研究本书时，更要认识此间接路线思想的一切作為，实為其会战行动之基础，并将此一切作為，都集中於最后会战準备之完成，则更可以获致预定必然之结果。故在研究间接路线战略思想时，始终毋忘其会战行动之重要性，则对本书之研究，必於我反攻復国战争大有裨益也。

但一切又回复如初。

我大抵没有太多的理想，

满足于做个真实的自己。

战略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自古有之，其演变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和逐步丰富的漫长过程。但把战略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构，在我国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目前还鲜有相关的论著。

关于战略哲学的内涵，国内外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战略哲学是“哲学在战略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关于战略领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于战略问题和战略理论的哲学观”；是“研究战略实践活动的内在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等等，生动地说明了人们对战略哲学认识的发展变化。

具体讲，战略哲学是一门研究战略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的综合性的基础理论学科，是关于战略观和战略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这一界定表达了以下几个层面的思想：其一，战略哲学是人们关于战略活动的根本看法和观点，集中表现在战略观及其战略方法论上；其二，战略哲学是针对整个战略领域而言的，它所要揭示的基本内容，仅仅是关于战略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而不是具体战略领域的所有方面；其三，战略哲学是包括战略本质论、战略价值论、战略系统论、战略创新论、战略过程论、战略预见论、战略方法论等在内的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战略哲学的性质既与理论哲学不能完全等同，又与战略学有明显的差别，它属于哲学和战略科学之间具有交叉性、中介性和边缘性的应用哲学学科。

首先，战略哲学属于应用哲学学科。在战略研究和战略实践活动中，通过哲学理论的指导，揭示战略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及其一般价值，为深入研究战略问题提供哲学方法论，因而战略哲学是一般的哲学原理在战略领域的延伸与展现。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是贯穿战略哲学研究全过程的灵魂与核心。

其次，战略哲学具有交叉性、中介性和边缘性。战略哲学是一般哲学理论与战略活动的有机结合，因而，战略哲学的研究包含着科学性、实证性和实践性；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的有机融合。在哲理性、抽象性上，战略哲学比哲学要低，但比战略学哲理性要高；而在实践性、具体性方面，战略哲学比战略学要低，但比理论哲学要高。它处于理论哲学与战略学的“交叉地带”，因而能在联结理论哲学与战略学及其战略实践活动中起到中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也开辟了应用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所以，战略哲学是应用哲学的新学科，它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领导哲学、军事哲学等部门哲学一样，属于应用哲学的分支学科。

探讨战略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要搞清“战略”的由来。如果说古代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偏重于分析性的，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趋于综合性，即注重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特质和思维方式反映在治国兴邦上，决定了中国人特别注重从战略的层面观察和回答问题。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研究过战略问题。公元前6世纪诞生的军事学杰作《孙子兵法》和战国时期史官撰写后经刘向编辑的《战国策》，都是研究和探讨战略问题的杰作。特别是《孙子兵法》，十三篇，凡五千余言，哲思睿语，如抛珠溅玉，天马行空，其中所论列的战略思维原则不仅超越时空，甚至远远超出军事之外。“战略”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公元3世纪末晋代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此后屡见于古籍中。现存有公元17世纪初明朝茅元仪所辑《廿一史战略考》，从其内容看，“战略”的含义是泛指战争作战的谋略。在西方，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希腊语里就出现了“战略”一词。原意是“将兵术”或“将道”。最先为希腊军事家塞诺冯约所使用。由此可见，“战略”最初仅仅是一个军事术语。这一用法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在德国近代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一书中，对作为军事术语的战略作了明确的定义，即“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应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斗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一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根据1980年英文版翻译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战略”下的定义是：“在战争中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科学和艺术。”《中国大百科全书》给“战略”下的定义为：“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毛泽东从军事的角度也曾对“战略”下过定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这一论述进一步揭示了战略的本质属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到20世纪初，战争问题的复杂程度趋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精神等因素对战争的渗透影响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战略问题，提出了凌驾于军事战略之上的“大战略”、“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概念。随之“战略”一词及其军事涵义被移植到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外交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其内涵也随着其应用领域的扩展而变得越来越广泛。一般来说，战略是与策略相对而言的，“战略”是泛指重大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决定性和起关键作用的谋划、方针和任务。无论是军事战略、政治战略、经济战略，还是文化教育和外交战略，都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层次性和稳定性等特征。

根据上述对战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战略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如果不从战略的总体以及各个方面、层次和部分来加以分别研究，就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它。总的来说，战略领域无论是整体还是各个方面、层次和部分，都属于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均有各门具体的战略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战略的本质、规律、价值以及战略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战略哲学的肩上。战略哲学既不是代替各门具体的战略学科的研究，也不是单纯地研究怎样把哲学原理具体运用在战略之中，而是专门以战略整体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它主要是研究：战略的本质是什么？战略领域存在哪些一般规律？战略的价值是什么？人们怎样认识和指导战略活动？等等。这样一种界定，既明确区分了战略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研究对象及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又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战略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交叉与渗透的联系，从而使战略哲学的研究对象，能作为战略领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客体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博主注：缺少国外对于战略哲学的论述。

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这个论述，深刻揭示了各国根据国情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与选择，正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就是破除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模式迷信的60多年，是“找到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60多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的年经济总量由364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97900亿元，增长了109倍，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位中，中国从1978年的第十位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5月，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公布的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在这段时期内，亚洲曾发生了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战胜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全球性经济灾难，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继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及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消费、生产和建设等诸多领域扩大内需，发展对外贸易，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坚持决不趁人之危、决不损人利己，与各国和地区通力合作，共渡难关，并最早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叫“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人不同意“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更多的人则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实行的制度分割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其实，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世界史上的这类国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形式有别、作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模式是客观存在，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展现，是基本成型又不固化的发展路径，国家发展的模式必定是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内涵的社会经济结构。检验模式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模式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真实形象，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不应任意涂抹。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悬殊，经济基础落后又发展极不平衡，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决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核心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因素。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概括，不存在谦虚不谦虚的问题。现在要探讨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关系，应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来探讨，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的成功和不足所在。在一个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探索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这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一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大事。

中国模式的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功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经挫折，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明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社会全面进步，人民享受越来越好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的强大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崇高理想、雄才大略和为国为民的济世精神，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既民主又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可以最为广泛地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全力以赴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在全民中享有崇高声望，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核心力量。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的进取精神。对于模式形成和制度完善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对于外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能够运用改革开放的力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不断进行调整，确保模式与制度不僵化、不停滞，确保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四、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舆论和社会力量，尊重民意，依法监督，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创造和谐发展氛围，营造稳定的国内环境，确保国家发展进程不致中断和被破坏。

五、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构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这个目标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建立新模式、新制度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温饱生活、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都是继往开来、相互衔接的阶段性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举国体制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兴建跨越多个五年计划的长江三峡、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世纪性工程；组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和遭受重大灾害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都依法按时实行换届，而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从未中断，重大政策连续、稳定，政府、社会、企业直至个人都从长期发展中获得多种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以上这些，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正确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原因。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没有发展，根本原因是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会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了中国不断遭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社会长期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消除这些基本因素是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首要选择，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适合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

各国的发展模式都有显著的本国特色，同时也来自向外部世界的学习、借鉴。凡是成功的模式，都必定具有开放包容的理念，重视吸取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中国模式既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各种文明成果的融合。中国决不拒绝学习外部世界的成功经验，也从不把自己的模式与制度强加于人。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像其他任何一种模式和制度一样存在缺点和不足、面对各种内外挑战，但这是成长中的不足、是历史进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有必需的动力和机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正视问题，坚持推进改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呼唤各国按照本国国情完善发展模式与制度，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Work like you don’t need the money.

Love like you’ve never been hurt.

Dance like nobody’s watching.

Sing like nobody’s listening.

Live like it’s Heaven on Earth.

From Alfred D’Souza

博主注：已被证实是星巴克的愚人节玩笑，但细想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idea，只要有经营网络，完全可以推而广之。

星巴克官网宣布，在全美七大城市推出基于地理定位（LBS）的服务Mobile Pour。用户只需在手机上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下订单，踩着踏板车的星巴克咖啡配送员就会将咖啡送到用户手中。这项服务是为了满足那些想喝星巴克咖啡，但又在附近找不到星巴克门店的用户。用户只需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安装这款Mobile Pour应用，就可以随时下单订购自己喜欢的星巴克咖啡，踩着踏板车的咖啡配送员会很快将咖啡送到用户手中。星巴克表示，为了保证速度，他们在这七个城市的每平方英里范围内都安排了两名咖啡配送员。

星巴克还表示，Mobile Pour只是它移动互联网创新的一部分，未来星巴克还将推出令人兴奋的其他移动应用，让咖啡订购变得更加简单。

参考文献：

http://eater.com/archives/2011/04/01/starbucks-mobile-pour-serves-coffee-between-starbucks.php

http://news.titan24.com/wanxiang/2011-04-02/82943.html

温家宝总理说：“我在网上注意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有的网民经过拍照上网来暴露许多流浪儿童的问题”。(查看原贴)

看到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感慨万分。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这些孩子们，根据于教授的微博数据，我制作了这份《乞讨儿童分布图》（http://www.geoinformatics.cn/children）。现在仍然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录入，如果您愿意尽绵薄之力，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请一道参与到地图的制作之中，可随时与我联系，方式如下：

点击标记可以显示该乞讨儿童的发现地点，发现时间，发现者的新浪微博用户名和其他描述信息。

用Google Earth打开地图数据。

相关网站：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1932619445

http://news.longhoo.net/2011-02/06/content_5022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77456.htm

王孝和，原籍浙江鄞县，1924年2月4日生于上海。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8年4月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孝和被捕。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号召战友“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9月30日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转载自：http://news.ifeng.com/history/vp/index.shtml

