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这个论述，深刻揭示了各国根据国情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与选择，正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就是破除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模式迷信的60多年，是“找到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60多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的年经济总量由364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97900亿元，增长了109倍，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位中，中国从1978年的第十位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5月，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公布的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在这段时期内，亚洲曾发生了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战胜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全球性经济灾难，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继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及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消费、生产和建设等诸多领域扩大内需，发展对外贸易，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坚持决不趁人之危、决不损人利己，与各国和地区通力合作，共渡难关，并最早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叫“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人不同意“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更多的人则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实行的制度分割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其实，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世界史上的这类国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形式有别、作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模式是客观存在，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展现，是基本成型又不固化的发展路径，国家发展的模式必定是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内涵的社会经济结构。检验模式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模式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真实形象，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不应任意涂抹。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悬殊，经济基础落后又发展极不平衡，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决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核心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因素。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概括，不存在谦虚不谦虚的问题。现在要探讨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关系，应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来探讨，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的成功和不足所在。在一个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探索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这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一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大事。

中国模式的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功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经挫折，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明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社会全面进步，人民享受越来越好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的强大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崇高理想、雄才大略和为国为民的济世精神，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既民主又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可以最为广泛地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全力以赴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在全民中享有崇高声望，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核心力量。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的进取精神。对于模式形成和制度完善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对于外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能够运用改革开放的力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不断进行调整，确保模式与制度不僵化、不停滞，确保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四、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舆论和社会力量，尊重民意，依法监督，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创造和谐发展氛围，营造稳定的国内环境，确保国家发展进程不致中断和被破坏。

五、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构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这个目标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建立新模式、新制度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温饱生活、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都是继往开来、相互衔接的阶段性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举国体制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兴建跨越多个五年计划的长江三峡、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世纪性工程；组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和遭受重大灾害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都依法按时实行换届，而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从未中断，重大政策连续、稳定，政府、社会、企业直至个人都从长期发展中获得多种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以上这些，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正确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原因。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没有发展，根本原因是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会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了中国不断遭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社会长期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消除这些基本因素是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首要选择，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适合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

各国的发展模式都有显著的本国特色，同时也来自向外部世界的学习、借鉴。凡是成功的模式，都必定具有开放包容的理念，重视吸取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中国模式既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各种文明成果的融合。中国决不拒绝学习外部世界的成功经验，也从不把自己的模式与制度强加于人。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像其他任何一种模式和制度一样存在缺点和不足、面对各种内外挑战，但这是成长中的不足、是历史进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有必需的动力和机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正视问题，坚持推进改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呼唤各国按照本国国情完善发展模式与制度，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温家宝总理说：“我在网上注意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有的网民经过拍照上网来暴露许多流浪儿童的问题”。(查看原贴)

看到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感慨万分。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这些孩子们，根据于教授的微博数据，我制作了这份《乞讨儿童分布图》（http://www.geoinformatics.cn/children）。现在仍然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录入，如果您愿意尽绵薄之力，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请一道参与到地图的制作之中，可随时与我联系，方式如下：

点击标记可以显示该乞讨儿童的发现地点，发现时间，发现者的新浪微博用户名和其他描述信息。

用Google Earth打开地图数据。

相关网站：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1932619445

http://news.longhoo.net/2011-02/06/content_5022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77456.htm

王孝和，原籍浙江鄞县，1924年2月4日生于上海。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8年4月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孝和被捕。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号召战友“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9月30日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转载自：http://news.ifeng.com/history/vp/index.shtml

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商州、洛南、丹凤、柞水一区三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为2842万人，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1.2 大西安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将西安在2020年建设成为8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大西安”的总体规划将肩负起“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历史使命。规划对西安的产业布局定位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元器件、输变电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先进制造和旅游文化、商业物流、会展咨询、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

大西安的规划范围将包括西安市整个行政辖区，渭南市富平县，咸阳市秦都、渭城、泾阳、三原“两区两县”，面积12009平方公里。其中主城区范围北至泾阳、高陵北交界，南至潏河，西至涝河入渭口及秦都、兴平交界，东至灞桥区东界，面积1280平方公里。“一城多心，涵盖区县，皇城主穴，披山带河、三环方城、米字辐射”是大西安的空间特色。将形成四条服务带，即北部生产性服务带、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带、东部旅游休闲服务带和南部生态人文旅游带。

1.2.1 规划布局

主城区规划，根据现状城市发展及布局原则，以渭河生态为串联，形成“中优、东进（拓）、西接、北跨、南融”[1]的发展格局。

中优：以91平方公里唐皇城为基础的商贸、旅游综合区，凸现城市特色；

东进：以建设阎良国家航天城及临潼国际旅游城市为契机；

西接：通过西咸共建沣渭新区和沣镐人文生态区，实现两市对接。进一步保护好周秦汉唐遗址，完善城市空间结构；

北跨：以泾渭新城及空港新城带动城市空间向北跨越渭河，在渭河北岸形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及多功能的机场城市；

南融：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向南拓展，加强生态建设，使南部秦岭的生态格局融入城市发展中。

2.2.2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在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背景下，以最具影响力的周、秦、汉、唐文化为基础，将厚重的东方文化与众多文化遗产遗迹相结合，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彰显华夏文明。

以创意为核心、文化为灵魂、科技为支撑、园区为依托、产业化为方向，深入挖掘和展示传统历史文化，大力发展现代文化，打造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以唐皇城为核心，构筑东西方文化交易三角链，形成方格网配套区。

四带：帝陵文化风光带；四大遗址文化带；古都历史文化带；秦岭华山生态带；

七区：八水观光区；皇城商贸游憩区；曲江文化休闲区；临潼旅游度假区；秦宫文化观光区；咸阳城市游憩区；宗教文化体验区。

1.3 渭北现代工业新城

西安渭北现代工业新城主要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西安三环以内企业外迁安置，带动西安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将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区域科学发展的重要引擎。

渭北新城位于临潼境内渭河以北。东临新阎公路，南依渭水，与临潼新区一桥相连，西靠西禹高速公路。现代工业新城规划起步区为5平方公里，中期规划为4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100平方公里。

渭北新城距未来西安市行政中心18公里，距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新丰编组站5公里，距西安国际港务区10公里，距以大飞机制造业为主的阎良新城15公里，距咸阳国际机场40公里，通过将要建成的行（者）北（田）渭河大桥与秦汉大道直接相连，从而使现代工业新城与秦汉大道所串联的西安经济开发区、西安国际港务区、临潼新城融为一体，形成更加明显的区位优势。

1.3.1 规划布局

工业区：位于现代工业新城的北部，建成后将是集装备制造、科研及产业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工业城；

生态居住区：位于现代工业新城的中南部，依托渭河湿地环境，打造生态化、人文化、景观化的居住区，作为工业发展的后勤保障基地，是满足创业者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

商业区：位于现代工业新城的南部，建成后将成为集现代金融、商务、办公、文化交流、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可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1.3.2 产业发展战略

渭北新城位于临潼市区^[2]北部，并涵盖富平县南部部分地区。和隔江相望的骊山风景区、临潼新区的产业职能不同，渭北的主要职能是服务现代化工业发展。个人有如下粗浅的看法，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继续大力发展区内优势产业，区内原有优势产业有冷饮乳加工业、零部件加工业等，并仍扶持标逢、陕鼓、骊山微电子等企业。

2）在承接西安市三环内企业外迁安置方面，要继续完善设施配套，吸引低碳高能的工业进入园区。

3）在承接东部中部产业转移方面，渭北工业新城对于入园的企业选择要和关天经济区以及西咸一体化进程相协调，同时要和周边工业园区的发展相配合，特别是在沣渭新区、泾渭新区都有承接东部中部产业转移功能的前提下，遵循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理念，符合渭北地区的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渭北新城要充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衔接好北部的阎良国家航天城、南部的骊山风景区、西南部的国际港务区，做大做强配套产业。

4）针对区内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以秦唐文化为基础，配合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临潼建立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提供产业支持，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渭河沿岸观光区、临潼旅游度假区、秦唐文化体验区等。

[2]临潼，历史沿革史渊源深厚，历经周、秦、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因城东有临河，西有潼河，故名临潼。《临潼县志》说：“祥符改名，以临、潼二水环县左右故名临潼”。

临潼旅游资源丰富。骊山风景区是国家首批公布的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拥有兵马俑、华清池、骊山、秦陵4个国家AAAA级景点，其中秦陵和兵马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内历史遗迹十分丰富，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1处，其中省级5处。著名的”褒姒一笑失江山”、”鸿门宴”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此，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早期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遗迹。临潼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热点，主要景点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左右，其中外宾50万人次左右，旅游综合收入每年10个亿以上。

临潼区城郊型商品农业格局初步形成。围绕”一带三区”（渭河沿岸蔬菜瓜果经济带、渭北以奶畜为主的畜牧产业区、景区以石榴为主的观光农业区和山塬林果生态农业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全区奶类年总产12.29万吨，奶牛存栏30370头，分别居全省第一和第三；蔬菜大棚7000栋，以石榴为主的杂果13万亩，其中石榴8万亩，番茄制种基地5000亩，居全国之首。特别是以银桥、伊利泰普克、伊利冷饮和骊山乳业为龙头的奶畜产业，基本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格局。

临潼区工业发展势头强劲。2003年全区工业总产值49.6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同比增长49.22%，工业增加值10.08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65.87亿元。区内有标缝、陕鼓、骊山微电子公司、西北化工研究院等国有大中型企业，银桥、伊利泰普克、伊利冷饮乳制品加工，汉兴、秦唐、秦兴造纸，新市10多家面粉加工已形成了主导产业。依托陕鼓、标缝，初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零部件加工基地。

梁文道：昨天我们说到中国瓷器往欧洲的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下半截，这下半截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中国人也知道自己有些瓷器是专门量身定做为了欧洲市场打造的。而这些货物有少部分留在了中国，但是中国人把它当成了什么呢？把它当成是种很奇怪的有异国风情的东西，我们对待这些东西，反倒不如当时欣赏中国陶瓷的欧洲人，比方说像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些荷兰人一样。这些人觉得中国来的东西，虽然是异国的东西，但是他们喜欢，倒不是因为它是异国的，而是真的因为喜欢它的样式，它的感觉。

对他们来讲，看舶来品的态度，就跟今天我们看待舶来品的态度差不多。而当时的中国人看待舶来品的态度，确实怀着一种猎奇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会构成了后来两个地方历史发展不同的走向跟轨迹吗？看起来是会的。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本《维梅尔的帽子》，作者是现在在牛津大学任教，专门教授中国史学的朴正民教授，TimothyBrook。

朴正民教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用了荷兰大画家维梅尔七幅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去谈世界历史。而这个世界历史里面总是会牵连到一些他关怀的中国。比如说这里面他又提到了维梅尔另外一幅有名的画叫《地理学家》。那么这个《地理学家》他正在研究一个世界地图，背景有一个地球仪。那么从这幅画里面，维梅尔看到的是什么呢，先按下不表，先说说看，维梅尔在大英图书馆里面找到的一封信。发现当年就是17世纪的时候有这么一艘葡萄牙船，在中国的东南海沿岸登录，跟我们中国本地人发生了冲突，然后互相砍杀。然后最后这个事闹到官府上面，这帮外来的船员被逮了起来。

请注意这里面就说到，那天早上这艘葡萄牙船在中国沿岸被逮到的这艘船里面，有人被杀死，有人被丢到水里面淹死。那天早上被溺死被杀死的人包括摩尔人，也就是北非的一些摩尔人，黑人、莫亚人，也就是高亚人人，今天的印度那部分的人、南亚的穆斯林，澳门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还有日本人。

这份罹难名单具体说明了当时那艘船船上面乘客种族、民族出身的多元。船上的葡萄牙人有91人，其中有些身在澳门，或者在澳门居住，其他人则来自撒布全球各地。从中南美洲一直到印度到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船上的其他的欧洲人就只有6名西班牙人。

那这个说明什么？它说明了当时有哪些人透过葡萄牙的贸易船运事业维持的贸易网络在迁移。你想想看，同一艘葡萄牙船上面居然有这么多人，如果不是当时这艘在中国东南海岸登陆的这个船的船长拉丝科特，费心的在回去之后写下了当时这个船难报告。若非他的手稿在大英图书馆保存下来，我们不会知道这艘船竟搭载了如此形形色色的种族。该船的船主是葡萄牙人，但乘客却来自许多国家。最东远自墨西哥，最西远自加那利群岛。因此透过拉丝科特的回忆录，我们知道我们一项所认为的葡萄牙船，船上面的人其实不完全是葡萄牙人。

那么这些人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大的震撼，中国人大概是第一次遇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外国人。而与此同时当时比起中国，其实还远为衰弱的葡萄牙，已经非常习惯，世界上是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人。他们太习惯跟他们打交道，而这样的一种习惯，而把世界看的这么开放，视之为寻常的这么一种心态，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欧洲人怎么看待外国贸易产品。比如说中国陶器中国瓷器的那个态度是相关的。

于是朴正民接着讲，维梅尔笔下那个冷静的地理学家仍在万里之外，不可能亲耳听到这些远在中国东南沿海这些事件。那么因为他的同胞掌控了海洋，他也对荷属东印度公司商人旅行海外所赚得的利润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这些地理学家，是商人所带回的咨询，他把那些资讯收集分析，综合成的一张张的海图、地图，而商人则拿那些海图地图用在当时已更为人了解的更广大的世界上。

那新取得的地理知识如果不管用，则再收集更新的知识，纳入地图里面。17世纪地理学家的职责就是积极投入这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回馈修正过程。那么这样的一种回馈机制使得欧洲地图绘制员在17世纪不断修正自己的地图，新知识取代旧知识，再被更新，更让人觉得准确的知识所取代。而中国地理学家与此同时就跟维梅尔画中的那个荷兰地理学家的处境太不相同了。中国没有这样的回馈机制，而且几乎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就算真的有人从沿海随手。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人偷偷出去搞贸易，到了东南亚一带，我们也会从他们那得到很多关于海外的知识，但是中国学者往往对那些知识兴趣不大。

有一些例外，比如说中国也有一些，当时也有一些地理学家，这些地理学家特地请教去过东南亚海域的水手，然后把那些资料录入进去。但是，当时中国地理学家收集这些材料的目的，跟我们看到的欧洲地理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地理学家收集这些材料就是一种中国人喜欢记录历史记录资料的一种癖好的传统。乃是供史家他日采用，而不是供给当时我们中国的水手商人所用。当时的中国文人就算写牵涉海外的历史书籍，地理书籍，不是为了我们出去做贸易的人使用，不是为了我们的官员使用，而我们出去做贸易的那些水手回来也不觉得有需要依赖我们文人替他生产什么知识，这就是我们跟当年的欧洲最大的分别。而那样的分别也许就是构成了后来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交叉跟撞击的深层的理由了。

转载自：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detail_2011_01/19/4346486_0.shtml

参考文献：

[1] 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detail_2011_01/19/4346486_0.shtml

[2]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0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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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1/01/2010_china_pe_ranking/feed/ 0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12/%e8%bf%91%e6%80%9d%e6%9c%ad%e8%ae%b0%ef%bc%88%e4%ba%8c%e9%9b%b6%e4%b8%80%e9%9b%b6%e5%b9%b4%e5%8d%81%e4%b8%80%e6%9c%88%e4%ba%8c%e5%8d%81%e6%97%a5%e8%87%b3%e5%8d%81%e4%ba%8c%e6%9c%88%e5%8d%81%e4%b9%9d/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12/%e8%bf%91%e6%80%9d%e6%9c%ad%e8%ae%b0%ef%bc%88%e4%ba%8c%e9%9b%b6%e4%b8%80%e9%9b%b6%e5%b9%b4%e5%8d%81%e4%b8%80%e6%9c%88%e4%ba%8c%e5%8d%81%e6%97%a5%e8%87%b3%e5%8d%81%e4%ba%8c%e6%9c%88%e5%8d%81%e4%b9%9d/#comments Sun, 19 Dec 2010 18:38:13 +0000 长安旧梦 http://www.geoinformatics.cn/?p=3559 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不带有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确实比计划经济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没有计划的自发式市场经济已经过时。市场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由“守夜人”式的政府向实施宏观调控的政府转变已成为基本趋势。

我国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大，但经济效益却相对不高。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觉得资源浪费是一方面，附加值低的产品较多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凡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的公司，都死掉了。Sun就是明证；凡是会忽悠客户掏钱的公司，都活的很滋润，Oracle就是明证。

有人参佛，有人悟道，吾一心向儒求理，至死方休。

什么普世价值都是不存在的。凡是讲什么普世的价值都不会有什么价值。

温总理常说，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的分水岭是直立行走。可当初那个调皮的猴子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呢？

BTW，如果人类是机器人，老聃在《道德经》里面讲到的“玄牝之门”就是很给力的装置了

难道人类不就是一种机器人吗？都担心机器人会毁灭地球，其实人类不也一样，只不过是人类对自身驾驭不了的另一种物种的恐惧。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恐惧和反思。

如果拉马克是正确的，那女人为什么要有处女膜呢？而达尔文主义者则更精妙，他们认为之所以人类有别于其他哺乳动物保留了处女膜，是由于男权主义选择的结果。而这样的解释忽视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完全可以辩解道，母系氏族的女性可以天生就没有处女膜。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的祖先们都曾经历了母系社会。

传统上把实证主义和科学联系起来。字面上讲，科学即关于分类的学问，它是使知识系统化和形式化的事业，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认识论。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同实证主义一样是系统且严密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非科学。

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曾巩之《上欧阳舍人书》

《三字经》描述到，“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即苏洵，他少时不好读，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后来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我虽年已二七，但已然明白读书的道理，不算晚不算晚。

西方不无，着力即差。

马克思曾说，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中国则是早熟儿童。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给自己预支烦恼。

东坡先生在快五十岁的时候曾说“奉入所得，随手辄尽”，按照现在的话讲，他是个典型的月光族。

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德行，常说“严于律己，宽于律人”。而那个“程门立雪”的北宋大理学家程颐不仅严于律己，更为严于律人。而我常疑惑的是，到底哪种做法会更好的？如果宽于律人，不是显得对人对己两套标准吗？

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

求功业不求功名

欧阳修的母亲曾说，”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欧阳修，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是有舍有取的，他的志向能不能实现有时候是左右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要仁爱，要孝顺，这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

东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影响颇为深远。比如在北宋时，欧阳修将一场水灾归结于当时枢密院副使（相当于当代的军委主席）狄青，并主张罢免之。在欧阳修向宋仁宗递交的《论狄青札子》一文中写到，“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也就是把水灾的缘由和狄青的位高权重联系在一起。而我在此处很疑惑，欧阳修可有千条理由阐明罢免，但确实没有必要搬出这条出来，既不符合他直率的性情也不合他坚持真理的人生态度。

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随之必然是民心不稳和囤积货物。某些地方政府以为打打心理战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说的不好听，这是一种逃避。

我只能说，通货只是表象，并不是灭亡的直接原因。

“生死寻常事，维权与天同。” 西安的城中村改造虽不如近期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那么激烈，但这也深深触及了普通村民的根本的利益。生死已置之度外，权力要与天道同齐。

善良的动机不一定产生良好的后果。所以，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有智慧的人。

柳宗元还真是思想前卫呀，喜欢搞地下恋情，除了写墓志铭，从不负其他责任。

下载鸡首壶的3D模型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我同意王东岳老师对于语言在东西方哲学领域影响的评价。西方的语言是讲究逻辑的，而东方的语言则着重美感，逻辑次之。针对某些哲学问题，东方人比西方人可能更早的论及，但遗憾的是并未深入研究，而天生患有逻辑强迫症的西方人对因果的追逐，推动了近代以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兴起。

谶讳之学的兴起，和东汉初年刘秀以谶讳发兵宣誓政权的正义性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延续。

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命题，一千年后，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两者都用了隐喻的方式，古儒们都是微言大义呀。

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优势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地区专业，而那些以往贫困的地区更加贫困。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却是以环境和道德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墨翟是个很小资的人物，心灵手巧又博览群书。他提倡“非攻”、“兼爱”、“节葬”并批评限制“男女之交”的行为，按当下的话讲，就是要“No war, make love”。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是，禽兽不怀有人类所具备的“恻隐之心”。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说禽兽没有，而是人类从来不去认真的体察禽兽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之心。或者说，人类即使体察到了，也并不愿意去分析。这种主动或被动的不分析，有的是疏忽，有的却是私念。

什么是国学？北大李零教授如是说，国学是不中不西之学，国将不国之学。

我们的感官系统是为了求存而设定的，而不是求真而设定的。——王东岳

思想家朝后看，但人类却没有退路。——王东岳

得体的穿着是外交场合的一项重要环节。每年的APEC都有着穿着民族服装的习惯，而今年将在日本举行的APEC却不再提及穿“和服”，很大可能是鉴于中日关系。言归正传，卡梅伦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在竞选期间，他的太太萨曼莎·卡梅伦曾超越法国首先夫人布吕尼被评为全球最佳着装女性。我对穿着没有研究，只是想发篇博文问问卡梅伦首相系扣正装上所有的两粒扣子是否得体呢？

转载两段话来自（http://ftrui.com/article/113?page=2）

1） 2007年，英国GQ杂志将他提名为英国最佳着装男士（其编辑迪伦·琼斯后来出版了一本与卡梅伦的“谈话录”）；另一位GQ编辑说卡梅伦是“明白新闻议程既由外表而定、也由言论而定的政客”。发人深省的是他运用这种知识的伎俩。
2）英国新任首相戴维·卡梅伦的着装仿效着奥巴马，在美国和他自己之间建立起潜意识的关联，暗示着英国有可能发生和美国一样朝气蓬勃的改变。… … 当然，这就假定了英国需要这样的改变，这一假定还有待证明。不过，无需证明的是卡梅伦对衣着是有心为之的，他声称他的衣着是由妻子挑选的（啊，同情我吧，不赶时髦的男人们！）。其结果也让人感到矛盾，有批评家认为他“为外表大费周章得过火”，这是个保守党人很想扭转的轻蔑看法。注意到了吗，当有人问到卡梅伦的衣着时，新闻发言人艾伦·山多力克（Alan Sendorek）竟然宣称“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穿了些什么”。

PS：所以我只是觉得既然他谙熟着装礼仪，甚至用着装来打政治牌，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他着装的每一个细小改变都是一个信号，诸如，那朵罂粟花，还有这粒纽扣。

（一）统一战线；

（二）共产党领导；

（三）武装斗争。

刘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他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也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他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称：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中共代表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经过合法的渠道，从各个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固然抱着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的态度来到新中国开会，却完全没有到中国来取经的想法。中共代表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去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颤心惊。开幕式一结束，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和指出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个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是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固然是得到苏联支持的一种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是，它的代表会议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组织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从不向他们兜售或推销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作法。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以内挑起冲突，以免引发全面的对抗与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而中共代表却不以为然，双方的交涉无果而终。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毫无疑问也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为此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称：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这次会议虽然在新中国召开，中共代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的决议却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的认可与力推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公开访问。斯大林最初在与新中国结盟的问题上还多有犹豫，不久就彻底打消了顾忌，转而下决心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为了表示苏联党对中国党这一立场的支持，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在1950年1月4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了出来。

在此之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中共的榜样，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它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斗争的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

一周之后，莫斯科又进一步发表文章，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度共产党也要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解放。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苏联批准和支持北朝鲜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在数月前还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这一次终于表示了同意，并很快通过各种方式为北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苏联方面这一态度的鼓舞，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之被拖入到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去，几乎不可避免。
“中国道路”推行暂时停摆
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后发生分裂。除个别原本就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外，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非法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整个这一波走“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支持的北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打响后，这场名义上的国内战争就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除自己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岛的韩国政府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虽然中国代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兵挽救军事失利的北朝鲜，最多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地理格局，北朝鲜及中国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在这时中国周边所有按照中国革命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边境线外，援助越南党的地理优势明显，法国却远隔重洋，运输线长达几万公里，越、法之间的战争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战争，越南民众的同情全在越南党一边，两者力量对比优劣明显。再加上战争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唯一可能援助法国的美国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经从最初的中越边界小块丛林地带，在越南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嘎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中央领导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了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国际缓和局面；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中国道路”的推行者，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国内建设工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继续深陷于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因此，权衡利弊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并不顾越南党内的反对意见，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方面以十七度线为界，实现了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背靠中国展开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和分裂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对“中国道路”的眷恋和捍卫
然而，因苏联党的政策转变和现实的建设需要，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初步实现党内领袖地位之时，他就明白地告诫过党内干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当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中共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在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毛泽东也针对这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当时针对朝鲜问题有过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武装斗争是实现落后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哪怕是中国可能会卷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说：北朝鲜目前虽然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是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他看来，一旦中国自身完成了统一的军事作战，美国人又离开了朝鲜半岛，比如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现最有利于进行武力统一北朝鲜的时机。到时候，即使有国际干预，我们也能够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道路”经验意义的看法，也是不会改变的。1954年，英国共产党为了能够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介绍给英国民众，同时又不致因毛泽东文章中对暴力革命和战争手段的强调引发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态度，坚持对这一原则性观点绝对不能做任何删改。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致胜的法宝。
“中国道路”通天下？
1958年，越南党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导下和平实现统一前途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了自己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制度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和蚕食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情况，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国防部长林彪为此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发表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地理状况相类比，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它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区别，仅仅在于依据具体国家的条件，采取什么样一种方式来打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其实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毛泽东这个“打”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和各种分裂主义势力，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包含着要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对1954年以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已达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他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他们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和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为把这些人顺利送回缅甸，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毛泽东甚至当面告诉缅共等国的领导人说：你们兵力不够，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你们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要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军事方面讲授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理论，包括建立根据地、游击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手段与山地丛林战的主要战法。政治方面则着重讲授国际形势、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等。中国支持缅共的行动，对内地保密，对国际上绝密，但在云南省外五县——芒市、瑞丽、盈江、梁河、腾冲则是半保密，在边境线上便是完全公开的。缅共在中国受训的军人，一律按中国军人穿戴，只是不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章和帽徽而已。
“中国道路”计划寿终正寝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违反常识的一种一厢情愿。其实，毛泽东自己反复讲过，中国革命的经验，首要就在于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然而，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一定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却往往非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如此做法的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不顾这些小党小国的不满，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府要对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凡是读过杨美红回忆那些曾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绝望而死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

她写道：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见了缅共领导人，宣布了中方的决定：给缅共5年的过渡期，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

随后，中国顾问团和参加缅共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惶惶，斗志全无。

首先刮起来的，是一股离婚风。那些当年被强制嫁给缅共高级干部的中国女人，纷纷提出离婚。

紧接着，那些背井离乡出境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们，也纷纷打点行装开始回国。

“一时间，在中缅边界上，丈夫送妻子儿女过境的悲哀场面，感天动地，哀切的哭声更给这块缅共游击根据地的上空，罩上了厚厚的一层阴霾。本来就涣散的斗志更加涣散了！许多缅共干部、战士，抬头望着天空，他们所看见的，头顶上的太阳都是黑色的。”

缅共东北军区赵云旅长在送走中国妻子后，抱着一捆TNT炸药轰然炸死了自己。“接着，接二连三的自杀枪声，在东北军区根据地响起。……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有多少人自戕而亡啊！他们跟随缅共浴血苦战，盼望着有朝一日解放全缅甸，荣登执政者的宝座，但是理想竟像泡沫一样破裂。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其实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关键是前几天看一份文件，上面大致是在说，“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对这个说法是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在当前。

参考文献

http://news.qq.com/a/20101026/001831.htm 五中全会公报未写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09/gdp-and-national-power/ GDP和国力

毛主席曾评价习仲勋是一位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近平副主席曾这样评价自己在陕北知青那段经历，“从陕北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经过一些历练的共产党员了。过去讲信仰，好像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其实自己呢，钻进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理念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建立的，不是一个很一帆风顺的一个理想的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但是我觉得从被动到主动，但这个时候是扎扎实实的，真正是自己的，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

中国人讲孝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你之道，可谓孝矣。”对党的坚定信仰大概正是其志，而对革命传统的坚守大概正是其道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尊其志，行其道，是仁君。小家如此，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故“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南梁

南梁的土塬

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

革命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与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

边区领导人在做战略分析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由习仲勋题词)

由习仲勋创办的边区列宁小学

列宁小学展馆内陈列的习仲勋画像，当年习仲勋被亲切的称为“娃娃主席”

梁家河

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委会

当地的新窑洞和老窑洞

村里的宣传画

窑洞，我在开车…

村里的公路修的不错

即景

知青们住过的窑洞

知青们住过的窑洞（床铺和灶台就在一间屋子，生活条件艰苦！）

算盘和煤油灯（可以想象出当年知青们挑灯学习的情景）

知青们使用过的劳动工具

一张老照片

其实每天都像在长征一样，人活着就要像一个队伍。 @陕西省西安市

7月19日

每次听“十送红军”，心情就会很沉重。

红军走过的那道坡，那个雕龙画凤的望红台。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不停的在眼前跳跃。@渭南市临渭区310国道

7月20日

说道长征就不得不提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在正式围剿苏区之前，自1933年9月国民党军相继破坏了红军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已经实施了四次围剿。这时，我中央苏区彻底暴露在敌军面前。@江西省南昌市

三下南昌 @南昌市阳明路64号

南昌人为了纪念明代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而名此路为船山路。 @南昌市船山路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饭后就出发 @南昌市八一广场

我决定再也不走夜路了，一辆康明思在我身后爆胎，朝我急滑而来。。。 @南昌县文卫路263号

7月21日

这次出门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曲爱国研究员著的《长征记，另一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文港镇 @进贤县316国道

每次听到望红台那段，就很感动。为什么红军队伍能如此得人心？ @进贤县316国道

一路上尽是民办高校。 @进贤县316国道

临川区云山镇干陂村，墙上的字迹已辨识不清。 @抚州市临川区

唱凯人民插秧忙，同时依稀可见洪水退去的痕迹。@抚州市临川区

老板娘说是自家种的水稻，吃着香啊。 @抚州市临川区

抚州付家塘一普通农户家，二层新建小楼，共约400平米。男主人五十出头，家有一辆三轮摩托，一辆轻骑，一辆摩托，经营小本买卖。女儿和儿子都在深圳打工，一年收入三到四万。只有过年才回家。 @抚州市临川区

农家乐，不知是否会算我酒驾？ @抚州市临川区

錦旗上写道“军民一家人，抗洪见真情” @抚州市临川区

腾桥一户农民，家里只有主人夫妇和大儿子的孩子，这家改了二层小楼，200平米左右，做小本百货买生意，大儿子在南昌做建筑，小儿子在外打工，83年出生，未婚。 @抚州市临川区

7月22日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 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脍炙人口的的老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米饭是当地一种糟米，传说现在已经很少能吃到。不过这次去广昌，一定要尝尝红米饭，喝喝南瓜汤。

一路上都在听这首苏区红色歌谣《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词里面说说“反围剿那个斗志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打胜仗。” 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一直担任第一方面军政委，而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受到排挤，然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权彻底落入博古和李德的手中，采取堡垒战，执行彻底的左倾路线，使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个人推断这首歌的创作时间，估计是写在前三次前围剿之后的，那个时候基层中希望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的呼声很高，大家都怀念那时和毛委员一起打胜仗的日子。