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祝贺你们！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你们有的拿到了博士学位，有的拿到了硕士学位，最低的也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且，这个学位是北大的，这个学历是光华的。在中国，谁还能获得比这更牛的学位？

你 们来到北大，选择光华，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北大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光华没有让你们失望！对你们一生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 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因为只有智慧，才能使你们真正活得幸福。北大能给你们知识，但没有办法给你们智慧，因为知识可以来自书本，智慧只能 来自生活；知识是他人经验的积累，智慧则是自己经验的积累。这话是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的，但也是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棵杏树，它伴随我成长，留下我童年的记忆。这棵杏树现在还活着，还在结果。即使在离开20年后，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去看看它，摸摸它，甚至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爬上粗壮的老树杈。

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树开花了，春天也就到了。每天放学之后，我会跑去看杏树，有时会睡在杏树底下，仰望蓝蓝的天空，等待着洁白的杏花结成绿绿的杏果，因为杏是我重要的口粮。杏花凋谢了，变成小小的果实，我就迫不及待地摘下来吃。你们知道，刚成果的杏，一咬就咬到嫩嫩的杏仁，非常非常苦，是没有办法吃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待杏的成熟真是漫长的煎熬。慢慢地，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当然杏还是很酸的，酸得让人龇牙咧 嘴。到农历五月底、六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我拿着最后剩下的自家的杏与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吃，结果发现，尽管我家的 杏个头较大，但别人家的杏都比我们家的香甜可口。为此，我曾几次向父亲建议，把这棵杏树刨了，栽一棵新的杏树。当然，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1978年 我上大学了，就再没有可能与我们家的杏树朝夕相对。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大盘杏，她知道我爱吃杏，又听说 城里没有杏树。这杏又大又甜，真是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杏。我问妈妈：“这是哪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自家的杏啊！”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我们家的杏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熟透了，就是最香最甜的杏。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熟透了的杏，难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杏总是酸的。

同学们，在你们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与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你们，杏如人生，先苦后酸，再由酸变甜；杏如小孩，有的发育早，有的发育 晚；杏如万物，长在向阳地的开花早，长在背阴地的结果迟；杏又同人一样，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我家那棵苦杏树不是天生就苦，而是因为长于背洼，每天太 阳光照少，加之品种的问题，因此成熟得比别人家的晚。别人家的杏黄了，它还是绿的；别人家的果实熟透了，又香又甜，他还是又酸又苦。其实，只要多等十天半 月，一旦熟透了，那种清香美味胜过别人家早熟果实好多倍！

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不担心你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你们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岗位，你们会期待早早得到提拔，早早涨工资，早早成名成家，甚至早早进入福布斯 排行榜。但你们应该记住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成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伟大是由耐心堆积而成的！耐心意味着要 经得起眼前的诱惑，意味着要道法自然，意味着无为而无不为。耐心不是压抑，而是修行。不要采摘没有成熟的果实，否则，你的生活一定是苦涩的！成熟是自觉自 悟。只要你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你吃到的杏一定是甜的。

本文系张维迎教授在2010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商州、洛南、丹凤、柞水一区三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为2842万人，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1.2 大西安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将西安在2020年建设成为8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大西安”的总体规划将肩负起“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历史使命。规划对西安的产业布局定位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元器件、输变电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先进制造和旅游文化、商业物流、会展咨询、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

大西安的规划范围将包括西安市整个行政辖区，渭南市富平县，咸阳市秦都、渭城、泾阳、三原“两区两县”，面积12009平方公里。其中主城区范围北至泾阳、高陵北交界，南至潏河，西至涝河入渭口及秦都、兴平交界，东至灞桥区东界，面积1280平方公里。“一城多心，涵盖区县，皇城主穴，披山带河、三环方城、米字辐射”是大西安的空间特色。将形成四条服务带，即北部生产性服务带、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带、东部旅游休闲服务带和南部生态人文旅游带。

1.2.1 规划布局

主城区规划，根据现状城市发展及布局原则，以渭河生态为串联，形成“中优、东进（拓）、西接、北跨、南融”[1]的发展格局。

中优：以91平方公里唐皇城为基础的商贸、旅游综合区，凸现城市特色；

东进：以建设阎良国家航天城及临潼国际旅游城市为契机；

西接：通过西咸共建沣渭新区和沣镐人文生态区，实现两市对接。进一步保护好周秦汉唐遗址，完善城市空间结构；

北跨：以泾渭新城及空港新城带动城市空间向北跨越渭河，在渭河北岸形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及多功能的机场城市；

南融：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向南拓展，加强生态建设，使南部秦岭的生态格局融入城市发展中。

2.2.2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在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背景下，以最具影响力的周、秦、汉、唐文化为基础，将厚重的东方文化与众多文化遗产遗迹相结合，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彰显华夏文明。

以创意为核心、文化为灵魂、科技为支撑、园区为依托、产业化为方向，深入挖掘和展示传统历史文化，大力发展现代文化，打造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以唐皇城为核心，构筑东西方文化交易三角链，形成方格网配套区。

四带：帝陵文化风光带；四大遗址文化带；古都历史文化带；秦岭华山生态带；

七区：八水观光区；皇城商贸游憩区；曲江文化休闲区；临潼旅游度假区；秦宫文化观光区；咸阳城市游憩区；宗教文化体验区。

1.3 渭北现代工业新城

西安渭北现代工业新城主要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西安三环以内企业外迁安置，带动西安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将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区域科学发展的重要引擎。

渭北新城位于临潼境内渭河以北。东临新阎公路，南依渭水，与临潼新区一桥相连，西靠西禹高速公路。现代工业新城规划起步区为5平方公里，中期规划为4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100平方公里。

渭北新城距未来西安市行政中心18公里，距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新丰编组站5公里，距西安国际港务区10公里，距以大飞机制造业为主的阎良新城15公里，距咸阳国际机场40公里，通过将要建成的行（者）北（田）渭河大桥与秦汉大道直接相连，从而使现代工业新城与秦汉大道所串联的西安经济开发区、西安国际港务区、临潼新城融为一体，形成更加明显的区位优势。

1.3.1 规划布局

工业区：位于现代工业新城的北部，建成后将是集装备制造、科研及产业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工业城；

生态居住区：位于现代工业新城的中南部，依托渭河湿地环境，打造生态化、人文化、景观化的居住区，作为工业发展的后勤保障基地，是满足创业者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

商业区：位于现代工业新城的南部，建成后将成为集现代金融、商务、办公、文化交流、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可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1.3.2 产业发展战略

渭北新城位于临潼市区^[2]北部，并涵盖富平县南部部分地区。和隔江相望的骊山风景区、临潼新区的产业职能不同，渭北的主要职能是服务现代化工业发展。个人有如下粗浅的看法，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继续大力发展区内优势产业，区内原有优势产业有冷饮乳加工业、零部件加工业等，并仍扶持标逢、陕鼓、骊山微电子等企业。

2）在承接西安市三环内企业外迁安置方面，要继续完善设施配套，吸引低碳高能的工业进入园区。

3）在承接东部中部产业转移方面，渭北工业新城对于入园的企业选择要和关天经济区以及西咸一体化进程相协调，同时要和周边工业园区的发展相配合，特别是在沣渭新区、泾渭新区都有承接东部中部产业转移功能的前提下，遵循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理念，符合渭北地区的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渭北新城要充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衔接好北部的阎良国家航天城、南部的骊山风景区、西南部的国际港务区，做大做强配套产业。

4）针对区内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秦唐文化为基础，配合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临潼建立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提供产业支持，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渭河沿岸观光区、临潼旅游度假区、秦唐文化体验区等。

[2]临潼，历史沿革史渊源深厚，历经周、秦、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因城东有临河，西有潼河，故名临潼。《临潼县志》说：“祥符改名，以临、潼二水环县左右故名临潼”。

临潼旅游资源丰富。骊山风景区是国家首批公布的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拥有兵马俑、华清池、骊山、秦陵4个国家AAAA级景点，其中秦陵和兵马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内历史遗迹十分丰富，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1处，其中省级5处。著名的”褒姒一笑失江山”、”鸿门宴”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此，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早期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遗迹。临潼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热点，主要景点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左右，其中外宾50万人次左右，旅游综合收入每年10个亿以上。

临潼区城郊型商品农业格局初步形成。围绕”一带三区”（渭河沿岸蔬菜瓜果经济带、渭北以奶畜为主的畜牧产业区、景区以石榴为主的观光农业区和山塬林果生态农业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全区奶类年总产12.29万吨，奶牛存栏30370头，分别居全省第一和第三；蔬菜大棚7000栋，以石榴为主的杂果13万亩，其中石榴8万亩，番茄制种基地5000亩，居全国之首。特别是以银桥、伊利泰普克、伊利冷饮和骊山乳业为龙头的奶畜产业，基本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格局。

临潼区工业发展势头强劲。2003年全区工业总产值49.6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同比增长49.22%，工业增加值10.08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65.87亿元。区内有标缝、陕鼓、骊山微电子公司、西北化工研究院等国有大中型企业，银桥、伊利泰普克、伊利冷饮乳制品加工，汉兴、秦唐、秦兴造纸，新市10多家面粉加工已形成了主导产业。依托陕鼓、标缝，初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零部件加工基地。

梁文道：昨天我们说到中国瓷器往欧洲的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下半截，这下半截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中国人也知道自己有些瓷器是专门量身定做为了欧洲市场打造的。而这些货物有少部分留在了中国，但是中国人把它当成了什么呢？把它当成是种很奇怪的有异国风情的东西，我们对待这些东西，反倒不如当时欣赏中国陶瓷的欧洲人，比方说像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些荷兰人一样。这些人觉得中国来的东西，虽然是异国的东西，但是他们喜欢，倒不是因为它是异国的，而是真的因为喜欢它的样式，它的感觉。