到广昌了，这里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4年4月28日，相持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失利告终。中央红军部队被迫撤离。 @广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甘竹中队

大雨瓢迫 @赣州市宁都县217省道

我脑海里不停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真的只是由于中央红军执行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左倾路线? @宁都县

7月23日

宁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全县以产粮为主。话说，宁都县曾一度命名为博生县，以纪念在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赵博士同志。 @宁都县

大概很多人都知道遵义起义，因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毛泽东个人而言，他一定忘不了宁都会议，正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召开的宁都会议，党内关于是否要攻打重要城市和战术方法上产生的重要分歧使毛泽东失去了在中央红军中的指挥权。会后，毛泽东即被召回后方，虽然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左”倾军事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一个重要因素。

听听毛泽东如何评价自己的两次会议（宁都会议和遵义会议）—–

“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在中央苏区转移瑞金之前，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一直是原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

宁都古寺 @ 赣州市宁都县梅江南路

还有73公里 @赣州市宁都县梅江南路

长胜村小憩 @中共宁都县长胜镇委员会

宁都县对坊乡付姓一户人家，共四口人，女主人四十岁左右，大儿子十三岁，小丫头五六岁样子，已入托，是乡希望幼儿园联年的“文明孩子”，“好孩子”。住在国道旁的四层小楼，家里做百货生意，家里的田已经被租出去。家中有电脑一台，已上网，年网费850元整。问女主人问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答曰，太累，村里有生得多的，要生五六个孩子呢。问这里有红米饭吃吗？答曰，以前也不吃，只有福建人才吃。 (在宁都人眼里，福建人是吃糟米的。后来邻居家的大妈走过来，说其实以前也是有红米饭吃的。) @中共宁都县对坊乡委员会

订正付姓这家人住的是四层楼，即欣欣平价商店。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中共宁都县对坊乡委员会

付大姐一直在打毛衣，她说孩子她爸去开收割机帮人家收水稻了。这里的田小，很少用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农用机械。乡里面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很多都出外打工，到福建石狮做服装和到厦门做建材居多。也有村办企业，主要做服装生意，职工月收入也在一两千左右，工作比较清闲（我昨天和宁都一个小姑娘闲聊，她曾在深圳一家公司打工，一个月也就两千，日工作八小时）。

“家电下乡”和“新农村合作医疗”在当地已经实施很久。但是乡下对家电需求不大，主要需要的电器是电视和冰箱。空调洗衣机啥的这个乡的农民很少人会用到。同时，大姐说，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家电下乡”，因为虽然能便宜10%左右，但是一般和打完折价格差不多。同时，家电的款式也不是很多。按大姐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

说到新农村合作医疗，大姐说这里都参加了，乡下的农民可以报销80%，县里的农民可以报销60%，外出打工的可以报销40% ~ 50%。 @中共宁都县对坊乡委员会

瑞金界 @元坑尾纸厂

应老爸要求，传照片一张。爸妈放心。 @瑞金市大柏地镇

老居 @瑞金市大柏地镇

路边随便照的，原来毛主席在此居住过，也是红四军部署大柏地战斗干部会议的旧址。

@瑞金市大柏地镇

大柏地中学旁的一户人家，男主人姓刘，63岁，女主人姓李，60岁左右(图中右侧捡鸭子的奶奶)。家中就老两口，做小本百货生意，家里有电视，冰柜，音响，爷爷会拉二胡，和很多赣南民歌和戏剧光盘，看来也是音响发烧友呀。奶奶说，家里还依然在种田，说她一共生了六女一男，老大三十多，老幺是儿子，23岁，今年正月刚结婚，看门上还挂着“婚姻美满”的横批。七个孩子都在广东打工。

爷爷说他家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保，小病不保，大病一般只保50%。（附注：是不是宁都和瑞金的标准不一样，怎么不同的乡镇会有差距？）

爷爷还说当地的农家很多人当年都当了红军，他们家也有亲戚参加了红军，不过自队伍走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爷爷复述了当时红军的宣传口号，但无奈我实在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只是依稀听得只要参加红军，就能获得八块钱。 @大柏初中

很赞的牛肉汤，还有自家酿的米酒。推荐大家来品尝。

附：老板娘很漂亮。正怀孕，墙上贴着送子观音。 @瑞金市

一碗米酒下肚，又酒驾了。 @瑞金市

7月24日

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 @瑞金市革命烈士陵园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

这里的农民以种葡萄，西瓜为主，想买瓶葡萄酒，可惜老板不在家。 @瑞金市323国道

西瓜摊旁，女摊主说这西瓜叫做麒麟瓜。

不幸的，帽子在瑞金被偷。 @瑞金市323国道

这里就是黄陂村，以前是中央政府办公的地方。 @瑞金市505县道

云石山，被称为长征第一山，山顶有毛主席办公的地方。

十送红军 @云石山

还是喜欢走县道，空气清新。 @瑞金市504县道

上流坑的陈家，男主人在瑞金沙洲坝纪念馆工作，女主人在家，两个女人，一个男孩。男孩在广东读大学，学室内装潢，老二是女儿在赣州读中专。家住三层小楼，百货买卖。上流坑姓陈居多，一千多户人，清壮年在福建广东打工为主。

女主人对家电下乡很无奈，说买了冰箱1700，家电下乡后单价涨到2000。同时，女主人觉得新农村医保的手续太繁琐，觉得手续应该简化。而且女儿在中专每学期缴纳40元保险，但是生病了却不保了。

女主人还说，这条县道就叫长征路，以前红军走过。附注：女主人自己做得豆腐乳很好吃。

发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瑞金市万田乡茶亭村民委员会

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附注：求标语年代。 @瑞金市万田乡信用社

万田乡的一家服装小作坊。一共招工38名，在乡东头有一家服装工厂，也是在三层民居内，估计有劳工70名左右。 @ 瑞金市万田乡

捡花生的孩子们。 @于都县507县道

从孩子们看电视的专注神态，可见他们对电视的依赖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于都县国家税务局黄麟分局

一家缝纫机小作坊，除了两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子，其他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我不知道这该算是童工还是暑期勤工助学。老板很敏感。我没法照相。 @于都县

太阳太毒了。没有帽子，脸被晒得好疼。 @于都县

7月25日

长征源 @ 于都县323国道

感冒了，嗓子又疼，心理发慌。 @于都县323国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 @于都县

跨过赣江 @赣县梅林大桥

赣州的丸子汤与糯米饼 @赣州市环城路11号

7月26日

热。

过了于都河，红军就跨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避雨。@南康市

一路上都是做木材加工生意的。有的树估计要长十几年才能成材。 @南康市

南康城 @南康市

孩子们放假了，帮爸妈看柜台。 @大余县160县道

当地人自己种的薄皮西瓜，超贵，三块五一斤。 @大余县160县道

当地人家里都喜欢敬毛主席。 @大余县

中央红军曾在大余集结，想想现在早已跨过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 @大余县

副食店老板说，大余是世界钨都，但当地保护力度不够，没有惠及百姓。 @大余县158乡道花新段

借道广东，感谢南天王陈济棠。 @南雄市梅岭镇

7月28日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曾在南雄打游击，同时，长征时留守的陈毅也在南雄梅岭的山区被困到绝境时写下了《梅岭三章》。 @韶关市南雄市环城西路11号

我只是希望我不生病。 @沿溪山泉

7月30日

境由心造 @乳源瑶族自治县249省道

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要到湖南了。 @乐昌市

7月31日

感动我的不是宜章，而是邓中夏。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324省道

这已经不叫路了。 @宜章县

即景

这里让我想起了山西河津。 @宜章县732县道

Dead for a while. @宜章县

可以当桌面了。 @宜章县

Reborn

突然想起今天从浆水乡到迎春镇那生不如死的经历，我一直期冀下一个望不到头的路口是下坡，但是那连绵四公里的上坡榨干了我体内最后一滴汗。骑着骑着眊到路边两家屠宰场，那里面的猪嚎叫的好像后腿已经被做成了酱蹄。我蔑笑到，猪儿你住在阴凉的房子里，屠宰也就是一刀引快的事情，你有本身顶着大太阳爬四公里坡试试。

突然，前方又是一个大坡，我开始嚎了。。

8月1日

沿途很多采石厂，路上灰很大。 @临武县楚江中学

吃点东西再赶路。农家小炒，我现在的最爱 @临武县324省道

大概只有天上才有的美景。

湘南的老房子 @永州市蓝山县

8月2日

抢渡潇水，必先夺道县 @宁远县216省道

当时西有桂军，东有湘军，再加之国民党嫡系的薛岳部儿，有向我军夹击之式，所以中革军委命红军迅速离开临武蓝山宁远一线，西行成败在渡过潇水，而潇水旁的道县县城是几只部队必争之地。红1军团红2师第4团远程奔袭，于11月22号拿下了只有少量民兵驻守的道县，早了敌人三天。。给红军转移留够了充足时间。@宁远县216省道

道县的某些人不讲什么道理。 @道县中国邮政储蓄

潇水算不得什么天堑，但坐镇道县，也是很难过河的。 @道县道州中路

一个爱莲商场，一条廉溪路，难道道县和周敦颐有关？原来道县是周敦颐的故里。 @道县

这里的风景已经有桂林之美了。 @道县323省道

卡斯特地貌 @广西省桂林市灌阳县302省道

文市连绵一路的采石场 @灌阳县302省道

虽也是山清水秀，但兴安的污染企业很多。 @桂林市兴安县

8月3日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 @兴安县322国道

兴安县

红军胜利在坚毅的信念，国军失败在各打各的算盘，输给了自己。 @兴安县

湘江战役可谓是关乎我军甚至我党生死存亡的一次战斗，蒋介石绝意要把红军消灭于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也因为执行李德博古的错误左倾路线一意西进，非要渡过湘江，这次战役进行了七天七夜，牺牲了我军半数力量，在突破界首的湘江上，遍地都是烈士的遗体。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工农红军为了党的生死存亡做出巨大贡献的烈士们。让我们记住湘江，记住兴安，缅怀那死去的两万余名烈士。 @中国广西桂林市兴安县

“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 ，可见当年湘江战役是何等惨烈，我询问了几个兴安的居民，他们已经不晓得七十多年前在界首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战斗。 @兴安县界首镇

光华铺，当年的渡江口 @兴安县322国道

陆定一写的《老山界》，故事就发生在兴安 @兴安县131县道

湘江战役的渡江处，听当地居民说这里以前要宽很多 @界首镇工商所

湘江旁的老街 @界首镇303省道

三官堂，红军湘江战役的指挥所 @界首镇303省道

问了老街上的两位老人，他们都还知道红军从界首过湘江去资阳的经历。不过这位大爷说，红军过江的时候自己才三岁，也不怎么记事。 @界首镇303省道

我当地依然还在吃红薯，看到老街上一家人还在做红薯粉的生意。不过已经不再酿红薯酒了。@界首镇303省道

湘江一战后，红34师的番号从红军和人民军队的序列中永远消失了，但他们的牺牲保全了党，保全了危难中的红军。让我们永远记住红34师，永远记住烈士陈湘树师长，程翠林政委。 我脑海里反复浮现着陈师长最后时刻给全师官兵的规定—“如果突围，就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要像革命军人那样战斗到最后一刻，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界首镇303省道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

小时候我家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次来到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周恩来，胡志明，李克农同志都在此工作过。图中即为处长李克农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 @中山北路14号

看来桂林也也居住着很多回族同胞 @桂林市九岗岭22号

恭城瑶族的油茶，茶味很浓，喝起来很解署。 @桂林市九岗岭22号

8月4日

湘江之战后，红军经历了最大的一次失利，全军都陷入到无比的痛苦之中，痛定思痛，到底是什么使红军遭受如此的失败？现在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是否至少能保全红军的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我军最高的军事指挥核心三人团中，博古陷入了严重的悲伤情绪之中，消极思想蔓延，但仍持有军事上的领导，而李德的军事威望遗失殆尽，军中已无人信这个共产国际的金子招牌，他依旧蛮横，不承认他军事指挥的错误，只有恩来一人仍在努力工作，和朱德一起努力指挥部队转移。 军队中呼唤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为即将在湖南通道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打下了伏笔。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最近脑海里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虽然经历了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然而我党依然能很快的矫往过正。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在我看来，一个政党只有知错就改，才会战无不胜，才能永保其政治活力。 @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虽说博古太唯书，太唯上，犯下了左倾的军事错误路线，但做为我党最高的领导人在通道会议上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知错就改，这无疑类似汉武帝能向世人发布《罪己诏》。所以客观讲，博古还是很正直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没有他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若一意孤行，我党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损失。 @中国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

一座民族团结桥，由王震题词。 @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通道会议的成果在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继续向北，而不是既定的向湘西发展和由贺龙率领的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合。毛泽东以其对革命对红军生死存亡负责任的态度建言中央考虑其建议并终被采纳。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通道侗族自治县209国道

说着就来到了县溪镇，这里其实是老的通道县城   @通道侗族自治县955乡道

来到恭城书院了，这里就是原通道会议举行的地点。通道会议是自于都会议以来，毛泽东再一次有了发言权。 @县溪镇恭城书院

8月5日

一杆红旗过湘江，红军来到我家乡。

这样的队伍少得见，好像寒冬见太阳。

红军来到我家乡，与我侗家话家常。

同桌同吃侗家饭，相亲相爱喜洋洋。

红军来到我家乡，号召穷人举刀抢。

彻底砸烂旧世界，穷人翻身把家当。

十里长空闪霞光，千家万户把歌唱。

唱起侗歌千万首，红军美名天下扬。 —-黎平侗族的歌谣

李德的太上皇作风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他有一次托人稍话希望转而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回合。在此时刻，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兵力的消长，同时，蒋，湘在湘西围堵，黔东又有王家烈的双枪兵。所以毛泽东希望去川黔寻找机遇，建立根据地。该该方案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内重要领导的支撑。毛泽东自黎平会议，在党内的发言权越来越重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

黎平会议纪念馆 @黎平县202省道

錦屏依然是侗族人聚集的地方，太穷了，这里的人们依然住在木屋里面，沿途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黎平会议期间，右路军就驻扎在錦屏。 @锦屏县202省道

侗族人盖房子很有特色，不打地基，纯木结构，一般都住在二层，一层都是支撑的功用。最多也不过是在修砌时给一层垫些砖或石头。 @黎平县

8月6日

卖水果的苗族大妈和苗亭 @凯里市环城北路

和一位布依族大爷闲聊，他说自己年近花甲，姓杨。家住黔南独山县。凯里城中北部苗族居多，南部侗人为主。民族间也会有很多生活习惯的差别，按杨大爷的说法，他们布依族很爱干净。随身都要带着手帕。 @凯里市乡咖咖牛杂店

当我得知牛瘪是什么东西以后，我就再也没胆量食用了。求吃过的人给点感言。 @凯里市文化北路36号

舞阳河的水好青啊。 @黔东民族寄宿制中学

这里的建筑风格以徽派建筑为主。@铜仁市305省道

这里的山很美，水很清，有点桂林的味道。同时，我也很喜欢这里农村的建筑，不是简单的追求高层，设计也很美观。 @铜仁市江口县305省道

铜仁朝鲜族很多吗？

德旺这个地方的建筑已经看不出土家族的特点。 @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303省道

中国有两个县级特区，且都在贵州，一个是六盘水，一个就是现在路过的万山特区，万山以汞矿出名，不过现在以采完。当年设立县级特区，国家主要出于对西南经济建设的考虑。我也曾看到相关报道说，山东曾想放权给三十个县级单位，建立“特区”，陕西也搞了杨凌农用示范区，不过级别不是县级。我个人觉得，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增强我国县域经济的实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搞一些新的特区作为实验田也未尝不可。 @大树塆道班