对他们来讲，看舶来品的态度，就跟今天我们看待舶来品的态度差不多。而当时的中国人看待舶来品的态度，确实怀着一种猎奇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会构成了后来两个地方历史发展不同的走向跟轨迹吗？看起来是会的。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本《维梅尔的帽子》，作者是现在在牛津大学任教，专门教授中国史学的朴正民教授，TimothyBrook。

朴正民教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用了荷兰大画家维梅尔七幅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去谈世界历史。而这个世界历史里面总是会牵连到一些他关怀的中国。比如说这里面他又提到了维梅尔另外一幅有名的画叫《地理学家》。那么这个《地理学家》他正在研究一个世界地图，背景有一个地球仪。那么从这幅画里面，维梅尔看到的是什么呢，先按下不表，先说说看，维梅尔在大英图书馆里面找到的一封信。发现当年就是17世纪的时候有这么一艘葡萄牙船，在中国的东南海沿岸登录，跟我们中国本地人发生了冲突，然后互相砍杀。然后最后这个事闹到官府上面，这帮外来的船员被逮了起来。

请注意这里面就说到，那天早上这艘葡萄牙船在中国沿岸被逮到的这艘船里面，有人被杀死，有人被丢到水里面淹死。那天早上被溺死被杀死的人包括摩尔人，也就是北非的一些摩尔人，黑人、莫亚人，也就是高亚人人，今天的印度那部分的人、南亚的穆斯林，澳门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还有日本人。

这份罹难名单具体说明了当时那艘船船上面乘客种族、民族出身的多元。船上的葡萄牙人有91人，其中有些身在澳门，或者在澳门居住，其他人则来自撒布全球各地。从中南美洲一直到印度到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船上的其他的欧洲人就只有6名西班牙人。

那这个说明什么？它说明了当时有哪些人透过葡萄牙的贸易船运事业维持的贸易网络在迁移。你想想看，同一艘葡萄牙船上面居然有这么多人，如果不是当时这艘在中国东南海岸登陆的这个船的船长拉丝科特，费心的在回去之后写下了当时这个船难报告。若非他的手稿在大英图书馆保存下来，我们不会知道这艘船竟搭载了如此形形色色的种族。该船的船主是葡萄牙人，但乘客却来自许多国家。最东远自墨西哥，最西远自加那利群岛。因此透过拉丝科特的回忆录，我们知道我们一项所认为的葡萄牙船，船上面的人其实不完全是葡萄牙人。

那么这些人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大的震撼，中国人大概是第一次遇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外国人。而与此同时当时比起中国，其实还远为衰弱的葡萄牙，已经非常习惯，世界上是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人。他们太习惯跟他们打交道，而这样的一种习惯，而把世界看的这么开放，视之为寻常的这么一种心态，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欧洲人怎么看待外国贸易产品。比如说中国陶器中国瓷器的那个态度是相关的。

于是朴正民接着讲，维梅尔笔下那个冷静的地理学家仍在万里之外，不可能亲耳听到这些远在中国东南沿海这些事件。那么因为他的同胞掌控了海洋，他也对荷属东印度公司商人旅行海外所赚得的利润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这些地理学家，是商人所带回的咨询，他把那些资讯收集分析，综合成的一张张的海图、地图，而商人则拿那些海图地图用在当时已更为人了解的更广大的世界上。

那新取得的地理知识如果不管用，则再收集更新的知识，纳入地图里面。17世纪地理学家的职责就是积极投入这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回馈修正过程。那么这样的一种回馈机制使得欧洲地图绘制员在17世纪不断修正自己的地图，新知识取代旧知识，再被更新，更让人觉得准确的知识所取代。而中国地理学家与此同时就跟维梅尔画中的那个荷兰地理学家的处境太不相同了。中国没有这样的回馈机制，而且几乎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就算真的有人从沿海随手。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人偷偷出去搞贸易，到了东南亚一带，我们也会从他们那得到很多关于海外的知识，但是中国学者往往对那些知识兴趣不大。

有一些例外，比如说中国也有一些，当时也有一些地理学家，这些地理学家特地请教去过东南亚海域的水手，然后把那些资料录入进去。但是，当时中国地理学家收集这些材料的目的，跟我们看到的欧洲地理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地理学家收集这些材料就是一种中国人喜欢记录历史记录资料的一种癖好的传统。乃是供史家他日采用，而不是供给当时我们中国的水手商人所用。当时的中国文人就算写牵涉海外的历史书籍，地理书籍，不是为了我们出去做贸易的人使用，不是为了我们的官员使用，而我们出去做贸易的那些水手回来也不觉得有需要依赖我们文人替他生产什么知识，这就是我们跟当年的欧洲最大的分别。而那样的分别也许就是构成了后来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交叉跟撞击的深层的理由了。

转载自：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detail_2011_01/19/4346486_0.shtml

参考文献：

[1] 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detail_2011_01/19/4346486_0.shtml

[2]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09243/

PositionJan 2011	PositionJan 2010	Delta in Position	Programming Language	RatingsJan 2011	DeltaJan 2010	Status
1	1		Java	17.773%	+0.29%	A
2	2		C	15.822%	-0.39%	A
3	4		C++	8.783%	-0.93%	A
4	3		PHP	7.835%	-2.24%	A
5	7		Python	6.265%	+1.81%	A
6	6		C#	6.226%	+0.46%	A
7	5		(Visual) Basic	5.867%	-1.49%	A
8	12		Objective-C	3.011%	+1.63%	A
9	8		Perl	2.857%	-0.71%	A
10	10		Ruby	1.784%	-0.69%	A
11	9		JavaScript	1.589%	-1.12%	A
12	11		Delphi	1.287%	-1.10%	A
13	18		Lisp	1.109%	+0.53%	A
14	17		Pascal	0.919%	+0.29%	A
15	-		Assembly	0.864%	+0.86%	A–
16	14		SAS	0.771%	-0.04%	A–
17	30		Transact-SQL	0.758%	+0.38%	A
18	33		RPG (OS/400)	0.717%	+0.40%	A-
19	20		MATLAB	0.706%	+0.17%	A–
20	28		Ada	0.679%	+0.29%	B

Python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系统脚本语言，同时也被广泛的应用在其他更多领域内。Python结合Django框架是Web开发者的首选。因为Python的方便，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使用Python来教学。

前十名编程语言走势图（3sNews 配图）

【说明】

TIOBE 编程语言社区排行榜是编程语言流行趋势的一个指标。每月更新。这份排行榜排名基于互联网上有经验的程序员、课程和第三方厂商的数量。排名使用著名的搜索引擎(诸如Google、 MSN 、雅虎)以及Wikipedia和YouTube进行计算。请注意这个排行榜只是反映某个编程语言的热门程度，并不能说明一门编程语言好不好，或者一门语 言所编写的代码数量多少。

这个排行榜可以用来考查你的编程技能是否与时俱进，也可以在开始开发新系统时选择语言时用来进行策略性的决策。

转载自：http://news.3snews.net/technology/20110111/114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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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1/01/2010_china_pe_ranking/feed/ 0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12/%e8%bf%91%e6%80%9d%e6%9c%ad%e8%ae%b0%ef%bc%88%e4%ba%8c%e9%9b%b6%e4%b8%80%e9%9b%b6%e5%b9%b4%e5%8d%81%e4%b8%80%e6%9c%88%e4%ba%8c%e5%8d%81%e6%97%a5%e8%87%b3%e5%8d%81%e4%ba%8c%e6%9c%88%e5%8d%81%e4%b9%9d/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12/%e8%bf%91%e6%80%9d%e6%9c%ad%e8%ae%b0%ef%bc%88%e4%ba%8c%e9%9b%b6%e4%b8%80%e9%9b%b6%e5%b9%b4%e5%8d%81%e4%b8%80%e6%9c%88%e4%ba%8c%e5%8d%81%e6%97%a5%e8%87%b3%e5%8d%81%e4%ba%8c%e6%9c%88%e5%8d%81%e4%b9%9d/#comments Sun, 19 Dec 2010 18:38:13 +0000 长安旧梦 http://www.geoinformatics.cn/?p=3559 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不带有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确实比计划经济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没有计划的自发式市场经济已经过时。市场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由“守夜人”式的政府向实施宏观调控的政府转变已成为基本趋势。

我国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大，但经济效益却相对不高。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觉得资源浪费是一方面，附加值低的产品较多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凡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的公司，都死掉了。Sun就是明证；凡是会忽悠客户掏钱的公司，都活的很滋润，Oracle就是明证。

有人参佛，有人悟道，吾一心向儒求理，至死方休。

什么普世价值都是不存在的。凡是讲什么普世的价值都不会有什么价值。

温总理常说，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的分水岭是直立行走。可当初那个调皮的猴子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呢？

BTW，如果人类是机器人，老聃在《道德经》里面讲到的“玄牝之门”就是很给力的装置了

难道人类不就是一种机器人吗？都担心机器人会毁灭地球，其实人类不也一样，只不过是人类对自身驾驭不了的另一种物种的恐惧。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恐惧和反思。

如果拉马克是正确的，那女人为什么要有处女膜呢？而达尔文主义者则更精妙，他们认为之所以人类有别于其他哺乳动物保留了处女膜，是由于男权主义选择的结果。而这样的解释忽视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完全可以辩解道，母系氏族的女性可以天生就没有处女膜。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的祖先们都曾经历了母系社会。

传统上把实证主义和科学联系起来。字面上讲，科学即关于分类的学问，它是使知识系统化和形式化的事业，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认识论。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同实证主义一样是系统且严密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非科学。

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曾巩之《上欧阳舍人书》

《三字经》描述到，“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即苏洵，他少时不好读，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后来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我虽年已二七，但已然明白读书的道理，不算晚不算晚。

西方不无，着力即差。

马克思曾说，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中国则是早熟儿童。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给自己预支烦恼。