土家族也吃菜豆腐？这也许是土家族是古巴人后裔的一个佐证。 @印江县

8月7日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印江县304 省道

印江县城处于印江河的冲击河谷之中。由于地势低。在城东印江河入口处有水坝防洪。总体说，印江山高，路险，雨多。同时，当地的民居以灰色为主，木制结构的房屋已不多见。房屋样式没有特别之处 @印江县304 省道

红二红六方面军在印江木黄会师之地，和水府宫门前的一位大爷闲聊，得知镇里主要居住着土家族和汉族，苗族只有几户。会师纪念馆没有开门，一般都要和镇政府的管理员联系方可。 @印江县木黄镇长征路

这家做的羊肉粉很赞。就这个坐标。 @印江县木黄镇长征路

于是乎，我就偷摘了几个辣椒吃。 @印江县304省道

只因我捕捉不到这满眼的蜻蜓。@印江县304省道

放假了，帮大人做活的孩子们。 @印江县304省道

准备出发，杉树乡对马村。 @印江县新村路

土家人背的竹笼 @印江民族中学

到了杉木，还要再走八里路才到对马溪。 @印江县杉木乡

印江河

听大妈说，这是土家人的特色小吃，土豆和豆腐。@印江县峨岭镇人大

土家族的老屋 @印江县国土资源收购储备整理开发中心

8月8日

蒋介石本想让乌江成为第二个湘江，但黔军让老蒋失望了。@铜仁市思南县

8月9日

遵义这座城，北有娄山，南临乌江，易守南攻。当年红军进攻遵义却异常顺利，主要原因守城的黔军闻红军而丧胆，一直向北逃去，而后，刘伯承帅军直追至娄山，歼敌于娄山关。

遵义红军街 @遵义市群众艺术馆

遵义的城市口号是会议之都，转折之都。听起来怪怪的。有那么多转折吗？ @遵义市杨柳街

遵义会议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会议的举行，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又一次走上了党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队的指挥权，并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可能大家都知道，会议的成功举行，和毛泽东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密不可分，之前他也曾多次建言，但通道会议以前，毛泽东的意见是没有市场的，同时，毛泽东也团结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诸如洛甫和王稼祥，这样，才能在遵义会议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中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忘记，在遵义会议前，由于上海联络站被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这样以来，博古，李德就失去了靠山，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国内外共同因素造成的。附图是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毛泽东和李德，博古的住处相距很远，走路要二十分钟。 @遵义市桃源路

8月10日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马良饭店

拜谒阳明大师，首先要跨入礼门。

乃克己复礼。 @贵阳市

在我来之前，阳明先生祠竟被当地开发为茶社，奈何，奈何。 @贵阳市螺丝山路

阳明祠坐落于贵阳市城东的芙峰山，又称螺丝山上。阳明先生曾贬官于贵州，在芙峰山上宣讲心学。阳明先生的主要思想是心即理，知行合一，以及至良知。对个体，对人内心的强调是阳明心学和传统理学最大的区别之处。

如果不是因为刘谨，阳明先生也不会被贬，如果不是阳明先生被贬，阳明先生也不会和贵州结下如此的缘分。就象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失败，也不会有大十字的达德学校。可这两个地方一个茶社，一个戏院。真有点无可奈何，不由得感佩那些有如此创意的人们。小弟不才，也拜访过几家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仰山书院，关中书院等，都朴素的有点寒心，唯独黔人有此勇气，实属不易啊。@贵阳市螺丝山路

有时候还是颇为感佩贵阳人的商业头脑，阳明祠成为了茶楼，而黄齐生开办的达德书院而今成为了戏馆。贵阳人做什么都讲究一物多用，而且搞得及其官方正式。就诸如在遵义，贵阳这种城市，“拼的”是一件及其正常甚至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固然同意这种低碳的做法，但凡事讲究一个度，讲究一个对老祖宗的敬畏，说得上升一点，咱也要估计一个偌大的城市对知识对文化的些许敬意。个人浊见。（遗憾本人一直不是这种开发方式的卫道者。平日游手好闲，常去拜谒些个圣贤大儒的祠堂墓冢，除了温州人在叶适墓前卖馄饨，就只是见过贵阳这样开发利用了。先儒讲求一个敬，一个诚。有些通过开发来保护的思路值得商榷。） @贵阳市富水南路44号

8月11日

挥师入滇 @昆明官渡区北京路25号

到昆明第一站就去拜访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故居 @昆明官渡区二环南路入口

想必我是极其执着的旅者，大清早到了昆明，第一站就是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金岳霖先生的故居，问了近十位出租车司机，首先没人知道棕皮营这个地方，后来知道那村临接着龙头村，才有一位司机把我拉到了龙头街道，可恰逢龙头街道赶集，车子根本无法挤入攒动的人流，只好作罢自行寻找，可是问了很多当地人也不识此处，后来是一位老大爷才说龙头街道和龙头村乃一条路之隔，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龙头村毗邻棕皮营的地方三人的故居。四周早已被高大的民房包围，就连院落内也盖起了两栋半截的民房，院落久未打扫，那株茶树早已死去，不过依然有各色的花儿从墙内探出头来，唯一看家的是一只慵懒的猫儿。梁和林住在正房，紧挨着的是厨房，而旁边极小的两间中的一间即为金岳霖所住的耳房。喜欢哲学，我认识了金先生，崇拜高尚的爱情，我理解了金先生。 @昆明市官渡区北京路25号

8月12日

四渡赤水总有点虽敌情而动的味道，可是和小夜丹煞血为盟那才是神来一笔。@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安中路140号-172号

这彝族文字颇有象行文字的味道。

西昌市中心刘伯承和小叶丹结为兄弟的雕塑

西昌古城

冕宁的宣传语是“红色冕宁，结盟天下”。 @冕宁县215省道

凉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当年毛主席接见彝族代表的地方。 @冕宁县东街

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

在冕宁，我看到最多的是汉，彝，藏族团结一致的情景。一个叫做沙玛巴伍的彝族奴隶，为红军带路到罗岔，红军送他一支手镯，他带在手上十五年，终于盼到红军的归来；泸沽面馆的扈九龄师傅，为红军做了六十斤的馒头。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人感动。

让我们缅怀这些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们

总有些人让我感动，大柏地的音乐世家；瑞金的孤独妈妈；宁远的黄大爷，宜章的赛车手，凯里的布依族大叔。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平凡但又不平凡的故事。昨天在冕宁遇到的那位看守烈士陵园已近五十载的大爷更让我发自内心的感佩。老人口吃不算清楚，身体还算健朗。他陪我走完整个烈士陵园，给我讲每一位烈士身后的故事。从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对冕宁留守红军以及当地苏维埃政府的迫害，到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直至平乱兹事和扑灭山火。这里长眠着百余位烈士。我把中午在藏族小女孩那里买的野刺梨全部敬给烈士，老人捡了些野草来擦拭墓碑。 虽然老人说话很吃力，但我能看出他内心的无奈，当他指着陵园里久违修整的道路和满园种植的玉米时，他眼角突然饱含着泪水，这时我越发崇敬这位孤独的守院老人。 想起了波士顿市中心那块最好的地皮，安葬着无数为国牺牲的烈士，他们应该慰藉，即使是懵懂的孩童，妈妈都会告诉说，这里安藏着祖国的英雄们。 走时，我散尽身上的钱给了大爷，让他保重身体，回宾馆的路上买了个煮土豆吃，还是很香的。 @冕宁县108国道

入乡随俗，晚饭咱就吃个煮土豆吧。味道还真不错。@冕宁县人民路25号

8月13日

刘伟说，对于我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不是赶紧死，就是精彩的活着。 @八方旅馆

彝海结盟纪念碑 @冕宁县彝海乡

大渡河和石棉县城 @雅安市石棉县108国道

石棉县烈士陵园，由张爱萍上将为其题词。 @雅安市石棉县211省道

英雄少年－赖宁 赖宁长眠于石棉烈士陵园，为了维护国家财产，牺牲在山火中。每一个八零后的人都不曾忘记你。 @石棉县211省道

安顺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此覆灭，而红军在此得胜。毛泽东曾评价石达开，说他不是个称职的政治军事家，为什么要强行过河呢?进可入西康，退可往西昌。其实在西昌过彝族区的时候，石达开就得不到彝人的支持，可以说失落的情绪遍布军中，如果一支队伍总是碰壁，并无法从军中自上而下的改变逃跑主义的思想，那覆灭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石棉县211省道

8月14日

大渡河河面很宽 @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211省道

行在烟雨中，能见度只有五米。 @泸定县211省道

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 @泸定县开湘路126号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泸定县红军桥隧道

烟雨山重

景色超美，就是路上塌方较为严重 @泸定县211 省道

康定县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郫县的小亦菲，舟曲为了先抢救妈妈而去世的小女孩，冕宁烈士陵园的守园人，身边有太多令人感动的人了。 @康定县格萨尔酒店

康定的小商铺 @康定县沿河东路97号

8月15日

一首情歌召唤我来到康定，一座溜溜的跑马山，飘着溜溜的白云。康定，藏语称为达者都，三国时诸葛亮派郭达将军在此连夜铸箭30000余支，故历史上称此地为打箭炉。康定不光美在其自然风格，其半藏半汉，茶马互市的文化特征也是令人留恋的 @康定县318国道

从川西入川的两条路都被大水冲了。

八九月的康定流行吃一种叫仙桃的果子，它是仙人掌的果实，形似绿柠檬，味如猕猴桃，品尝者皆溢美之。本怀疑这康巴是否生有长仙人掌，后来便在泸定至康定，以及康定至姑咱一线看到很多仙人掌生在山崖的峭壁上。这生灵生长力很顽强，秃秃的岩石上也会有，同时繁殖能力亦很强，一处有，四周皆是。康巴人喜爱这生灵和其经济效益不无关系，但此刻我并无心赞美其顽强坚毅，默默奉献等品质。想到仙人掌本是墨西哥和内华达的主人，而迁到康定，亦有一统江湖之势，不禁心挛，脑海中是滇池的水葫芦，广东的微甘菊… …生物引进给当地带来短期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生态危害，并且针对这种危害的生态修复亦是极其耗时的。 生物引进需三思。个人浊见。 @康定县211省道

翻雪山 @康定县211省道

甘孜的山极为险要，山体基本上都是发育初期的火成岩，河流冲刷明显，还有些地方会有河床沙砾的遗迹。火成岩不像沉积岩，一遭风蚀，火成岩就会大块大块的石头往下滚，很是可怕。 @康定县211省道

丹巴县 @丹巴县

火成岩和侵入体 @丹巴县地方税务局

丹巴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丹巴县三岔河北路84号

不停有飞石往下落，而且越来越大个。 @小金县303省道

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 小金县

两河口会议旧址，两河口会议增加了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张国焘被委任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当选军委常委。同时，博古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毅然让出自己的职位。 @小金县210省道

海拔有点高了，GPS说已有3600米了。 @阿坝县马尔康县210省道

海拔4100米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 @马尔康县210省道

这里海拔只有3700米，冷。难怪看藏族兄弟大热天穿棉袄，原来夜里极冷。 @马尔康县210省道

小金到卓克基 @马尔康县210省道

8月16日

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 @马尔康县崇列街79号

在马尔康的红军烈士名录中，共十八人，三人为汉族，其余均为藏族，同时还有两名藏族妇女阿牙和呷西木初参加了红军。不过这些烈士只有两人是战斗中牺牲，其他都是失踪了。 @马尔康县317国道

卓克基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各族人民书，该决议确定了我党的民族政策，解放各族同胞，支持民族自决，拥护各族同胞的解放活动。 @卓克基会议旧址

西索村

向左走，向右走？ @马尔康县崇列街82号-96号

8月17日

一条短短十公里的路从马尔康到卓克基的路，已经修了两年。 @马尔康县达萨街261号

刷经寺 @红原县209省道

冷得不行，四到五度的样子，就顾着赶路了。不过美景都在脑子里了。 @红原县209省道

由于红军当时在那里翻越草原，所以周恩来特意命名此地为红原县。 @ 红原县麦溪路

他是一位老兵，一位狙击手。他陪我从红原走到若尔盖。我忘不了他憨厚的笑，忘不了他被感染的眼睛。他说眼睛是狙击手的生命，所以军队领导不得不让他先去成都治病。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下火线。他说，他读书没悟性，很敬佩那些会读书的人，以前在部队，教官要求背熟理论知识，谁背不熟谁去负重跑八公里。说罢，他就直接放下书，跑步去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不过大家都说他对枪很有悟性。他说孤独是狙击手最好的朋友。他说长期在野外工作让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喜欢用瞄准镜看人。他告诉我，他参与过314事件的平定，又在512地震时第一时间来到汶川。他这辈子听到的最严厉的话是温总理在汶川说，“你们是人民培养的，你们看着办。”他说他很敬佩红军，他长期在阿坝和甘孜执行特殊任务，高原，雪山和草地对于他们这些有充分给养的军人来说都相当困难，真不敢想象红军当年是如何穿越这里的。他告诉我，一个当兵的人，结婚是对恋人的不负责任。 @红原县

蓝天 草原 喇嘛 牦牛 @若尔盖县建设北街

红军懋功会师以后，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的意图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看来当时中央对苏联还是很依赖的，尽量挺进西北得到苏联的支持。不过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西路军并没有打到新疆去。而且伤亡惨重。会师后，四方面军的意图并不和中央红军契合，张国焘认为红军应有两条路，或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地方，诸如西康，青海，新疆，以避开国民党军队主力，或是直取成都，出长江而打到武汉。而这一点，会师前就已经明确表述，一个是消极避战，一刀则冒险进攻。 @若尔盖县气象局

8月18日

当你不到早晨六点就形单影只地走在一条半个人都没有的街道上，特别的是这座城市曾是314事件的主要闹事地区。@若尔盖报刊亭

想必张国焘是极其执着的人物，或者说就是拥兵自重。从沙窝，两河口，芦花各此会议再到毛而盖会议，张不拿到政治局的绝对多数他是绝对不罢休的。徐向前在这个时候能站在中央一边我觉得是他自己明智的政治选择，同时，战功赫赫也是他的资本。 @若尔盖达扎寺

吕端不糊涂，板荡识忠臣。 @若尔盖达扎寺

这身喇嘛红袍确实吸引不少目光，没辙，这衣服实在太保暖了。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13国道

8月19日

黑水打粮在红军长征途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活动。没有这次打粮，可能内斗就把红军湮灭了。 @兰州市榆中县东岗东路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其实，红25军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打了多次艰苦的战斗，如果没有徐海东的红25军，大概红军还要再晚些进入陕北。 @榆中县巉柳高速

会宁会师 @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红军大学旧址

会宁民居

会宁老城

跨过越六盘山，都是土塬，但针对防风固沙，宁夏要比甘肃做得好很多。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312国道

六盘山红军纪念馆 @固原市隆德县

不得不说，过了六盘山，整一个塞上江南的感觉。再也没有光秃秃的土塬了。 @固原市原州区312国道

积石堂，即兰州大学图书馆。戊戌变法时期，关学的代表人物刘古愚曾被甘肃总督邀请到甘肃大学堂（即现在的兰州大学）任总教务张。 @兰州大学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听一位大爷说原址解放后是仓库和民居，四五年前修缮过一次，而这次是推倒重建。@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8月20日

说句实话，甘南州的植被破坏是很严重的。至少从合作经临夏再到兰州这一线的道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土山，零星种一些防风固沙的草，根本没有立体的植被分布。这里和已青山绿水的陕北真没法比。 @庆阳市华池县