东坡先生在快五十岁的时候曾说“奉入所得，随手辄尽”，按照现在的话讲，他是个典型的月光族。

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德行，常说“严于律己，宽于律人”。而那个“程门立雪”的北宋大理学家程颐不仅严于律己，更为严于律人。而我常疑惑的是，到底哪种做法会更好的？如果宽于律人，不是显得对人对己两套标准吗？

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

求功业不求功名

欧阳修的母亲曾说，”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欧阳修，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是有舍有取的，他的志向能不能实现有时候是左右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要仁爱，要孝顺，这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

东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影响颇为深远。比如在北宋时，欧阳修将一场水灾归结于当时枢密院副使（相当于当代的军委主席）狄青，并主张罢免之。在欧阳修向宋仁宗递交的《论狄青札子》一文中写到，“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也就是把水灾的缘由和狄青的位高权重联系在一起。而我在此处很疑惑，欧阳修可有千条理由阐明罢免，但确实没有必要搬出这条出来，既不符合他直率的性情也不合他坚持真理的人生态度。

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随之必然是民心不稳和囤积货物。某些地方政府以为打打心理战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说的不好听，这是一种逃避。

我只能说，通货只是表象，并不是灭亡的直接原因。

“生死寻常事，维权与天同。” 西安的城中村改造虽不如近期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那么激烈，但这也深深触及了普通村民的根本的利益。生死已置之度外，权力要与天道同齐。

善良的动机不一定产生良好的后果。所以，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有智慧的人。

柳宗元还真是思想前卫呀，喜欢搞地下恋情，除了写墓志铭，从不负其他责任。

诚然，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也没有强大的医学技术来延长自身的生命，但是当时人类的正常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满足基本要求所需。也就是说，他们很少遭受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而且小型团体的游牧生活还能使之远离规模稍大的定居共同体所特有的疾病。更有说服力的是，通过对工业时代个人平均工作时间和石器时代人类为了获取维持生计的食物所花费的时间的比较，萨林斯发现石器时代人类并不需要拼命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其工作量远远小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工薪阶层。这样，他们就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享受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石器时代人类是否“满意”当时的生活水平，或者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但至少这些空闲时间可以让当时的人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了资产阶级启蒙人物卢梭在1755年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卢梭逻辑清晰的阐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即人类的“原始状态”，才没有奴役和屈服，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用抒情的笔调极力的赞扬了自然人和自然状态。而当伏尔泰看到这篇文章后，却反讽道：“看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作，我为此谢谢你。在企图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愚蠢上运用这般聪明，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捧读尊著，人们不由的渴望用四肢爬。”在伏尔泰看来，卢梭的这种思路是神经质甚至可怕的。这不仅是希望人类重返原始社会用四肢爬行，更是在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不论萨林斯还是卢梭，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甚至当代，其观点都备受争议。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人们在看到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其负面效果。比如闲暇时间的丧失，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恶化等。面对时弊，精英们习惯于反思。这种反思甚至可以追述到老子，他曾经也坦诚的表明对“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状态的向往。

总而言之，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一方面满足了自身的好奇心并刺激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给自己掘好了坟墓。而关于原始的富裕社会，大概只是当代人追古的思恋罢了。

下载鸡首壶的3D模型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我同意王东岳老师对于语言在东西方哲学领域影响的评价。西方的语言是讲究逻辑的，而东方的语言则着重美感，逻辑次之。针对某些哲学问题，东方人比西方人可能更早的论及，但遗憾的是并未深入研究，而天生患有逻辑强迫症的西方人对因果的追逐，推动了近代以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兴起。

谶讳之学的兴起，和东汉初年刘秀以谶讳发兵宣誓政权的正义性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延续。

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命题，一千年后，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两者都用了隐喻的方式，古儒们都是微言大义呀。

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优势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地区专业，而那些以往贫困的地区更加贫困。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却是以环境和道德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墨翟是个很小资的人物，心灵手巧又博览群书。他提倡“非攻”、“兼爱”、“节葬”并批评限制“男女之交”的行为，按当下的话讲，就是要“No war, make love”。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是，禽兽不怀有人类所具备的“恻隐之心”。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说禽兽没有，而是人类从来不去认真的体察禽兽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之心。或者说，人类即使体察到了，也并不愿意去分析。这种主动或被动的不分析，有的是疏忽，有的却是私念。

什么是国学？北大李零教授如是说，国学是不中不西之学，国将不国之学。

我们的感官系统是为了求存而设定的，而不是求真而设定的。——王东岳

思想家朝后看，但人类却没有退路。——王东岳

得体的穿着是外交场合的一项重要环节。每年的APEC都有着穿着民族服装的习惯，而今年将在日本举行的APEC却不再提及穿“和服”，很大可能是鉴于中日关系。言归正传，卡梅伦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在竞选期间，他的太太萨曼莎·卡梅伦曾超越法国首先夫人布吕尼被评为全球最佳着装女性。我对穿着没有研究，只是想发篇博文问问卡梅伦首相系扣正装上所有的两粒扣子是否得体呢？

转载两段话来自（http://ftrui.com/article/113?page=2）

1） 2007年，英国GQ杂志将他提名为英国最佳着装男士（其编辑迪伦·琼斯后来出版了一本与卡梅伦的“谈话录”）；另一位GQ编辑说卡梅伦是“明白新闻议程既由外表而定、也由言论而定的政客”。发人深省的是他运用这种知识的伎俩。
2）英国新任首相戴维·卡梅伦的着装仿效着奥巴马，在美国和他自己之间建立起潜意识的关联，暗示着英国有可能发生和美国一样朝气蓬勃的改变。… … 当然，这就假定了英国需要这样的改变，这一假定还有待证明。不过，无需证明的是卡梅伦对衣着是有心为之的，他声称他的衣着是由妻子挑选的（啊，同情我吧，不赶时髦的男人们！）。其结果也让人感到矛盾，有批评家认为他“为外表大费周章得过火”，这是个保守党人很想扭转的轻蔑看法。注意到了吗，当有人问到卡梅伦的衣着时，新闻发言人艾伦·山多力克（Alan Sendorek）竟然宣称“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穿了些什么”。

PS：所以我只是觉得既然他谙熟着装礼仪，甚至用着装来打政治牌，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他着装的每一个细小改变都是一个信号，诸如，那朵罂粟花，还有这粒纽扣。

（一）统一战线；

（二）共产党领导；

（三）武装斗争。

刘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他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也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他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称：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中共代表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经过合法的渠道，从各个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固然抱着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的态度来到新中国开会，却完全没有到中国来取经的想法。中共代表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去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颤心惊。开幕式一结束，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和指出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个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是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固然是得到苏联支持的一种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是，它的代表会议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组织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从不向他们兜售或推销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作法。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以内挑起冲突，以免引发全面的对抗与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而中共代表却不以为然，双方的交涉无果而终。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毫无疑问也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为此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称：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这次会议虽然在新中国召开，中共代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的决议却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的认可与力推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公开访问。斯大林最初在与新中国结盟的问题上还多有犹豫，不久就彻底打消了顾忌，转而下决心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为了表示苏联党对中国党这一立场的支持，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在1950年1月4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了出来。

在此之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中共的榜样，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它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斗争的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

一周之后，莫斯科又进一步发表文章，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度共产党也要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解放。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苏联批准和支持北朝鲜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在数月前还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这一次终于表示了同意，并很快通过各种方式为北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苏联方面这一态度的鼓舞，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之被拖入到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去，几乎不可避免。
“中国道路”推行暂时停摆
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后发生分裂。除个别原本就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外，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非法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整个这一波走“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支持的北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打响后，这场名义上的国内战争就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除自己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岛的韩国政府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虽然中国代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兵挽救军事失利的北朝鲜，最多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地理格局，北朝鲜及中国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在这时中国周边所有按照中国革命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边境线外，援助越南党的地理优势明显，法国却远隔重洋，运输线长达几万公里，越、法之间的战争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战争，越南民众的同情全在越南党一边，两者力量对比优劣明显。再加上战争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唯一可能援助法国的美国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经从最初的中越边界小块丛林地带，在越南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嘎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中央领导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了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国际缓和局面；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中国道路”的推行者，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国内建设工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继续深陷于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因此，权衡利弊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并不顾越南党内的反对意见，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方面以十七度线为界，实现了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背靠中国展开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和分裂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对“中国道路”的眷恋和捍卫
然而，因苏联党的政策转变和现实的建设需要，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初步实现党内领袖地位之时，他就明白地告诫过党内干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当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中共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在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毛泽东也针对这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当时针对朝鲜问题有过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武装斗争是实现落后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哪怕是中国可能会卷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说：北朝鲜目前虽然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是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他看来，一旦中国自身完成了统一的军事作战，美国人又离开了朝鲜半岛，比如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现最有利于进行武力统一北朝鲜的时机。到时候，即使有国际干预，我们也能够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道路”经验意义的看法，也是不会改变的。1954年，英国共产党为了能够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介绍给英国民众，同时又不致因毛泽东文章中对暴力革命和战争手段的强调引发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态度，坚持对这一原则性观点绝对不能做任何删改。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致胜的法宝。
“中国道路”通天下？
1958年，越南党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导下和平实现统一前途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了自己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制度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和蚕食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情况，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国防部长林彪为此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发表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地理状况相类比，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它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区别，仅仅在于依据具体国家的条件，采取什么样一种方式来打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其实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毛泽东这个“打”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和各种分裂主义势力，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包含着要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对1954年以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已达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他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他们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和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为把这些人顺利送回缅甸，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毛泽东甚至当面告诉缅共等国的领导人说：你们兵力不够，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你们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要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军事方面讲授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理论，包括建立根据地、游击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手段与山地丛林战的主要战法。政治方面则着重讲授国际形势、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等。中国支持缅共的行动，对内地保密，对国际上绝密，但在云南省外五县——芒市、瑞丽、盈江、梁河、腾冲则是半保密，在边境线上便是完全公开的。缅共在中国受训的军人，一律按中国军人穿戴，只是不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章和帽徽而已。
“中国道路”计划寿终正寝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违反常识的一种一厢情愿。其实，毛泽东自己反复讲过，中国革命的经验，首要就在于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然而，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一定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却往往非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如此做法的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不顾这些小党小国的不满，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府要对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凡是读过杨美红回忆那些曾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绝望而死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