8月21日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南梁为中心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轻人月光日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这里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二次国内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华池县南梁乡

说到“吕端不糊涂，板荡识忠臣”，我首先想到的是陈光和戴季英，这两位浴血奋战的老红军在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可都因其政治觉悟不高而未得重用，陈光英年早逝更是令人扼腕叹息。为人臣要忠，在面对关键问题上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长征一路走来，三个人的忠贞让我无以忘怀，他们是叶剑英，徐向前和习仲勋。

1）叶剑英在张国焘准备实行党内斗争的危机时刻，把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转交给了毛泽东，挽救了党，而后他策划的黑水打粮使中央红军予以脱险；

2）徐向前在老领导张国焘，陈昌浩已有消灭中央红军的意图时极力遏制了这种想法，他字正严辞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3）习仲勋本来在西北“肃反”中差点被朱理治和戴季英杀害，而毛泽东一句“刀下留人”挽回了习仲勋，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生命。毛泽东常说，是陕北救了中央。而习仲勋说到，其实是“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的话不无道理，如果不是中央，陕北这一批老懂军事懂政治的老革命早已在内斗中牺牲，陕甘这片根据地估计也无法保住。@华池县南梁乡

南梁这个地方沃野千里啊。 @华池县南梁乡

入陕 @华池县吴华路

来到陕西就觉得特亲切。 @华池县吴华路

8月22日

志丹县一度和吴起县合并，此处为烈士纪念碑 @吴起镇革命烈士陵园

吴起新貌

贺龙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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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PS: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评价: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8.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看来我们真的误会宋朝了。

9.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评价:看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还是挺理性的。

10.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评价:但最后跟定都没啥区别了。

11.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评价: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自私。

12.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评价: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

13.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当前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评价:宋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真不是盖的。

14.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评价: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15.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宋史》《元史》等）
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6.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数学九章》等）
评价:原来我们祖先什么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17.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桑蒙古史》《宋史》《金史》等）
评价:原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它的人赶快醒醒吧！

18.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80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700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30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领土]（《明实录》等）
评价:幸亏朝鲜、越南都脱离中国独立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得跟棒子一个德行。

19.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
评价: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

20.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评价:确实是皇帝中的异类。

21.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评价:其实，理论都是马后炮。

22.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评价:所谓“明亡于万历”，原来如此。

23.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评价:资本主义萌芽？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24.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评价:敢情是中国间接掠夺了美洲人民。

25.中国在明朝中后期曾经研究过坦克。（《武备志》等）
评价:这个比较雷。

26.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朝亡于李自成。
评价:人到底还是没法胜天的。

27.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年。（《朝鲜李朝实录》等）
评价:那时候棒子还是挺重义气的。我也终于明白，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棒子。

28.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禁毁6766部，93556卷。
评价:真不知道这是修书还是毁书。

29.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9票的优势。
评价:历史根本就是“上帝在投色子”，所谓历史大势基本纯属胡扯。

30.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评价: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不过，这也只能问清朝皇帝了。

31.清朝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评价:这冤大头，自作自受。活该！

3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12万对阵2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3万余，而对方仅阵亡4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评价:嗯，这个……

本帖所列事实仅供参考，毕竟本人不是历史专业。有几位同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我在这里对各位表示感谢。
补充1.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颛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评价: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基本都是反的。当时萧峰阻止辽军南下，其实是救了他们。
补充2: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心史》等）
评价:进化论同样不适用于鬼子。
补充3: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评价:当我们的“专家”在不遗余力地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有一个朝代正在默默地受着后人们无端的非议，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倍于“康乾盛世”的朝代却正在人们尽情挥洒的刀笔之下“积贫积弱”着呢。
PS又PS：不少人怀疑中国史料的真实性。确实，很多史料都有不少错误，但如果通过对几种史料的对比分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被纠正的。如果只看《明史》《清史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明朝有如人间地狱，清朝跟天堂似的；如果只看《元史》，南宋简直弱得没边了。

不过大家还是很容易看出温州，苏南，岭南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很不同的，再比如大范围的中国北方和中国南方亦有很多差异。不过当把这些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抽离开来并选择其共同点，也许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谈论的中国模式。读了冯兴元先生关于《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的讲座，我深感受益匪浅。冯先生从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演变入手，谈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谈到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冯先生看来，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其次，在后来专家的点评中，又简要的提到了中国模式。这篇文章，从历史和地理入手谈文化，而后又总结发展模式是很新颖的，但是冯先生在谈论历史和地理对文化的影响上，略显得有些大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北京大学李孝聪先生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我觉得这本书谈论历史和地理问题比较深入，以我浅薄的知识认为还是可以作为借鉴，然后可以更好的分析和总结地理文化现象。

关于冯先生的讲座，我也不免有些疑惑，现在讲中国模式，甚至抽出亚区域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或岭南模式。在界定这些模式的时候是基于经济模式本身的，用经济作为衡量文化的标准是否有意义？其次，我觉得虽然说地域的文化和其历史，地理有着很深刻的关系。但是历史和地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变化的频率和尺度也是不同的。所以讲座中提到集权文化对东北的影响，可能也是近50年的事情。其实，我不是想要尽然的批判，我同意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审视文化，再由文化出发，讨论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样做很危险的一点是，单单由文化决定了所谓的经济模式，其实还有体制，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文化的一个子集,还有需要关注的是,外界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干扰一个地域的经济模式。

关于叶适：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他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时期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记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http://baike.baidu.com/view/118396.htm）

博注：五月份拜谒了水心先生的墓，水心先生的墓位于温州市闹市的龙山公园半山腰上。不过还是感佩温州人的“事功精神”，这里已俨然一个面摊和中老年活动中心了。如图（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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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带了《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的全文

盛洪：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13次双周学术论坛，非常高兴冯兴元教授来到这里。兴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德国法兰克福财经大学中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员。兴元以学德文起步，后来进入到经济学、法学领域，颇有成就。这些年来，他一直主持翻译一套丛书，是有关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做了很多理论建设，自己又从事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兴元对制度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有比较深的理解，现在又对中国的现实有很多了解，因为做了很多田野工作、实地调查。兴元今天的题目也很有意思，叫“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因为现在一提到中国文化就很笼统，这个概念太大了。而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有一种主流文化，像儒家的、道家的；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多元化，各个不同的地区、省、市、县、村，都保留着自己的文化。村可以是家族或者部落发展起来的，它们甚至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图腾崇拜，各个村的图腾是不一样的，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了60年代。所以说中国地方文化是非常强的，兴元这个题目“地方文化”非常好。还有“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说明地区的发展同样是多元化的，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必然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文化资源，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所以这个题目很好。下面有请兴元做这个演讲。

冯兴元：

感谢盛老师、感谢秋风老师、感谢诸位，这个题目是我三个礼拜前在广东做的一个报告，最近又稍微加了一点。总体上，我主要讲：第一，用一些事实数据很简单地展示一下为什么文化可能是重要的；第二，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是主体，就是我们全国各地的亚文化和经济演化，包括一些经济发展范式的、模式的演化；第四，就是文化的问题与展望

这是图我的德国导师何梦笔教授（Carsten Herrmann-Pillath）提供的，是1998年的人均GDP。可以看到，所有乌红的地方，就是人均GDP最高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城市。然后就是个别的，比如大庆。除了资源性的城市，其他全部是沿海地区。这意味着沿海可能对外交流比较多，区位条件比较好，它的区位又和一些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关。那么，在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像大庆或者是新疆的油田这些地方，由于国家控制资源，可能形成集权文化。集权文化形成的时候，同时会有一种依附文化。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人习惯于依附，所以其他方面发展不了。我们回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他讲欧洲和美国的平等化不可避免，我国的集权文化也一样，所以从长远看集权文化迟早也会被打破。全世界完成宪政化的只有25个国家。平等化不可避免。集权文化即使有的话，是否能够长期持续？对此我们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些乌红色的地方这么风光，我们要考虑是区位因素，是资源因素，是人的因素，是人杰地灵的因素，是技术性的因素，还是制度、文化上的因素？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一直在做各个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企业资本自由就是企业持有资本的自由、利用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包括国际流动和区域之间的流动。可以看到，人均GDP高的省份，资本自由度也很高，内地的省份，人均GDP比较低，资本自由度最低，这样的一种关联，值得关注。背后有无文化的关联，如果有的话，如何关联，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

现在转向有关文化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等等。后面将会提到伯恩斯（Burns）对文化的定义，那是我主要采用的定义。文化是指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以相同的方式阐述他们的经验，并依据共同约定的规范行动，它是自我永续的、多层次的、不易改变的。文化最深的层次是对事件的看法，和世界观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学者提到过文化有五个维度，就是文化“五域”，涉及到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说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刘业进教授可能相信“性恶论”，也有些人可能假定人性是善的，这就是对人的本质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时空的看法，有些人说时空是有限的，有些人说是无限的。在经济发展当中，经济发展要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各方面的投入，有企业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转换成产品，推进区域产出的增长，那么所有这些环节，政府的政策、法律、还有非正式制度都要产生作用，文化在这里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一种。

讲到文化的演化，我们就要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那么文化的演化有哪些过程呢？其中包括文化的发生、文化的传递、文化的改造、文化的选择淘汰、文化的再生再续。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也讲到过文化的演化，他说：“文明是演化的产物，并且始终处于演化之中。在演化中生产的自发秩序或扩展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理性的设计。在演化中积累在习俗和传统中的知识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发展和竞争。”文化本身也是演化之后产生的一种自发秩序，那么文化的演化是一种群体选择。如果从系统论角度看的话，中国或一个地区都是一个系统，存在着守旧的文化因素，也存在着新的文化因素。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大图景下，正统的意识形态就属于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当然也有些新的文化因素，所以既有守旧的因素，也有维新的因素。系统外部也会对系统本身会产生影响，比如战争、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还有文化之间的同化和扩散。

那么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怎么来看文化呢？一个地区可能有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刚才说到的正统，我这里讲的一些文化类型之间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还有一些是交叉的，有儒家思想、有大传统、有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官方的，小传统就是草根的。中国传统一直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比如说儒家的基本上就属于大传统，对君子有要求，就是不要去经商，但儒家也不排斥商业行为。而中国的小传统不是一种，而是几种，比如一种小传统是较为守旧的，一些地方的人只想守住乡土这片土地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对商业发展很有利的小传统。一个地区内还有地方亚文化、群体亚文化、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现在回到伯恩斯说的文化概念，这是我的出发点。伯恩斯今年出了一本新书，讲的是社会结构化理论。他说，群体文化是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一种文化包括指定规则的意义，并使它看起来是可解释的；文化可被看做一套规则，并且每一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是由知道和使用它的人群的数量来决定的。这个很关键，意思就是文化是活的，知道它、相信它、用它，然后这个活动就出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这就是文化是活的。比如说尊老爱幼，这是中国的礼教，很多人知道、使用、实践这个规则，然后这么多人使用就形成了一种频率，就是我们经济学常说的频度，所以说原来是个体的行为，有了频度之后就形成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死的，是由频度决定的。频度虚构了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恰恰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文化变迁是一种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的变化，文化差异是指人群中规则频率的不同；亚文化是亚群体的文化，文化差异的程度取决于亚群体和主群体之间规则频率的差异。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使用各种规则的人数不一样，表现出来的规则取向行为的频率不一样，频率高的地方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这种亚文化，频率低的地方没有这种亚文化。

说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凡勃伦提到累积因果关系。温州很偏僻，靠海，到杭州是没有路的，所以可能就形成一种文化，就是要经商，要开辟海路到海外去交往，于是就形成了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反过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本地经济发展之后反过来又促进重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累积因果关系。但是各个地方都不存在着绝对的文化决定论，就是说文化因素对经济有作用，但不是唯一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因素。

那么文化到底是集权现象还是分权现象？换句话说，文化是分散现象还是集中现象？国外有句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而文化也是这样的，基本上所有文化都是地方的。

亨廷顿讲过“文明冲突论”，我们就提出来“文化冲突论”是不是存在？相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是否存在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文化之间存在势差吗？文化竞争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文化冲突？地方文化是否均有特质性？频率的衡量尺度很重要，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但是有些因素作为规则反映在人的行为上的频率不高，即使存在这个因素，它不构成文化。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的框架相似。

现在开始主体部分的解读——中国的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我国存在多种地方文化（亚文化），某个地域还可能有很多文化，比如大传统、小传统、儒教文化、各种亚文化、外来文化等等。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有着不同的较为开放型亚文化，还有一些地方有较为封闭的孤岛文化、山地文化、盆地文化。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亚文化的形成均受其要素禀赋、自然区位环境、历史环境、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和政策制度环境的影响。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亚文化反过来对两地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辖区开放的地区存在许多竞争，那么文化落后地区可通过区际制度学习、模仿和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文化变迁。如果是比较开放的沿海地区，那么这些对地方文化实现变迁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要让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话，往往要改变它们的文化和观念，这个时候扶贫意味着什么？扶贫就意味着文化破坏，往往先破坏了文化，才能达到扶贫的功效。所以很多人本着高尚的目的去扶贫就是去摧毁他们的文化。

我们看一下各地的地方文化的特点和地形、区位的关系。温州是海洋文化，广东也是海洋文化，苏南是水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的还有孤岛文化、高山文化、盆地文化等。孔子曾经说过：“近山则诚，近水则灵。”孔子讲的意思就是水的本质使人个性更加灵巧、变通，山性使人诚实。水势使人和，使大家能够走在一起，能够汇聚在一起；而山势使人分割。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说当地的人形成了水文化、山文化确实和地理环境有一些关系。

像温州的文化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事功学派（永嘉学派），水文化，它体现了一种海洋文化、重商文化，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认同，强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而且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越”对于皇权专治文化具有反抗思想。“越”有很多种，我们古代有“百越”之称，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浙江有大越、于越和瓯越。

温州可以说要地没地，要山倒是有一大片荒山，然后就是海，一般每年台风来要么就是在福建登陆，要么就是在温州的苍南登陆，人多地少，加上自然资源稀缺，又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国家基本没有投资），温州人为了生存，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到外地去寻找生存空间。在寻找生活空间的时候，一个要重商，一个要寻找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动温州人经营，我们把它叫做流动的“网络”。温州人对投资的“冲动”从这个脉络也可以理解。

永嘉学派也叫“事功学派”，是南宋的一个儒家学派，认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这个观点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一致性，就是说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无意之中达到了社会利益的提高。它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精神，比如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孟子的一些想法也有相似性，孟子提过“通功易事”，强调一种交换秩序，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通商惠工”基本上也是与之一致的观点。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并希望能减轻捐税，发展商业。

苏南的文化是内河文化，也是水文化。新望总结了古代的“吴”人的四个特点：勤劳、精巧、阴柔、秩序。总结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新望的解释就是苏州、常州那些地方是长江大金三角里的小金三角，是“鱼米之乡”，工商业发展也很好，所以政府对征税控制就严。传统上就是灌输一种集权文化，也就形成一种依附文化–这点是我自己加上的。但基本上就是集权，然后重税，然后国家控制严格，形成的人就比较讲究秩序，比较阴柔和顺从。

珠江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或者珠江文化，它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中原的、有本地的，我们把广东的文化就归结八个字，就是“多元、兼容、开放、重商”。这也和地理位置有有关系的，包括流放，古代经常把犯罪的流放到广西、广东、越南等地，他们有冒险性、自主性、平等观。越往南方对于皇权权利专治文化的认可度越低，古代惩罚不同政见者都流放到那一边，包括以前战乱的时候，皇帝带着他的妃子、大臣都逃到广西、广东那边。