她写道：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见了缅共领导人，宣布了中方的决定：给缅共5年的过渡期，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

随后，中国顾问团和参加缅共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惶惶，斗志全无。

首先刮起来的，是一股离婚风。那些当年被强制嫁给缅共高级干部的中国女人，纷纷提出离婚。

紧接着，那些背井离乡出境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们，也纷纷打点行装开始回国。

“一时间，在中缅边界上，丈夫送妻子儿女过境的悲哀场面，感天动地，哀切的哭声更给这块缅共游击根据地的上空，罩上了厚厚的一层阴霾。本来就涣散的斗志更加涣散了！许多缅共干部、战士，抬头望着天空，他们所看见的，头顶上的太阳都是黑色的。”

缅共东北军区赵云旅长在送走中国妻子后，抱着一捆TNT炸药轰然炸死了自己。“接着，接二连三的自杀枪声，在东北军区根据地响起。……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有多少人自戕而亡啊！他们跟随缅共浴血苦战，盼望着有朝一日解放全缅甸，荣登执政者的宝座，但是理想竟像泡沫一样破裂。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其实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关键是前几天看一份文件，上面大致是在说，“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对这个说法是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在当前。

参考文献

http://news.qq.com/a/20101026/001831.htm 五中全会公报未写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09/gdp-and-national-power/ GDP和国力

愁穷重于山，终年压人头。
朱颜与芳景，暗赴东波流。

鳞翼思风水，青云方阻修。
孤灯冷素艳，虫响寒房幽。

借问陶渊明，何物号忘忧。
无因一酩酊，高枕万情休。

毛主席曾评价习仲勋是一位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近平副主席曾这样评价自己在陕北知青那段经历，“从陕北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经过一些历练的共产党员了。过去讲信仰，好像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其实自己呢，钻进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理念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建立的，不是一个很一帆风顺的一个理想的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但是我觉得从被动到主动，但这个时候是扎扎实实的，真正是自己的，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

中国人讲孝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你之道，可谓孝矣。”对党的坚定信仰大概正是其志，而对革命传统的坚守大概正是其道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尊其志，行其道，是仁君。小家如此，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故“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南梁

南梁的土塬

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

革命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与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

边区领导人在做战略分析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由习仲勋题词)

由习仲勋创办的边区列宁小学

列宁小学展馆内陈列的习仲勋画像，当年习仲勋被亲切的称为“娃娃主席”

梁家河

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委会

当地的新窑洞和老窑洞

村里的宣传画

窑洞，我在开车…

村里的公路修的不错

即景

知青们住过的窑洞

知青们住过的窑洞（床铺和灶台就在一间屋子，生活条件艰苦！）

算盘和煤油灯（可以想象出当年知青们挑灯学习的情景）

知青们使用过的劳动工具

一张老照片

其实每天都像在长征一样，人活着就要像一个队伍。 @陕西省西安市

7月19日

每次听“十送红军”，心情就会很沉重。

红军走过的那道坡，那个雕龙画凤的望红台。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不停的在眼前跳跃。@渭南市临渭区310国道

7月20日

说道长征就不得不提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在正式围剿苏区之前，自1933年9月国民党军相继破坏了红军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已经实施了四次围剿。这时，我中央苏区彻底暴露在敌军面前。@江西省南昌市

三下南昌 @南昌市阳明路64号

南昌人为了纪念明代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而名此路为船山路。 @南昌市船山路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饭后就出发 @南昌市八一广场

我决定再也不走夜路了，一辆康明思在我身后爆胎，朝我急滑而来。。。 @南昌县文卫路263号

7月21日

这次出门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曲爱国研究员著的《长征记，另一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文港镇 @进贤县316国道

每次听到望红台那段，就很感动。为什么红军队伍能如此得人心？ @进贤县316国道

一路上尽是民办高校。 @进贤县316国道

临川区云山镇干陂村，墙上的字迹已辨识不清。 @抚州市临川区

唱凯人民插秧忙，同时依稀可见洪水退去的痕迹。@抚州市临川区

老板娘说是自家种的水稻，吃着香啊。 @抚州市临川区

抚州付家塘一普通农户家，二层新建小楼，共约400平米。男主人五十出头，家有一辆三轮摩托，一辆轻骑，一辆摩托，经营小本买卖。女儿和儿子都在深圳打工，一年收入三到四万。只有过年才回家。 @抚州市临川区

农家乐，不知是否会算我酒驾？ @抚州市临川区

錦旗上写道“军民一家人，抗洪见真情” @抚州市临川区

腾桥一户农民，家里只有主人夫妇和大儿子的孩子，这家改了二层小楼，200平米左右，做小本百货买生意，大儿子在南昌做建筑，小儿子在外打工，83年出生，未婚。 @抚州市临川区

7月22日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 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脍炙人口的的老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米饭是当地一种糟米，传说现在已经很少能吃到。不过这次去广昌，一定要尝尝红米饭，喝喝南瓜汤。

一路上都在听这首苏区红色歌谣《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词里面说说“反围剿那个斗志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打胜仗。” 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一直担任第一方面军政委，而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受到排挤，然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权彻底落入博古和李德的手中，采取堡垒战，执行彻底的左倾路线，使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个人推断这首歌的创作时间，估计是写在前三次前围剿之后的，那个时候基层中希望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的呼声很高，大家都怀念那时和毛委员一起打胜仗的日子。

到广昌了，这里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4年4月28日，相持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失利告终。中央红军部队被迫撤离。 @广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甘竹中队

大雨瓢迫 @赣州市宁都县217省道

我脑海里不停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真的只是由于中央红军执行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左倾路线? @宁都县

7月23日

宁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全县以产粮为主。话说，宁都县曾一度命名为博生县，以纪念在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赵博士同志。 @宁都县

大概很多人都知道遵义起义，因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毛泽东个人而言，他一定忘不了宁都会议，正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召开的宁都会议，党内关于是否要攻打重要城市和战术方法上产生的重要分歧使毛泽东失去了在中央红军中的指挥权。会后，毛泽东即被召回后方，虽然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左”倾军事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一个重要因素。

听听毛泽东如何评价自己的两次会议（宁都会议和遵义会议）—–

“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在中央苏区转移瑞金之前，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一直是原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

宁都古寺 @ 赣州市宁都县梅江南路

还有73公里 @赣州市宁都县梅江南路

长胜村小憩 @中共宁都县长胜镇委员会

宁都县对坊乡付姓一户人家，共四口人，女主人四十岁左右，大儿子十三岁，小丫头五六岁样子，已入托，是乡希望幼儿园联年的“文明孩子”，“好孩子”。住在国道旁的四层小楼，家里做百货生意，家里的田已经被租出去。家中有电脑一台，已上网，年网费850元整。问女主人问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答曰，太累，村里有生得多的，要生五六个孩子呢。问这里有红米饭吃吗？答曰，以前也不吃，只有福建人才吃。 (在宁都人眼里，福建人是吃糟米的。后来邻居家的大妈走过来，说其实以前也是有红米饭吃的。) @中共宁都县对坊乡委员会

订正付姓这家人住的是四层楼，即欣欣平价商店。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中共宁都县对坊乡委员会

付大姐一直在打毛衣，她说孩子她爸去开收割机帮人家收水稻了。这里的田小，很少用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农用机械。乡里面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很多都出外打工，到福建石狮做服装和到厦门做建材居多。也有村办企业，主要做服装生意，职工月收入也在一两千左右，工作比较清闲（我昨天和宁都一个小姑娘闲聊，她曾在深圳一家公司打工，一个月也就两千，日工作八小时）。

“家电下乡”和“新农村合作医疗”在当地已经实施很久。但是乡下对家电需求不大，主要需要的电器是电视和冰箱。空调洗衣机啥的这个乡的农民很少人会用到。同时，大姐说，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家电下乡”，因为虽然能便宜10%左右，但是一般和打完折价格差不多。同时，家电的款式也不是很多。按大姐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

说到新农村合作医疗，大姐说这里都参加了，乡下的农民可以报销80%，县里的农民可以报销60%，外出打工的可以报销40% ~ 50%。 @中共宁都县对坊乡委员会

瑞金界 @元坑尾纸厂

应老爸要求，传照片一张。爸妈放心。 @瑞金市大柏地镇

老居 @瑞金市大柏地镇

路边随便照的，原来毛主席在此居住过，也是红四军部署大柏地战斗干部会议的旧址。

@瑞金市大柏地镇

大柏地中学旁的一户人家，男主人姓刘，63岁，女主人姓李，60岁左右(图中右侧捡鸭子的奶奶)。家中就老两口，做小本百货生意，家里有电视，冰柜，音响，爷爷会拉二胡，和很多赣南民歌和戏剧光盘，看来也是音响发烧友呀。奶奶说，家里还依然在种田，说她一共生了六女一男，老大三十多，老幺是儿子，23岁，今年正月刚结婚，看门上还挂着“婚姻美满”的横批。七个孩子都在广东打工。

爷爷说他家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保，小病不保，大病一般只保50%。（附注：是不是宁都和瑞金的标准不一样，怎么不同的乡镇会有差距？）

爷爷还说当地的农家很多人当年都当了红军，他们家也有亲戚参加了红军，不过自队伍走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爷爷复述了当时红军的宣传口号，但无奈我实在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只是依稀听得只要参加红军，就能获得八块钱。 @大柏初中

很赞的牛肉汤，还有自家酿的米酒。推荐大家来品尝。

附：老板娘很漂亮。正怀孕，墙上贴着送子观音。 @瑞金市

一碗米酒下肚，又酒驾了。 @瑞金市

7月24日

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 @瑞金市革命烈士陵园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

这里的农民以种葡萄，西瓜为主，想买瓶葡萄酒，可惜老板不在家。 @瑞金市323国道

西瓜摊旁，女摊主说这西瓜叫做麒麟瓜。

不幸的，帽子在瑞金被偷。 @瑞金市323国道

这里就是黄陂村，以前是中央政府办公的地方。 @瑞金市505县道

云石山，被称为长征第一山，山顶有毛主席办公的地方。

十送红军 @云石山

还是喜欢走县道，空气清新。 @瑞金市504县道

上流坑的陈家，男主人在瑞金沙洲坝纪念馆工作，女主人在家，两个女人，一个男孩。男孩在广东读大学，学室内装潢，老二是女儿在赣州读中专。家住三层小楼，百货买卖。上流坑姓陈居多，一千多户人，清壮年在福建广东打工为主。

女主人对家电下乡很无奈，说买了冰箱1700，家电下乡后单价涨到2000。同时，女主人觉得新农村医保的手续太繁琐，觉得手续应该简化。而且女儿在中专每学期缴纳40元保险，但是生病了却不保了。

女主人还说，这条县道就叫长征路，以前红军走过。附注：女主人自己做得豆腐乳很好吃。

发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瑞金市万田乡茶亭村民委员会

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附注：求标语年代。 @瑞金市万田乡信用社

万田乡的一家服装小作坊。一共招工38名，在乡东头有一家服装工厂，也是在三层民居内，估计有劳工70名左右。 @ 瑞金市万田乡

捡花生的孩子们。 @于都县507县道

从孩子们看电视的专注神态，可见他们对电视的依赖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于都县国家税务局黄麟分局

一家缝纫机小作坊，除了两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子，其他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我不知道这该算是童工还是暑期勤工助学。老板很敏感。我没法照相。 @于都县

太阳太毒了。没有帽子，脸被晒得好疼。 @于都县

7月25日

长征源 @ 于都县323国道

感冒了，嗓子又疼，心理发慌。 @于都县323国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 @于都县

跨过赣江 @赣县梅林大桥

赣州的丸子汤与糯米饼 @赣州市环城路11号

7月26日

热。

过了于都河，红军就跨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避雨。@南康市

一路上都是做木材加工生意的。有的树估计要长十几年才能成材。 @南康市

南康城 @南康市

孩子们放假了，帮爸妈看柜台。 @大余县160县道

当地人自己种的薄皮西瓜，超贵，三块五一斤。 @大余县160县道

当地人家里都喜欢敬毛主席。 @大余县

中央红军曾在大余集结，想想现在早已跨过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 @大余县

副食店老板说，大余是世界钨都，但当地保护力度不够，没有惠及百姓。 @大余县158乡道花新段

借道广东，感谢南天王陈济棠。 @南雄市梅岭镇

7月28日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曾在南雄打游击，同时，长征时留守的陈毅也在南雄梅岭的山区被困到绝境时写下了《梅岭三章》。 @韶关市南雄市环城西路11号

我只是希望我不生病。 @沿溪山泉

7月30日

境由心造 @乳源瑶族自治县249省道

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要到湖南了。 @乐昌市

7月31日

感动我的不是宜章，而是邓中夏。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324省道

这已经不叫路了。 @宜章县

即景

这里让我想起了山西河津。 @宜章县732县道

Dead for a while. @宜章县

可以当桌面了。 @宜章县

Reborn

突然想起今天从浆水乡到迎春镇那生不如死的经历，我一直期冀下一个望不到头的路口是下坡，但是那连绵四公里的上坡榨干了我体内最后一滴汗。骑着骑着眊到路边两家屠宰场，那里面的猪嚎叫的好像后腿已经被做成了酱蹄。我蔑笑到，猪儿你住在阴凉的房子里，屠宰也就是一刀引快的事情，你有本身顶着大太阳爬四公里坡试试。

突然，前方又是一个大坡，我开始嚎了。。

8月1日

沿途很多采石厂，路上灰很大。 @临武县楚江中学

吃点东西再赶路。农家小炒，我现在的最爱 @临武县324省道

大概只有天上才有的美景。

湘南的老房子 @永州市蓝山县

8月2日

抢渡潇水，必先夺道县 @宁远县216省道

当时西有桂军，东有湘军，再加之国民党嫡系的薛岳部儿，有向我军夹击之式，所以中革军委命红军迅速离开临武蓝山宁远一线，西行成败在渡过潇水，而潇水旁的道县县城是几只部队必争之地。红1军团红2师第4团远程奔袭，于11月22号拿下了只有少量民兵驻守的道县，早了敌人三天。。给红军转移留够了充足时间。@宁远县216省道

道县的某些人不讲什么道理。 @道县中国邮政储蓄

潇水算不得什么天堑，但坐镇道县，也是很难过河的。 @道县道州中路

一个爱莲商场，一条廉溪路，难道道县和周敦颐有关？原来道县是周敦颐的故里。 @道县

这里的风景已经有桂林之美了。 @道县323省道

卡斯特地貌 @广西省桂林市灌阳县302省道

文市连绵一路的采石场 @灌阳县302省道

虽也是山清水秀，但兴安的污染企业很多。 @桂林市兴安县

8月3日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 @兴安县322国道

兴安县

红军胜利在坚毅的信念，国军失败在各打各的算盘，输给了自己。 @兴安县

湘江战役可谓是关乎我军甚至我党生死存亡的一次战斗，蒋介石绝意要把红军消灭于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也因为执行李德博古的错误左倾路线一意西进，非要渡过湘江，这次战役进行了七天七夜，牺牲了我军半数力量，在突破界首的湘江上，遍地都是烈士的遗体。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工农红军为了党的生死存亡做出巨大贡献的烈士们。让我们记住湘江，记住兴安，缅怀那死去的两万余名烈士。 @中国广西桂林市兴安县

“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 ，可见当年湘江战役是何等惨烈，我询问了几个兴安的居民，他们已经不晓得七十多年前在界首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战斗。 @兴安县界首镇

光华铺，当年的渡江口 @兴安县322国道

陆定一写的《老山界》，故事就发生在兴安 @兴安县131县道

湘江战役的渡江处，听当地居民说这里以前要宽很多 @界首镇工商所

湘江旁的老街 @界首镇303省道

三官堂，红军湘江战役的指挥所 @界首镇303省道

问了老街上的两位老人，他们都还知道红军从界首过湘江去资阳的经历。不过这位大爷说，红军过江的时候自己才三岁，也不怎么记事。 @界首镇303省道

我当地依然还在吃红薯，看到老街上一家人还在做红薯粉的生意。不过已经不再酿红薯酒了。@界首镇303省道

湘江一战后，红34师的番号从红军和人民军队的序列中永远消失了，但他们的牺牲保全了党，保全了危难中的红军。让我们永远记住红34师，永远记住烈士陈湘树师长，程翠林政委。 我脑海里反复浮现着陈师长最后时刻给全师官兵的规定—“如果突围，就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要像革命军人那样战斗到最后一刻，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界首镇303省道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

小时候我家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次来到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周恩来，胡志明，李克农同志都在此工作过。图中即为处长李克农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 @中山北路14号

看来桂林也也居住着很多回族同胞 @桂林市九岗岭22号

恭城瑶族的油茶，茶味很浓，喝起来很解署。 @桂林市九岗岭22号

8月4日

湘江之战后，红军经历了最大的一次失利，全军都陷入到无比的痛苦之中，痛定思痛，到底是什么使红军遭受如此的失败？现在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是否至少能保全红军的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我军最高的军事指挥核心三人团中，博古陷入了严重的悲伤情绪之中，消极思想蔓延，但仍持有军事上的领导，而李德的军事威望遗失殆尽，军中已无人信这个共产国际的金子招牌，他依旧蛮横，不承认他军事指挥的错误，只有恩来一人仍在努力工作，和朱德一起努力指挥部队转移。 军队中呼唤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为即将在湖南通道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打下了伏笔。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最近脑海里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虽然经历了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然而我党依然能很快的矫往过正。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在我看来，一个政党只有知错就改，才会战无不胜，才能永保其政治活力。 @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虽说博古太唯书，太唯上，犯下了左倾的军事错误路线，但做为我党最高的领导人在通道会议上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知错就改，这无疑类似汉武帝能向世人发布《罪己诏》。所以客观讲，博古还是很正直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没有他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若一意孤行，我党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损失。 @中国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

一座民族团结桥，由王震题词。 @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通道会议的成果在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继续向北，而不是既定的向湘西发展和由贺龙率领的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合。毛泽东以其对革命对红军生死存亡负责任的态度建言中央考虑其建议并终被采纳。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说着就来到了县溪镇，这里其实是老的通道县城   @通道侗族自治县955乡道

来到恭城书院了，这里就是原通道会议举行的地点。通道会议是自于都会议以来，毛泽东再一次有了发言权。 @县溪镇恭城书院

8月5日

一杆红旗过湘江，红军来到我家乡。

这样的队伍少得见，好像寒冬见太阳。

红军来到我家乡，与我侗家话家常。

同桌同吃侗家饭，相亲相爱喜洋洋。

红军来到我家乡，号召穷人举刀抢。

彻底砸烂旧世界，穷人翻身把家当。

十里长空闪霞光，千家万户把歌唱。

唱起侗歌千万首，红军美名天下扬。 —-黎平侗族的歌谣

李德的太上皇作风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他有一次托人稍话希望转而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回合。在此时刻，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兵力的消长，同时，蒋，湘在湘西围堵，黔东又有王家烈的双枪兵。所以毛泽东希望去川黔寻找机遇，建立根据地。该该方案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内重要领导的支撑。毛泽东自黎平会议，在党内的发言权越来越重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