现在开始讲一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是怎么定义的，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以后怎么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注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讲的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刚才盛老师讲到“制度多样性”，发展模式也是多样性，有些地方没有发展模式，比如温州人自己就说我们没有模式。“温州模式”一般定义为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的定义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地方发展模式，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珠江模式”主要是指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些模式到底是怎么演化的。

像温州这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就很少，人均土地也很少，本身有一个经商的传统在，所以，当政府控制弱一点的时候，它的文化优势就出现了。比如偷偷摸摸地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最早制定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暂行条例。当改革开放之初允许搞一点点企业的时候，就是双轨制，国有企业不动，允许发展集体经济。国有企业有很多指标完不成的时候就可以卖出去，这样就形成了计划价和调剂价的价格双轨制。在这种政策条件下，温州人就搞了很多“假集体”，然后当有一定空间的时候，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所以可以看到，温州“假集体”最厉害的就是股份合作制，是几个大户弄成的，实际上还是私人控制。后来我们国家让各地都学习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只是学了皮毛，而核心没有学到，核心是要学会借助这样一个框架搞私营经济，而其他地方只是把它当做集体经济来搞来推行，实际上就是买椟还珠。

苏南正好反过来了，改革开放之前，社队企业就有着一定的规模，和上海、南京的交通也比较好。价格双轨制推行的时候苏南利用这个空间发展了很多乡镇集体企业，同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从上海请“周末工程师”来指导生产，所以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也叫“缝隙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生产的是标准化的大众产品，但是大众生产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偏好，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当时有“半壁江山”之称。但是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国家也看到了其中的益处，促进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了，就可以看到差距很明显，所以在竞争当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份纷纷败北。接下来就是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有两轮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是91、92年，一个是97年开始的，两轮后真正的乡镇企业就少了，很多都变成了股份改造。股份化，就是政府的企业变成了政府的股份了。还有很多小的企业本来运作很好的，但统一搞民营化也大量地卖掉了。广东那边是外向型经济，有一部分依赖于民营企业，有一部分依赖于国有的，但是到后来也是进行了转型。这样的话，两轮转化的结果就是各地的发展模式反而趋同化了，就是朝着“浙江模式”转化了，其实“浙江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涉及到浙江整体上都有这个特点，所以把它定义为“浙江模式”，就是更新的、扩展的“温州模式”，实际上就是“温州模式”。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省政府推行民营化呢？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的政府把民营化变成了一种制度竞争的工具了，如果民营化晚的话就给人一种制度不开放、太保守的感觉。另一个因素就是示范效应，民营企业发展好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快，集体企业负担重、负担多，如果出现亏损了，就要找政府，或者乡镇、村，反而不如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然后收税就可以了，这样更加有效果。

像山西文化，我的总结就是，它存在多种文化交融，其中包括山区文化，山区或者“盆地”的封闭意识比较强，还有警惕性、封闭性、保护性强。这种文化观念，结合以某个集权文化的领导班子，就会驱逐浙江“煤老板”，或者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在资源集中型城市或者重工业城市，如果资源受中央集权的控制，重工业受国有企业控制，那么就可能出现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这两者文化常常出现在一起。集权文化的特点就是封闭性、强势性、保护性、特权性、官僚性、非市场性、反人性。依附文化的特点是依附性/低独立性、低发展性、人格不完整性、惰性、固步自封性。现在各地之间制度学习，包括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制度的创新、学习、模仿和竞争都是非常厉害的。

除了刚才讲到的个人的因素之外，还要看到市民社会的因素。现在五大商帮发展得很厉害，比如山东的商帮，苏南的商帮，浙江的商帮，闽南商帮，广东商帮。我2005年的时候作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私人部门发展专家在重庆、四川、内蒙调查过55个商会，每个地方都有浙江商会和福建商会，这些商会都是搞得最好的。它们对成员的服务非常好，真正有效率的商会提供的不仅仅是服务，而是产品，是我需求了，我出价了，你给我提供了产品。商会借助基本的会费只提供基本的会员服务，其中包括维权。会员遇到困难时，商会还要出面维权，这里也可能按照规则收取一些专项费用。维权是最重要的。温州的打火机协会是个内生的商会，内部制定行业标准，比如产权保护，如果我发明了一个新的外观设计，那么半年内是不能模仿的。

还有政府因素。刚才讲到，浙江或者广东那边是不是和英国的古典模式“大社会，小传统”相似？但我们看到浙江的政府也很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相对概念，就是浙江的政府强，但浙江的市民更强，但其他地方往往是市民更弱，政府更强。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浙江的政府更像一个“有限政府”，但它还不是一个“有限政府”。所以，总体上说各地都需要作出努力，走向有限政府、法治、公民社会和市场自治，为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形成和存续提供授能环境；促进辖区间制度竞争，包括文化竞争。各地公民要自主选择对其文化的保护，自己选择我们的文化如何发展、如何培育，是否要拒斥外来文化。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强势地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可能是个下策，还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主的选择。
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兴元。我听了之后才觉得我刚开始侧重的理解有点问题，我刚才侧重理解的是文化形式。你刚才讲的是文化原则，文化原则影响到了地方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分析思路，这个分析思路就是以经济发展反过来评价文化。但是我也注意到兴元是很谨慎的，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展来评价文化，因为文化的内涵超越了经济发展，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所以感谢兴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述，而且这个话题大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今天有三个评议人，一个是新望，他是经济观察报研究院的院长；一个是秋风，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还有刘业进博士，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新望：
讲到伯恩斯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很受启发。文化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由于在一个人群中使用、接受和行为的频率比较高就形成了文化，就是高频率的规则形成文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个前提，很有必要。我自己十多年前在苏南的研究乡镇企业、农村工业、苏南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就注意到当地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苏南模式的批评文章，在江苏受到比较大的反弹。后来我又围绕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从文化等其他方面分析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水文化批判》，当时冯兴元联系到我，说读我的那篇文章像喝了一口烈酒一样，所以我和兴元对文化的感受和最初关注文化的角度差不多，就有很多共同语言。没想到他十多年后还在关注这个问题，我很感动。

我觉得文化与经济的这个角度非常重要，而且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大。咱们的国家是个大国，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后，就会发生很多不同的经济现象。在一个国家里面有这么丰富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小的国家不会有这样一种学问，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我去台湾，台湾学者对我们的区域经济学，由区域谈文化、由文化谈区域的时候，非常着迷，因为小地方不会产生这样的学问。对于一个大国，在分析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由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各种问题很有意思。尤其是观察地方经济社会变迁的路径、发展模式的时候涉及到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觉得，从认识逻辑上讲，关注文化问题可能和我们经济学研究从关注制度开始。从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看到制度生成文化。我记得很多制度经济学，包括盛老师、林毅夫的书，我记得其中特别强调制度会产生文化。那么在强调制度的时候，大家看到文化，从文化在上升一下，实际上是历史、地理。

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文化来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是《经济观察报》的执行总编仲伟志，他辞职出来办了一个《国家商业地理文化读本》，实际上就是刚才兴元讲的整个这一套东西，他把它变得市场化。这个杂志刚办，但是很受到一些大的公司的认可，有很好的航空公司找他，还有一些投行要找一些地方投资。这本杂志很有意思，很有可读性，而且也有人给他投资，地方政府也愿意为他投资。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有一个做区域发展战略策划的，叫王志刚。王志刚工作室很多忽悠地方政府的东西都是拿这个的。但是他弄得是比较浅层次的，不像冯兴元这个还有一个定义，但是说明这个的应用很广泛，他也拿到很多单子，挣到很多钱。

这几年有一些地方性的事件，引起了全国关注，有的人也慢慢从地方文化、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解释，我觉得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所以兴元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要提出来。看看兴元能不能在今后，或者在更高一个层面上关注文化的问题。

一个是能够用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当今一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92年提出来到现在，我们已经搞了一段，现在是完善。但是我们在很多关键的领域进展很慢，那么有一些我觉得和文化历史的原因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私权观念很难确立，《物权法》虽然有，但是形同虚设。前两天我看《新京报》上一篇评论，一个地方官员讲“我只知道开篇条例，我不知道物权法。”包括宪政这种概念，也很难扎下根来，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东西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更现实的一个层面、更宏观的一个层面上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讲法制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当然，冯兴元也提到了，也要注意泛文化的解释，最后上升到“文化决定论”。所以文化解释社会和经济要有一个限度，怎么在终极意义上理解文化，文化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刚才盛洪也讲到了，可能文化还更高于经济，或者在什么层面上来看待它们的关系。把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不要搞得太激进、太简单。

我觉得文化，我们大国用文化来观察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可能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建国后我们行政区划的设置。行政区划的隔离、分割的功能非常强大，那么这种行政力量的介入形成的文化和历史上形成的还不太一样，但是它和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文化往往还有强化作用。所以我们在观察区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新中国后行政区划的因素。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文化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就是文化的建设，包括现在是最近我看最近说了很多文化体制的改革。那么文化能不能建设？怎么建设？现在奥运会之后我们还提出了一个“软实力”，那么“软实力”是什么？怎么建设？可能别人听了很误解。我们花了很多钱搞孔子学院，听说在国外很多华侨都用“孔子学院”来洗钱的，挂一个牌子，然后来国内领10万美金。怎么在国际上处理中国的“软实力”？我们的奥运会，包括我们出现的大事件，比如7•5事件，要付给国际上的公关公司非常大的一笔钱。据说，在国际上为了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扭转成“中国创造”，有关部门在花几亿美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中国创造”的广告牌。就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包括软实力的建设、国家形象的建设，兴元是经济学者，我觉得完全可以来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有两个事情，一个是马英九去年提出来的“中华文化”，而且他讲到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包括全世界会进行各种角度的不同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马英九有过一个说法“武统不如文统”，就是要文化先统一。那么文化怎么统一呢？所以就提出一个“中华文化”的概念。如果到台湾去，就会感觉到中华文化确实是存在的。台湾把我们传统文化一些好的方面保留下来了，同时把西方文化一些好的方面也吸收进去了。而内地好像恰恰相反，所以到90年代我们一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发现道德上出问题了，发现假冒伪劣，问题很严重，就是搞成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去年的时候我和台湾人就讲很想搞一个两岸的文化对话，结果前一段我看《南方周末》在北大搞了一个叫“中国梦”的农民论坛，和易中天有一个对话，实际上我之前的设想是比他们这个还宏大。我还和易中天说过，我想把易中天、龙应台请来讨论一下。我就是想说我们两岸三地一起努力建设一个中华文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是研究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我觉得兴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莫名其妙地出现，而且主要是国外一些人，写《江泽民传》的人。我们关注文化的时候就是最初讲模式的时候，那么“中国模式”的文化支撑是什么？前几年讲中国崛起，现在也确实崛起了，是第二位的GDP的总量，超过日本，那么中国崛起后“中国模式”拿到世人面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既然讲中国模式，它肯定有文化上的支持、文化上的含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揭露这个东西。我觉得兴元应该把文化的问题持续关注下去，而且应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更广泛的层面上把文化和经济的问题搞得更风生水起。谢谢冯兴元的报告。

秋风：
刚才兴元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在讨论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应该注意一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少可以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某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地方是不是要发展经济。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最近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时候通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拿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比的时候，都是对比GDP总量，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把GDP当做生活最重要的目标。这样的对比，其实有点滑稽。一个地方的文化决定这个地方的人的价值观，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中国的文化，尤其是经过60年物质主义哲学的不断冲击之后，人们通常不自觉的就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生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以，经济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我们很容易就把经济当成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把财富当成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会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会这么想。

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念会导致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偏差。比如，我今天早上看到郭宇宽的一篇文章讲讨论印度文化。他对印度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他在印度呆过一段时间，因此我觉得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在印度这个国家，他不认为挣钱、发财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观察人们的选择、评估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表现，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有一些亲身的感受。我老家是陕西，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就在议论说，安徽的女孩子都去当保姆了，我们关中的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当保姆呢？这样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啊。这样的评论背后有一种文化霸权，有人试图把一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替那些人做出一个决定。他们认为自己锁在的这种文化就是一个好的文化。它其实是强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把铁路修到西藏，其实也面临同样的责难。我们认为这个铁路可以让西藏的经济发展，GDP一下增加很多倍。问题是，经济在西藏人民的价值观中，究竟是居于什么位置，有那么重要吗？所以这是一需要研究者注意的大问题，尤其是研究地方文化、地方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容易把经济提到一个很高的层面，我觉得这个是要小心的一点。

文化和地方经济模式间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才是，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确实认为经济很重要，而其文化是如何让它的经济发展的，如何影响它的经济模式。回到兴元提的三个模式，仔细地观察一下很有意思，它们都位于我们一般所指的南方。这里面涉及一个通常被人们忽略的，或者说人们故意不承认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其实儒家文化是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在地理上、空间上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决定的，因为中国所处的位置，北方的野蛮人一次又一次地向南冲击，这就导致原来的华夏文明中心区的人口一次又一次地向南迁移。这就导致北方人基本上是野蛮人的后代，而南方人才能是华夏文明的正宗。这个南方就是指钱塘江以南。像我这个陕西人基本上就是野蛮人的后代，像河北更是这样，包括山东人，那东北人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北方文化都是劣质化了的中国文化，当然你不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华夏文化的基因，因为当野蛮人建立了政权之后，通常还要有一个儒家化的过程，他要接受中国的文化，但毕竟，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很纯正了，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叠加就使它越来越不纯正，离华夏正统文化越来越远。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北方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当权力控制减弱的时候，南方社会很快就反弹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刚刚讲到的非正式网络，其实就是由儒家传统遗留下来的。在我看来，经济的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组织化程度，因为，商业的发展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组织。单个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再强，也不足以支持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而是需要一个合作型网络。就是说，一个企业家可以用一个最低的成本，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编制一个组织网络，然后依托这个组织网络来进行金融活动、商业合作、远程贸易、进行作坊、建立企业等等。这才是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假定你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话。而儒家文化实际上为社会建设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个模式的对比研究，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讨论，儒家文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最后一点，你讲到了前景的问题，但没有展开，我觉得倒是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究竟三个模式背后的儒家文化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我们在美国、欧洲观察到的那种现代市场制度，还有公民社会等等。比如说在潮汕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到，经济是非常繁荣的。 当然，这种繁荣和当地的儒家的这种社会网络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过，这个地方也很容易出现黄光裕这种人，这似乎说明，儒家的社会性组织存在某些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它有一定的封闭性。换句话说，它的公共性是比较弱的。就像秦晖老师所讲的，他其实更关注小共同体的这种利益最大化 ，而缺乏一种公益的精神。他更多的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小共同体的成员，而没有意识到他是更大范围内的公民的身份，这就导致在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官商勾结。

其实在这几个模式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包括温州模式也都有。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政府的权力太强了，使得他们被迫趋向于勾结官府，但有时候不完全是这样的。像黄光裕的官商勾结，有很多时候都不是被迫的，而是他自己非常积极，在中间乐此不疲。在潮汕，很多都是这种官商勾结的模式。这种行为在当地可以得到很大的荣耀，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能人。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有没有自我提升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想法是很荒唐的，他们要全盘改造中国文化。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一种文化确实有自我转换、自我调适的可能性。那么这种转换和调适可以在什么时候能够进行，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推动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刘业进：

其实刚才听了兴元的发言，很受启发。新望和秋风老师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文化与经济，我知道盛洪老师也是这样的，他们都有文化方面的专著。我仅仅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比较过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涉及过这个主题，研究还很浅。应该说我今天更多的是受启发。我首先想讲讲文化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在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层面上。美国的、中国的、全世界的文化都是一个维度，就是在把人和动物区分开的这个角度讲“文化”的时候，文化和文化演化是一个区别于动物世界的大概念，比如我们有语言、习俗、制度。第二个文化层次是接近但大于民族国家范围大小的文化范畴，比如中华文化、欧洲文化，而这个文化又是一个大的文化集合，打开里面，里面又包含了许多多样性子集，兴元今天讲的其实是第三个层次的文化：第二文化范畴下的一个文化子集。我是这么区分文化的三个层次。可以说，兴元今天讲的潮汕文化、温州文化、苏南文化是中国文化下面一些有特色的子文化。

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经济学都很难把它放在一个恰当的框架下分析，很少有经济学去碰这个主题，因为它难以证伪。我们感觉到文化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它对经济很有影响。比如说我刘业进人家一看就是南方人，因为你的处事行为方式不像一个北方人的样子。再比如说我们的方言，我现在讲话就带着南方口音，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的形态。显然，各种不同的文化子集是存在的，不能因为经济学家难以分析、难以处理就说它是虚构的东西。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也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说文化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我看到的是文化的“关于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维度。在一定的文化形态中，人群中有一种共识，我们不做什么和我们积极地去做什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文化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我们不做什么、我们敬仰什么，我们敬仰传统和惯例。当有政权干涉到我们的生活时，我们都有强大的力量去抵抗它，比如说改革开放一旦退缩的话，一些东西马上死灰复燃，所以温州人的商业积极性就恢复得很快。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化是一种抵制外面干涉的力量，恢复它原有的一种自发秩序的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合作网络提供了一种合法化支持，抵制国家的政权等外在力量的恣意干涉。文化在这方面有积极作为。比如说温州、潮汕等沿海地区，这种力量很大；而北方这种抵制的文化基因不够强烈。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一个维度，它是一种抵制干涉的力量，具有保护（商业传统）的作用。

我再讲讲文化演化的问题。其实我们说的文化建设、发展文化都是自相矛盾的，包括刚才新望老师提醒我的，我们搞西部大开发，这是自相矛盾，是没有深刻反思的一些概念制造。在我的心目中，通往西藏的铁路就是强奸那里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工具。文化要演化无目的，文化演化是一种秩序状态，“存在是一种过程”，如果停下来，秩序就停滞了。文化演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多样性，多样性是自然的基本属性，也是人类自身的基本属性。任何演化的东西都以多样性创生机制为前提。多样性具有绝对价值，如果我们实施某一政策导致多样性的减少，或者说导致了多样性创生机制的抑制，那么这个政策就可以判断为是错误的。用证伪方法来判断，我们不能说哪个政策是好的，哪个政策是可以达到美好幸福的，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哪一个政策是肯定不行的，错误的。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就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国家现在弥漫着种种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比如文化下乡就是消灭文化，摧毁文化，其实乡村是文化的故乡。文化下乡的前提假设是乡下没有文化，文化低级。事实恰恰是，保持文化的就是乡村。文化演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多样性创生机制的存在，那么我们的政策时时刻刻对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摧毁和打击要保持警醒，无论持有何种名义（如帮助、扶贫、文化下乡）。

文化演化的第二个关键概念是差异化生存。举例来说，大家都学英语考六级，就个体层次而言，就是我们想出国，但我们从一个宏观的统计层次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文化在入侵，是英语侵入到中国和其他语言中来，至于这个侵入的结果，我们无从考察、预测和进行道德判断。这是一种文化演化现象。只要有一个基于多样性的差异化生存在，它就是好的，但是如果说英语语言的侵入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那也许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差异化生存是文化演化的一个可观察的方面。没有差异化生存，就没有演化。差异化生存就存在着所谓的“选择”，“选择”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个体层面的选择，第二个是群体层面的选择。有个悖论，文化演化是群体选择，就是大家都按照某种规则生活，这种群体就繁盛了，这个规则就战胜了放弃的规则，规则以这种无意识的方式来得到选择。不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那个好规则，是我们信奉那个规则的人多了，于是这个群体繁荣了，那个规则就胜利了。采用的人少的规则，就失败了。文化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繁荣和萧条间演化的，不是我们个体说这个文化好我们就采用它，那个文化不好我们就放弃它，它的结果是我们无意识的产物。

文化演化还有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它的复制机制。文化复制带着变异和突变。如果说文化过了一两代人就记不住了，那么文化就不可能演化。文化必须有保存和传承才谈得上演化。其实大量的文化是可以复制的，几千年来都流传着各种忘记不了的图腾、禁忌，历史上只是由于过于强势的国家政权干涉以后，它才消失的。看来文化这种复制的能力是超越政权的，超越国家的。

刚才新望老师提到文化发展需不需要“产业化”，“文化建设”这些提法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我认为显然是有问题的。其实我刚才说过了，文化演化不是系统中某一个个体或某一个机构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有意识选择（最优的语言、习惯、禁忌、规范）的结果。因此，我们讲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这些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那么，难道我们在文化方面一点都不做？也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解除抑制，让无数个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个体有充分自由从事文化创造。文化整体上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它自然就呈现无限多样性，只要解除对它的抑制，它就会繁荣。所以文化建设的关键词就是解除抑制，那么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解除抑制的改革。

我再接着新望老师刚才提到的马英九说的“武统不如文统”。中华文化其实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台湾、香港，也存在于大陆，其实统不统都不重要，只要解除抑制以后，它就会繁荣。那么有没有一个基于中华文化的中国模式呢？可能有，但它不在大陆，而在台湾，这种模式把西方一些优良文化传统吸收过来，同时又很好地保存和结合了中华文化传统，或许是因为这种文化杂交优势，所以在台湾这个地方产生了经济奇迹。

我还想到文化和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说文化是一个包含了制度的大概念，制度在文化里面。确实，相对于生物演化，从另外一个文化演化概念来讲的话，文化确实包含了语言、货币、道德和制度。但是，我们在讲中华文化的时候，这个文化和制度是一个交集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制度通行于中华文化，也通行于西方文化。相对于生物演化的文化演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兴元今天讲的温州文化、潮汕文化，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制度与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可能是一个交的关系；内在子集关系；或者完全独立的关系。

其实，我讲到文化是一个抵制干涉的力量，它可以久远地在数代人中复制，同时，它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为分工和合作网络或者交易网络提供了合法化支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化并不总是都是“好”的，它有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消极意义。就是刚才好几位老师都说到，比如说儒家文化在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方面能够主动地与官方勾结，反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文化里面也有一些有限定、有合作体系建设等消极层面上的东西，显然不能做一个简单化的理解。就像新望老师说的，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对文明的作用，都不能做一个简单化的理解。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评价，其实我个人对文化的理解显然没有在座的各位这么深刻，我仅仅是在一个区别于动物的角度上来理解文化。

盛洪：

刘业进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比如文化是抵制干涉的力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整合的力量。

新望：

关于秋风老师的话，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刚才前面讲的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他的论证我不大信服；第二个就是北方文化是比较野蛮的文化，南方的文化是比较好的文化。

盛洪：

这不是秋风说的，其实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有一个学者，雷海宗说北方游牧民族往南方打，留下的都是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就跑到南方去了。

新望：

这个我是不大同意。北方文化是王权文化、大一统文化，历来的集权政府在北方是比较强大的。现在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北京的行政力量最强大，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起的作用，北京是老大，下一个就是山东，山东也是一个强政府，往江苏政府力量稍微弱一点。江苏虽然政府力量比浙江要强大，但比起山东还是要弱一点。越往浙江那边，政府力量越弱，就是王权、一统这样一个集权的比较重，到了南方也不见得没有，就像秦晖讲的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它是小群体，像华西村解放后就变成了村支书经济，是小一统，也是个集权的东西，只不过大部分南方地区有小共同体。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背后是吴文化，温州模式背后是永嘉文化，珠三角模式背后是岭南文化。吴文化实际上并不是南方文化，它是北方的文化移植过去的，首先是周太王的一个儿子叫泰伯跑到那去建立了政权，然后山东孔子的一个弟子跑到了无锡，形成了孔子文化的一支，其实吴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一支。实际上在长三角一带，吴是中华文化的正宗。在长三角，反而“越”是个贬义词，“越”就相当于咱们的“夷”一样。“夷”是少数的意思，是野蛮的意思。就是吴越争霸中的越在绍兴一带，跨过长江就是越人。每隔一道江，吴越的意思就有一次变化。在南方有很多江，每个江的地方的人都把江北面的人叫江北人，江南的人叫江南人。越往南的地方越“越”、越野蛮、越少数、越离心离德，和我们不一样。他们那吴越，然后是瓯越，瓯越之后是闽越，闽越之后是南岳，南岳是广州，越南就是更南的地方了，广西那边是百越。所以说北方和南方不是那么简单的，到了珠三角那个地方岭南的越，就是南越，实际上也是非常离心离德的。岭南文化和永嘉文化、吴文化不一样，吴文化是儒家的，比较讲正统、正宗、统一、秩序、等级，永嘉文化讲个性解放，讲新民的东西，岭南文化基本上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为主的文化，那时候太平天国的拜上帝，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把西方的东西引进去。所以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秋风：

确实，如果从比较久远的时代讲起的话，南方当然主要是野蛮文化。但我已经讲过，这些地方的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原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家族大量移民到这个地方，魏晋南北朝、唐末，宋元之间，出现了几次移民浪潮，这几次大移民对越、闽、粤这些地方的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这个改造绝对是根本性的。事实上，如果你到潮汕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它的建筑风格会有某种唐代的建筑风格。这个你在北方根本就看不到了，因为北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的变化。南方北方经历了完全相反的过程：北方是夷狄化，南方却是华夏化，前者越来越野蛮，后者越来越文明。所以，北方才是一个现代的地方，而南方其实是更古老的地方。那么，我们反过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南方保存了比较正统的中国文化，而北方其实保存得比较少。吴文化同样经历了很大变化，你讲的泰伯其实是第一次华夏化，后来东晋偏安这一带，王家、谢家又带来华夏文明，这些都会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这些人被压迫又往南跑了，然后从北方又来了一拨人。总的来说，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大趋势是，包括潮汕、永嘉的文化，其精神气质与北方确实不一样。

赵农：

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记忆当中，中国一旦受到外部侵略，先想到的是我们的经济不行，然后是政治不行，再研究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行。那么文化不行就没了，什么是文化，不知道。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重新反复，体制不行，最后到文化不行。所以说文化确实比较难。

我也不是想说中国传统的文化现在已经跑到了南方，北方全是野蛮，中国大同小异。从解放战争来看，最对共产党顽强抵抗的，一个是太原，一个是安阳。当时武汉都解放了，安阳打不下来，就是那帮民团。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总的来讲，大同小异。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确实和政治、经济联系在一块。现在再找中国那种纯粹的古的文化，我感觉没了，因为不可证明我们哪个地方还是原来的文化。解放战争时期对华北的土地的均分，就像梳子一样，来回梳了好几遍，产权意识就淡了。

盛洪：

我再讲两句。首先还是先感谢兴元的演讲，不过还是有一个担心，你的主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反过来评价文化，这个确实是会有某些危险，危险就是会对文化的评价过于狭窄，就是看你是不是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文化的功用要比促进经济发展宽得多，文化除了促进生产和发展经济以外，还包括财富的分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东西不直接表现在经济上，但是会对一个社会的效率、福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我看来，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促进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经济发展也体现在任何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是不能用GDP来衡量的，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有时候往往会简单地用狭窄的GDP来衡量，就会导致很多判断错误。刚才兴元讲了，新望和秋风也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经济学讲的所谓的效用或者财富其实是主观的，主观就是自己判断的，而所谓的帮助别人去发展和刚才兴元讲到的破坏文化去发展，其实包含了一个外部的人并没有知道人内心的想法，他认为他能够替别人去决定，这个思维就是计划经济。

可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环境牺牲。中国的GDP每提高一个基点要比发达国家消费高好几倍的能源。所以我们真的要以经济发展为纲，一切为了经济发展让路，韬光养晦搞经济吗？

转载自阮一峰的博客，PM2.5是空气污染的一个指标，就是悬浮颗粒的数量。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对人体危害最大，因为它可以直接进入肺泡。科学家用PM2.5表示每立方米空气中这种颗粒的含量，这个值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昨天，美国太空总署公布全球PM2.5数值图（2001-2006）。如图所示：

全球PM2.5数值图

从图上可以看到，全球PM2.5最高的地区就在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全部在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PM2.5小于10是安全值，我国的这些地区全部高于80，比非洲的撒哈拉沙漠还要高。这说明，沙漠里的空气都比这里干净。

旅途剪影（点击照片以放大）：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

为了能身临其境地感受红军的长征精神，我于2010年7月17日至2010年8月20日重新走了一次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该征程虽没有严格按照长征的道路前行，但基本上到达了关键的节点，横跨中国十个省份，用时三十四天，总共行走六千零八十公里。途中最高处海拔4097米，最低处海拔22米，平均海拔1275米。途经的节点城市有南昌、瑞金、赣州、韶关、乐昌、桂林、铜仁、遵义、贵阳、昆明、西昌、康定、马尔康、若尔盖、合作、兰州、平凉、吴起。下载行程路线图（KML格式）

行程路线图：

行程海拔变化图：

转载一篇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先生的文章，题为《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该文深入浅出，阐述了宋明理学产生的北京，传承发展，并交代了关键人物及其主要思想。不失为一篇极好的理学入门文章，博主阅读同时附加自己的感悟，全文如下：

今天讲会的题目是“宋明学案”。学案就是录载学术的传承、发展、演变，“宋明学案”就是把我们国学的宋元明这个时代的国学的主要形态和发展作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宋明学案”的学是指儒学，而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其中又包含各个派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宋明学案”，是要从“宋明理学”来看看国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特色和它的发展演变。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

理学发端于11世纪，但是发展的苗头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博注：可惜韩愈这个人资质太浅，但在当时对儒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谓是魏晋玄学后高举儒学大旗第一人。)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一个明确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做了全程实况转播，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行程，受到上百万人的欢迎，后来这个佛指舍利又到泰国。懂一点历史的就知道，这个佛指舍利正是和韩愈有关，这个佛指舍利在唐宪宗的时候曾要把它迎到宫中做一个短期的供奉，结果被韩愈知道了，韩愈写了一个《谏迎佛骨表》，劝诫皇帝不要这么做，不要迎这个佛骨到宫里面来。韩愈认为佛教的进入，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由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把《大学》提出来，高举《大学》旗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

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必须提及的，范仲淹。从唐代末期到北宋，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的经济形态出现，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国家政权队伍里面，成为士大夫的主体，成为儒学学者的主体，这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这种社会出身的知识人，在伦理观念、文化态度和思想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魏晋时代，尤其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大异其趣。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死了，困穷苦学。这样的经历在北宋理学很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冬天学习困了的时候，用冷水洗面来刺激精神，没什么吃的就喝很稀的稀粥。范仲淹不仅有很多讲学的成就，更是代表北宋前期儒家知识群体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感论天下事，时至泣下”，关心国家大事，以国家大事、以民生为己任的那种情怀，可以说感染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影响了士大夫风气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北宋儒家人格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物出现，没有这种道德精神出现，那宋明理学的出现应该说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讨论理学，按照《宋元学案》的讲法，得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讲起，而其中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胡瑗，一个是孙复，都是由于范仲淹的亲自推荐才得以在朝中做官，才得以从事讲学事业。（博注：同时，范仲淹也影响的另一个儒学大家——张载，张载年幼喜谈论兵法，成上书范仲淹谈论兵家战事，范看中张载的才华，推荐其不要只谈兵法，要多看些儒家经典。如果没有范公的鼓励，张载也不会那么快的转型。对于范文正公，我个人甚为崇敬，随未曾去过岳阳楼以体悟其书写岳阳路记的心境，但也从到延安参观过他为了抵御外夷而在宝塔山上修筑的工事和当地人纪念他的方文正公祠，我也路过洛阳伊川，远远的凭吊了他的墓冢。关于范公，最重要的，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间接的提升了儒家士大夫的情操，和魏晋玄学区别看来。）