黎平会议纪念馆 @黎平县202省道

錦屏依然是侗族人聚集的地方，太穷了，这里的人们依然住在木屋里面，沿途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黎平会议期间，右路军就驻扎在錦屏。 @锦屏县202省道

侗族人盖房子很有特色，不打地基，纯木结构，一般都住在二层，一层都是支撑的功用。最多也不过是在修砌时给一层垫些砖或石头。 @黎平县

8月6日

卖水果的苗族大妈和苗亭 @凯里市环城北路

和一位布依族大爷闲聊，他说自己年近花甲，姓杨。家住黔南独山县。凯里城中北部苗族居多，南部侗人为主。民族间也会有很多生活习惯的差别，按杨大爷的说法，他们布依族很爱干净。随身都要带着手帕。 @凯里市乡咖咖牛杂店

当我得知牛瘪是什么东西以后，我就再也没胆量食用了。求吃过的人给点感言。 @凯里市文化北路36号

舞阳河的水好青啊。 @黔东民族寄宿制中学

这里的建筑风格以徽派建筑为主。@铜仁市305省道

这里的山很美，水很清，有点桂林的味道。同时，我也很喜欢这里农村的建筑，不是简单的追求高层，设计也很美观。 @铜仁市江口县305省道

铜仁朝鲜族很多吗？

德旺这个地方的建筑已经看不出土家族的特点。 @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303省道

中国有两个县级特区，且都在贵州，一个是六盘水，一个就是现在路过的万山特区，万山以汞矿出名，不过现在以采完。当年设立县级特区，国家主要出于对西南经济建设的考虑。我也曾看到相关报道说，山东曾想放权给三十个县级单位，建立“特区”，陕西也搞了杨凌农用示范区，不过级别不是县级。我个人觉得，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增强我国县域经济的实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搞一些新的特区作为实验田也未尝不可。 @大树塆道班

土家族也吃菜豆腐？这也许是土家族是古巴人后裔的一个佐证。 @印江县

8月7日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印江县304 省道

印江县城处于印江河的冲击河谷之中。由于地势低。在城东印江河入口处有水坝防洪。总体说，印江山高，路险，雨多。同时，当地的民居以灰色为主，木制结构的房屋已不多见。房屋样式没有特别之处 @印江县304 省道

红二红六方面军在印江木黄会师之地，和水府宫门前的一位大爷闲聊，得知镇里主要居住着土家族和汉族，苗族只有几户。会师纪念馆没有开门，一般都要和镇政府的管理员联系方可。 @印江县木黄镇长征路

这家做的羊肉粉很赞。就这个坐标。 @印江县木黄镇长征路

于是乎，我就偷摘了几个辣椒吃。 @印江县304省道

只因我捕捉不到这满眼的蜻蜓。@印江县304省道

放假了，帮大人做活的孩子们。 @印江县304省道

准备出发，杉树乡对马村。 @印江县新村路

土家人背的竹笼 @印江民族中学

到了杉木，还要再走八里路才到对马溪。 @印江县杉木乡

印江河

听大妈说，这是土家人的特色小吃，土豆和豆腐。@印江县峨岭镇人大

土家族的老屋 @印江县国土资源收购储备整理开发中心

8月8日

蒋介石本想让乌江成为第二个湘江，但黔军让老蒋失望了。@铜仁市思南县

8月9日

遵义这座城，北有娄山，南临乌江，易守南攻。当年红军进攻遵义却异常顺利，主要原因守城的黔军闻红军而丧胆，一直向北逃去，而后，刘伯承帅军直追至娄山，歼敌于娄山关。

遵义红军街 @遵义市群众艺术馆

遵义的城市口号是会议之都，转折之都。听起来怪怪的。有那么多转折吗？ @遵义市杨柳街

遵义会议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会议的举行，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又一次走上了党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队的指挥权，并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可能大家都知道，会议的成功举行，和毛泽东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密不可分，之前他也曾多次建言，但通道会议以前，毛泽东的意见是没有市场的，同时，毛泽东也团结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诸如洛甫和王稼祥，这样，才能在遵义会议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中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忘记，在遵义会议前，由于上海联络站被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这样以来，博古，李德就失去了靠山，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国内外共同因素造成的。附图是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毛泽东和李德，博古的住处相距很远，走路要二十分钟。 @遵义市桃源路

8月10日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马良饭店

拜谒阳明大师，首先要跨入礼门。

乃克己复礼。 @贵阳市

在我来之前，阳明先生祠竟被当地开发为茶社，奈何，奈何。 @贵阳市螺丝山路

阳明祠坐落于贵阳市城东的芙峰山，又称螺丝山上。阳明先生曾贬官于贵州，在芙峰山上宣讲心学。阳明先生的主要思想是心即理，知行合一，以及至良知。对个体，对人内心的强调是阳明心学和传统理学最大的区别之处。

如果不是因为刘谨，阳明先生也不会被贬，如果不是阳明先生被贬，阳明先生也不会和贵州结下如此的缘分。就象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失败，也不会有大十字的达德学校。可这两个地方一个茶社，一个戏院。真有点无可奈何，不由得感佩那些有如此创意的人们。小弟不才，也拜访过几家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仰山书院，关中书院等，都朴素的有点寒心，唯独黔人有此勇气，实属不易啊。@贵阳市螺丝山路

有时候还是颇为感佩贵阳人的商业头脑，阳明祠成为了茶楼，而黄齐生开办的达德书院而今成为了戏馆。贵阳人做什么都讲究一物多用，而且搞得及其官方正式。就诸如在遵义，贵阳这种城市，“拼的”是一件及其正常甚至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固然同意这种低碳的做法，但凡事讲究一个度，讲究一个对老祖宗的敬畏，说得上升一点，咱也要估计一个偌大的城市对知识对文化的些许敬意。个人浊见。（遗憾本人一直不是这种开发方式的卫道者。平日游手好闲，常去拜谒些个圣贤大儒的祠堂墓冢，除了温州人在叶适墓前卖馄饨，就只是见过贵阳这样开发利用了。先儒讲求一个敬，一个诚。有些通过开发来保护的思路值得商榷。） @贵阳市富水南路44号

8月11日

挥师入滇 @昆明官渡区北京路25号

到昆明第一站就去拜访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故居 @昆明官渡区二环南路入口

想必我是极其执着的旅者，大清早到了昆明，第一站就是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金岳霖先生的故居，问了近十位出租车司机，首先没人知道棕皮营这个地方，后来知道那村临接着龙头村，才有一位司机把我拉到了龙头街道，可恰逢龙头街道赶集，车子根本无法挤入攒动的人流，只好作罢自行寻找，可是问了很多当地人也不识此处，后来是一位老大爷才说龙头街道和龙头村乃一条路之隔，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龙头村毗邻棕皮营的地方三人的故居。四周早已被高大的民房包围，就连院落内也盖起了两栋半截的民房，院落久未打扫，那株茶树早已死去，不过依然有各色的花儿从墙内探出头来，唯一看家的是一只慵懒的猫儿。梁和林住在正房，紧挨着的是厨房，而旁边极小的两间中的一间即为金岳霖所住的耳房。喜欢哲学，我认识了金先生，崇拜高尚的爱情，我理解了金先生。 @昆明市官渡区北京路25号

8月12日

四渡赤水总有点虽敌情而动的味道，可是和小夜丹煞血为盟那才是神来一笔。@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安中路140号-172号

这彝族文字颇有象行文字的味道。

西昌市中心刘伯承和小叶丹结为兄弟的雕塑

西昌古城

冕宁的宣传语是“红色冕宁，结盟天下”。 @冕宁县215省道

凉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当年毛主席接见彝族代表的地方。 @冕宁县东街

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

在冕宁，我看到最多的是汉，彝，藏族团结一致的情景。一个叫做沙玛巴伍的彝族奴隶，为红军带路到罗岔，红军送他一支手镯，他带在手上十五年，终于盼到红军的归来；泸沽面馆的扈九龄师傅，为红军做了六十斤的馒头。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人感动。

让我们缅怀这些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们

总有些人让我感动，大柏地的音乐世家；瑞金的孤独妈妈；宁远的黄大爷，宜章的赛车手，凯里的布依族大叔。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平凡但又不平凡的故事。昨天在冕宁遇到的那位看守烈士陵园已近五十载的大爷更让我发自内心的感佩。老人口吃不算清楚，身体还算健朗。他陪我走完整个烈士陵园，给我讲每一位烈士身后的故事。从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对冕宁留守红军以及当地苏维埃政府的迫害，到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直至平乱兹事和扑灭山火。这里长眠着百余位烈士。我把中午在藏族小女孩那里买的野刺梨全部敬给烈士，老人捡了些野草来擦拭墓碑。 虽然老人说话很吃力，但我能看出他内心的无奈，当他指着陵园里久违修整的道路和满园种植的玉米时，他眼角突然饱含着泪水，这时我越发崇敬这位孤独的守院老人。 想起了波士顿市中心那块最好的地皮，安葬着无数为国牺牲的烈士，他们应该慰藉，即使是懵懂的孩童，妈妈都会告诉说，这里安藏着祖国的英雄们。 走时，我散尽身上的钱给了大爷，让他保重身体，回宾馆的路上买了个煮土豆吃，还是很香的。 @冕宁县108国道

入乡随俗，晚饭咱就吃个煮土豆吧。味道还真不错。@冕宁县人民路25号

8月13日

刘伟说，对于我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不是赶紧死，就是精彩的活着。 @八方旅馆

彝海结盟纪念碑 @冕宁县彝海乡

大渡河和石棉县城 @雅安市石棉县108国道

石棉县烈士陵园，由张爱萍上将为其题词。 @雅安市石棉县211省道

英雄少年－赖宁 赖宁长眠于石棉烈士陵园，为了维护国家财产，牺牲在山火中。每一个八零后的人都不曾忘记你。 @石棉县211省道

安顺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此覆灭，而红军在此得胜。毛泽东曾评价石达开，说他不是个称职的政治军事家，为什么要强行过河呢?进可入西康，退可往西昌。其实在西昌过彝族区的时候，石达开就得不到彝人的支持，可以说失落的情绪遍布军中，如果一支队伍总是碰壁，并无法从军中自上而下的改变逃跑主义的思想，那覆灭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石棉县211省道

8月14日

大渡河河面很宽 @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211省道

行在烟雨中，能见度只有五米。 @泸定县211省道

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 @泸定县开湘路126号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泸定县红军桥隧道

烟雨山重

景色超美，就是路上塌方较为严重 @泸定县211 省道

康定县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郫县的小亦菲，舟曲为了先抢救妈妈而去世的小女孩，冕宁烈士陵园的守园人，身边有太多令人感动的人了。 @康定县格萨尔酒店

康定的小商铺 @康定县沿河东路97号

8月15日

一首情歌召唤我来到康定，一座溜溜的跑马山，飘着溜溜的白云。康定，藏语称为达者都，三国时诸葛亮派郭达将军在此连夜铸箭30000余支，故历史上称此地为打箭炉。康定不光美在其自然风格，其半藏半汉，茶马互市的文化特征也是令人留恋的 @康定县318国道

从川西入川的两条路都被大水冲了。

八九月的康定流行吃一种叫仙桃的果子，它是仙人掌的果实，形似绿柠檬，味如猕猴桃，品尝者皆溢美之。本怀疑这康巴是否生有长仙人掌，后来便在泸定至康定，以及康定至姑咱一线看到很多仙人掌生在山崖的峭壁上。这生灵生长力很顽强，秃秃的岩石上也会有，同时繁殖能力亦很强，一处有，四周皆是。康巴人喜爱这生灵和其经济效益不无关系，但此刻我并无心赞美其顽强坚毅，默默奉献等品质。想到仙人掌本是墨西哥和内华达的主人，而迁到康定，亦有一统江湖之势，不禁心挛，脑海中是滇池的水葫芦，广东的微甘菊… …生物引进给当地带来短期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生态危害，并且针对这种危害的生态修复亦是极其耗时的。 生物引进需三思。个人浊见。 @康定县211省道

翻雪山 @康定县211省道

甘孜的山极为险要，山体基本上都是发育初期的火成岩，河流冲刷明显，还有些地方会有河床沙砾的遗迹。火成岩不像沉积岩，一遭风蚀，火成岩就会大块大块的石头往下滚，很是可怕。 @康定县211省道

丹巴县 @丹巴县

火成岩和侵入体 @丹巴县地方税务局

丹巴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丹巴县三岔河北路84号

不停有飞石往下落，而且越来越大个。 @小金县303省道

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 小金县

两河口会议旧址，两河口会议增加了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张国焘被委任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当选军委常委。同时，博古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毅然让出自己的职位。 @小金县210省道

海拔有点高了，GPS说已有3600米了。 @阿坝县马尔康县210省道

海拔4100米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 @马尔康县210省道

这里海拔只有3700米，冷。难怪看藏族兄弟大热天穿棉袄，原来夜里极冷。 @马尔康县210省道

小金到卓克基 @马尔康县210省道

8月16日

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 @马尔康县崇列街79号

在马尔康的红军烈士名录中，共十八人，三人为汉族，其余均为藏族，同时还有两名藏族妇女阿牙和呷西木初参加了红军。不过这些烈士只有两人是战斗中牺牲，其他都是失踪了。 @马尔康县317国道

卓克基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各族人民书，该决议确定了我党的民族政策，解放各族同胞，支持民族自决，拥护各族同胞的解放活动。 @卓克基会议旧址

西索村

向左走，向右走？ @马尔康县崇列街82号-96号

8月17日

一条短短十公里的路从马尔康到卓克基的路，已经修了两年。 @马尔康县达萨街261号

刷经寺 @红原县209省道

冷得不行，四到五度的样子，就顾着赶路了。不过美景都在脑子里了。 @红原县209省道

由于红军当时在那里翻越草原，所以周恩来特意命名此地为红原县。 @ 红原县麦溪路

他是一位老兵，一位狙击手。他陪我从红原走到若尔盖。我忘不了他憨厚的笑，忘不了他被感染的眼睛。他说眼睛是狙击手的生命，所以军队领导不得不让他先去成都治病。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下火线。他说，他读书没悟性，很敬佩那些会读书的人，以前在部队，教官要求背熟理论知识，谁背不熟谁去负重跑八公里。说罢，他就直接放下书，跑步去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不过大家都说他对枪很有悟性。他说孤独是狙击手最好的朋友。他说长期在野外工作让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喜欢用瞄准镜看人。他告诉我，他参与过314事件的平定，又在512地震时第一时间来到汶川。他这辈子听到的最严厉的话是温总理在汶川说，“你们是人民培养的，你们看着办。”他说他很敬佩红军，他长期在阿坝和甘孜执行特殊任务，高原，雪山和草地对于他们这些有充分给养的军人来说都相当困难，真不敢想象红军当年是如何穿越这里的。他告诉我，一个当兵的人，结婚是对恋人的不负责任。 @红原县

蓝天 草原 喇嘛 牦牛 @若尔盖县建设北街

红军懋功会师以后，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的意图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看来当时中央对苏联还是很依赖的，尽量挺进西北得到苏联的支持。不过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西路军并没有打到新疆去。而且伤亡惨重。会师后，四方面军的意图并不和中央红军契合，张国焘认为红军应有两条路，或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地方，诸如西康，青海，新疆，以避开国民党军队主力，或是直取成都，出长江而打到武汉。而这一点，会师前就已经明确表述，一个是消极避战，一刀则冒险进攻。 @若尔盖县气象局

8月18日

当你不到早晨六点就形单影只地走在一条半个人都没有的街道上，特别的是这座城市曾是314事件的主要闹事地区。@若尔盖报刊亭

想必张国焘是极其执着的人物，或者说就是拥兵自重。从沙窝，两河口，芦花各此会议再到毛而盖会议，张不拿到政治局的绝对多数他是绝对不罢休的。徐向前在这个时候能站在中央一边我觉得是他自己明智的政治选择，同时，战功赫赫也是他的资本。 @若尔盖达扎寺

吕端不糊涂，板荡识忠臣。 @若尔盖达扎寺

这身喇嘛红袍确实吸引不少目光，没辙，这衣服实在太保暖了。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13国道

8月19日

黑水打粮在红军长征途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活动。没有这次打粮，可能内斗就把红军湮灭了。 @兰州市榆中县东岗东路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其实，红25军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打了多次艰苦的战斗，如果没有徐海东的红25军，大概红军还要再晚些进入陕北。 @榆中县巉柳高速

会宁会师 @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红军大学旧址

会宁民居

会宁老城

跨过越六盘山，都是土塬，但针对防风固沙，宁夏要比甘肃做得好很多。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312国道

六盘山红军纪念馆 @固原市隆德县

不得不说，过了六盘山，整一个塞上江南的感觉。再也没有光秃秃的土塬了。 @固原市原州区312国道

积石堂，即兰州大学图书馆。戊戌变法时期，关学的代表人物刘古愚曾被甘肃总督邀请到甘肃大学堂（即现在的兰州大学）任总教务张。 @兰州大学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听一位大爷说原址解放后是仓库和民居，四五年前修缮过一次，而这次是推倒重建。@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8月20日

说句实话，甘南州的植被破坏是很严重的。至少从合作经临夏再到兰州这一线的道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土山，零星种一些防风固沙的草，根本没有立体的植被分布。这里和已青山绿水的陕北真没法比。 @庆阳市华池县

8月21日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南梁为中心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轻人月光日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这里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二次国内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华池县南梁乡

说到“吕端不糊涂，板荡识忠臣”，我首先想到的是陈光和戴季英，这两位浴血奋战的老红军在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可都因其政治觉悟不高而未得重用，陈光英年早逝更是令人扼腕叹息。为人臣要忠，在面对关键问题上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长征一路走来，三个人的忠贞让我无以忘怀，他们是叶剑英，徐向前和习仲勋。

1）叶剑英在张国焘准备实行党内斗争的危机时刻，把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转交给了毛泽东，挽救了党，而后他策划的黑水打粮使中央红军予以脱险；

2）徐向前在老领导张国焘，陈昌浩已有消灭中央红军的意图时极力遏制了这种想法，他字正严辞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3）习仲勋本来在西北“肃反”中差点被朱理治和戴季英杀害，而毛泽东一句“刀下留人”挽回了习仲勋，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生命。毛泽东常说，是陕北救了中央。而习仲勋说到，其实是“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的话不无道理，如果不是中央，陕北这一批老懂军事懂政治的老革命早已在内斗中牺牲，陕甘这片根据地估计也无法保住。@华池县南梁乡

南梁这个地方沃野千里啊。 @华池县南梁乡

入陕 @华池县吴华路

来到陕西就觉得特亲切。 @华池县吴华路

8月22日

志丹县一度和吴起县合并，此处为烈士纪念碑 @吴起镇革命烈士陵园

吴起新貌

贺龙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

从南池子大街一路往北，汹涌的人群挪向故宫，那里是终点。我笑着对林楠说，“也不辩去向，一味走，像投胎一般。” 而鲜有的驻足者，已是异数。

驻足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诸如这视频中两位搭车去柏林的年轻人，勇气可嘉。也许有人会责难他们在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刻选择了无意义的旅行，可是，到底是要驻足去旅行还是要日夜兼程的奔向生命的终点呢？

驻足难？难！居高位者，被已得的利益所困；居低位者，为未有的财富所累。谁又能抛弃这颗凡心？

可驻足真的难么？不难！只需静心诚意，定能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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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