二、宋明理学的真正发端

我们先把这个发端追溯到周敦颐。因为周敦颐做过二程的老师，二程又是北宋道学真正的建立和创立者。周敦颐号濂溪、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二程在回忆跟周敦颐学习时是这样讲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说孔子跟他的弟子颜回他们即使很贫困地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也保持了一种精神快乐，“所乐何事，所乐何处？”这就是周敦颐让二程兄弟经常寻求的问题。兄弟两个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时有没有琢磨通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寻孔颜乐处”后来变成整个宋明理学一个内在的主题。

理学的发端的第二位，我们来看张载。张载号横渠。张载对《易经》、《易传》，特别是对《系辞传》的解释发展出一种气本论的哲学，特别讲“太虚即气”。为什么“太虚即气”在这个时候要被强调起来呢？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最初的动机是对佛道哲学，特别是对佛教挑战的一种回应。佛教讲“空”，有的时候也用“虚”这个概念，道教里边更多的讲“虚”“无”，从魏晋到隋唐，佛教、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张载为了反对佛老的这种虚无主义，首先建立了一个以“气”作为主要载体的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回应佛道本体论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张载和范仲淹也有关系。他21岁的时候去见范仲淹。史书讲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即一见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长远大发展的人才。范仲淹对张载说“吾儒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就引导他去学习《中庸》。张载又尽读释老之书，史书说他“累年尽究其说”，看了很多年之后他觉得对佛教、道教有点了解了，了解之后“知无所得”，知道这里边没什么东西，然后“返而求之六经”。张载这个例子跟我们后面讲的很多理学家的例子是一样的，先有一个“出”，然后再来“入”，这样学问才能够最后坚定地确立起来。他通过对佛教、道教的学习，然后找到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给他提供一些思想的营养，也让他看清了这些思想的一些特性。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帮助他回来重新了解儒家的思想。你直接了解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到，所以你需要一个迂回，需要一个“致曲”。

张载还提出很重要的四句话，冯友兰先生把它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四句也对后来理学有重要影响，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不仅是对宋明的理学家，而且对宋明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起到一种精神激励作用，即使有些人不以理学发展为志业，也都会受到这种思想的感染和激励。现在，大家对横渠四句中的第一、第二、第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三句话都能够肯定，但对于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以及它的现代意义往往有些疑虑。（博注：张岱年先生曾说，毛泽东思想借鉴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而这个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以张载所主导的客观唯物主义思想。我一直在才想，如果不是西北军事导致的宋朝政治中心东进，张载的关学一定会在关中乃至更广地域发展。近代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都是很认同的。）其实这第三句也可以有广义的理解，“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圣”字不是仅仅讲孔孟的，那是从尧舜开始的，从华夏三代文明开始的，三代文明的精华沉淀在六经，儒家则始终自觉传承六经代表的中华文明的经典，所以说，“为往圣继绝学”，可以理解为，是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从尧舜周孔到以后的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所以这里的“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发展，而是我们夏商周三代以来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主流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努力复兴中华文化。这代表了理学的一种文化的自觉。所以这句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的。

三、理学的建立

理学的建立主要讲二程兄弟。以往学者比较喜欢讲“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周敦颐、张载，还有二程、邵雍。其实，“北宋五子”里边核心是二程。为什么呢？因为“北宋五子”是以二程为联结中心的。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也是讲学的朋友，而邵雍呢，和二程一起居住在洛阳，是一起讲学讨论的同仁，可见二程确实是理学或者道学的建立者。二程中的老大是程颢，号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颢也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几十年，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

关于理学，程颢在思想上有什么发展呢？他活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吾学虽有授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天理”二字早就出现了。《礼记·乐记》里边讲，“不能返躬，天理灭矣。”这是宋明理学最直接的一个来源。程颢有一个命题，说“天者，理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他在对以六经为代表的古典儒学进行新的诠释。我们知道，在古典儒学里边，特别在《尚书》里边，它保留了作为神格的天的概念，所以就有“皇天震怒”这样的语句出现。程颢认为，我们如今在《诗经》中看到的那个有人格的“天”，我们在《尚书》中看到的那个有人格的“天”并不是真正的有人格的“天”，那个“天”其实是“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这是“天者，理也”真正的思想。所以这样的“天”的概念的确是以前所没有的，理学家们把上古儒学中一些迷信的东西扬弃掉，“理”就被发展、诠释为一个上古时代六经中“天”所具有的最高的本原性的概念，理学体系便从此具有了其真正意义。

史书记载，程颢这人具有一种“温然和平”的气象，对人很有感染力。有的学生跟从程颢学习几个月后感叹，如在“春风和气”中坐了几个月。一般而言理学家跟皇帝关系都不好，而程颢虽也批评皇帝，但是皇帝却很被他感染。神宗本来是很信任王安石的，王安石跟程明道政见不和，可是在程颢见完皇帝临走时，皇帝嘱咐要程颢“可常来求对，欲常相见。”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少见的，这就说明了程颢与皇帝的谈话很让皇帝受感染。程颢曾经跟皇帝说，我希望皇上你要常常注意防止自己人欲的萌发。同样的话朱熹也曾对孝宗皇帝说过，但孝宗很不喜欢，可是神宗皇帝听完程颢的话后，却拱手对说：“当为卿戒之”。意为你这样劝我，我当为你来提醒我经常警戒自己。

他的兄弟就不同了。二程中的另一位程颐，号伊川。程颐18岁时到太学求学，当时主教太学的胡瑗出题考学生，题目便是“颜子所好何学”。程颐于是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此文令胡瑗对他刮目相看，于是让程颐参与教学，结果当时有的京中官员就把程颐做老师来对待。程颐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考过几次未中，就放弃了。后来家里有推荐作官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族人，拒绝接受。所以直到四、五十岁依旧是个没有任何出身的布衣。但是50多岁时他一下被提升为皇帝的老师，官衔为崇正殿说书，当时小皇帝即位，大臣都推荐他去给皇帝教书。但是程颐的性格与程颢有所不同，程颢是“温然和平”，而程颐则是“严毅庄重”，对待皇帝、太后都非常严肃，要求给小皇帝讲课时太后应在帘后同听，垂帘听讲而不是垂帘听政。在他以前，给皇帝讲书的官员是站着的，皇帝是坐着的，而他说这不行，一定要让讲官坐着讲，以此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此外程颐还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不怕因此得罪皇帝、太后，但最后终因得罪人太多而被外派。他非常严谨，生活上也是如此，一生谨守礼训。晚年有学生问他：“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意为先生视听言动、待人接物什么都是按礼来做，是不是太辛苦了？程颐答：“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意为我按着礼行事使我每日就像踏在安全的平地上，有什么辛苦的，如果你不按着礼行事，那便使你每天都处于危险的地方，那才辛苦。

如程颢一样，程颐也提出了理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性即理”。“性”就是指人的本性，这句话跟程颢所提的命题“天即理”在理学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都是非常核心的命题。以前学者讲人性有讲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无恶、人性三品等等，到北宋时如王安石也是受到人无善无恶的影响。程颢是用“理”来规定、界定天的概念，天是最高的本体。程颐则用“理”来规定、来解释人的本性。（博注：这二程兄弟，一个如坐春风，一个程门立雪，足可见其性格差异。再插一句话，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在程颐以前，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是一向尺度很宽的，比如范仲淹的母亲在范父死后即行再嫁，并没有人轻视她。可是程颐却订立标准说，只准男人再娶，而不许妇女再嫁。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决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做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四、理学的发展

宋明理学的发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最简单的讲法就是程朱陆王了，前面讲了二程的阶段，后面就讲讲朱和王。

同许多宋代知识分子一样，朱熹也是出入佛老，泛滥百家，然后返求诸六经。前人说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既吸收了二程的思想，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的不断地、终身地、死而后已地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提出了关于“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大学》的“八条目”里面最基础的就是“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正心诚意。可是，什么是格物呢？汉人的解释很不清楚，把“格”解释为“来”。朱熹就通过解释发展二程思想，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即物”，就是不能离开事事物物；穷理就是要研究了解事物的道理。

朱熹讲“格物致知”，最早是讲给皇帝听的。他34岁的时候，孝宗继位之后召见了他。他就给孝宗讲了“格物致知”，说帝王之学，必须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时说，大学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所以就没有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可见理学提出“格物致知”这些理论，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首先是针对帝王之学的。朱熹要给皇上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孝宗皇帝是不喜欢别人批评的，所以他对朱熹的两次奏对都不是很高兴。又过了十几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因为全国大旱，皇帝就召集学者多提批评意见。朱熹又写信上谏了，讲“天理人欲”、“正心诚意”，说皇上不能“格物穷理”，所以只能亲近一些小人，没有国法纲纪，不能治国平天下。皇上听了很生气。到了朱熹晚年的时候，他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时，就有人对他说，你喜欢讲“正心诚意”，但这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是这四个字，怎么能够欺君呢？他见到皇帝的时候，还是批评了皇帝，说皇帝内心里面“天理有所未存”，“人欲有所未尽”。有人讲，宋明理学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来宣讲的。我们知道，古代对皇帝、士大夫阶层没有一个十分健全的监察监督机制，所以需要用道德的警戒、道德的修养来提醒、规戒、劝导他们，朱熹就用《大学》、《中庸》的思想来为所有的官员、士大夫确立规范。不仅仅是规范，他同时也指出一条怎样发展自己的宗旨。一个士大夫，怎么培养、发展自己，包括从科举考试开始，包括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进入到国家的官僚事物里面，要有一个宗旨。这个为学的宗旨，就包含学习知识和发展德性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朱熹的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主敬涵养”，另一方面讲“格物穷理”。这适应了那个时代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要求。

在朱熹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和朱熹思想相抗衡的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朱熹讲要通过广泛的学习了解来获得“理”，可是陆九渊认为“理”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返回内心，就可以得到“理”，这种思想经过元代、明代不断地发展，总体来讲，还没有变成很有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中期，新的思想运动兴起，这就是明代中后期有重要影响的心*学动，心*学动的主导人物就是王阳明。而王阳明的思想，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而来的，所以历史上称为“陆王心学”。然而我们看王阳明的思想发展，不是从读陆九渊的书而来的，而是从读朱熹的书而来的。（博注：后又有说法，陆九渊的心学主要是以其家学为主。）
王阳明5岁还不会说话，等他会说话后，智力发展很快。因为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他的祖父背诵那些经典，等他说话之后，就一下子成篇成章地把那些经典背诵下来。

王阳明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读朱熹的书。朱熹讲格物致知，天下万事万物都要去了解，这样才能做圣人。于是王阳明找到他一个姓钱的朋友，一起来到他父亲官署后的一片竹林里面，打算对竹子进行“格物”。首先是他这位姓钱的朋友格竹子，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结果病倒了。王阳明当时认为是他这位朋友力量不够，于是他自己去格，格了七天，结果也病倒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王阳明自己曾多次讲到。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早年是多么信奉朱子的学说。但是，他的方法不是很得当。朱熹并没有让他不吃不喝，坐在那冥思苦想。朱熹的格物方法，可能并不是让人坐七天七夜，而是告诉学者应长期观察事物生长的道理，并把生长的道理与自然界的道理进行比照、结合，由此延伸到人生的道理。显然，青年王阳明太年轻了，不能全面了解朱熹的思想，可朱熹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直到中年的时候，王阳明仍旧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这个“理”究竟在哪儿？我们如何才能够格到？在王阳明三十几岁的时候，由于他上书要求制止宦官专权而被贬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驿丞。王阳明在此处生活困苦，于是他日夜静坐，终于对这个问题有所觉悟。王阳明认为，从前他去格竹子的方法是错的，真正的理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格物的路径是顺着朱熹的路径来的，但他所达到的结论是和陆九渊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此后，王阳明经常讲学，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贵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知行合一”。何谓“知行合一”呢？真正的“知”，是一定能够行的；真正的“行”，也一定包含了知。到了晚年，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他的这个思想，提出了“致良知”。“良知”就是“知”、“致”，就是行，发挥、实践、扩充的意思。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要在每一件事物上，去把自己的良知发挥出来。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第一，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宋明理学的发展，首先是气学，用气学面对佛教和道教虚无主义本体论和人生观的挑战，建立一个实体性的哲学。（博注：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是独树一帜的，它以唯物主义的思辨区别佛老。）可是仅仅讲“气”还不够，还要了解作为实体的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理学。理学是要尽力掌握世界的规律，包括自然的规律和社会、历史、人生的法则。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范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气学到理学，再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第二，宋明理学出现的原因。首先，宋明理学是和社会变迁相伴随的，互为表里。宋明理学与宋代以来的近世平民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符合，宋明理学作为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看作中世纪精神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它是脱离了中世纪精神、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过程而产生的。第三，宋明理学与外来文化的挑战有关系。中国本土的主流正统思想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经历一个消化、接收和发展的过程，对于佛教的传入，很多理学家都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吸收其精华的思想体系，于是就有了理学的出现。第四，从总体的文化流变来看，宋明理学的意义更广泛，它不仅是儒家对佛教挑战的回应，同时是儒家对魏晋玄学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而宋明理学更直接面对的是自北宋初期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背景，因为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人对五代的风气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从儒家角度来看，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展出现了某种中断，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复兴，同时也是中国本土主流传统的复兴。宋明理学道统说的意义就在此。

从中古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化一直在和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讨作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够反过来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外来因素并不是儒家发展的障碍，恰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些营养、契机，给儒家认识自己提供更好的参照。在19世纪后期以来，我们面临着新的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时代，遇到了更广泛的世界文明的环境，同样也遇到了社会价值的重建的课题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也有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发。

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经常存储一箱百事可乐，熬夜时确实解乏。这东西正如赖声川先生所感，能激发灵感。我经常是一晚上喝上四五罐可乐，可后来，老妈不断电话唠叨说可乐这东西，青年男性还是少喝的好，后来俺自己也发现喝得牙齿的钙质都流失殆尽，于是便戒掉了可乐和所有的碳酸型饮料。喝咖啡便顶替可乐做为我的主打，记得王尊曾专门买了咖啡机，煮咖啡滤纸以及咖啡粉，本以为在美国就会入乡随俗，煮着咖啡然后搞个coffee break，其实后来这先进的机器都用来烧水，我们还是把coffee break改在了距离Design school往北200米开外的小便利店里，一杯简单的regular coffee就好，medium size也就1刀上下，这价格相比国内要便宜太多了，所以做为男生，我经常请实验室的ladies(王尊，沈苏皖还有赵丽源，好吧也包括jisang，emma)去喝。在那段实验任务繁重的日子里，也算是少有的温馨开心时刻吧。所以喝咖啡的习惯我一直保留着，如果起早，我就去Design School的Cafe去买咖啡，工作时，我会在CGIS Building的Ground Floor Cafe 买咖啡（那儿有个waitress和我关系很好，我觉得她应该是印度裔的），晚饭时，我会在Dudley House 买咖啡，而如果要考试或者赶项目，我会再晚饭结束后，再打一杯咖啡回公寓。

咖啡和梦是无缘的，或者说，咖啡是梦的天敌。如果哪天您像我今天这般，一下子喝掉两杯black coffee，您一定会深刻了解美梦的珍贵和欲梦而不能的无奈。并不是《盗梦空间（inception）》的功劳，我一贯的立场是里那个世界也是真实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每每看到Boston天际线的红霞，我就料想着自己徜徉在newberry RD.上，每每吃到lobster，我就会想起在gainesville和张航师兄钓blue crab的情景。呵呵，其实最近很多时候，我都在做梦。——梦见佛罗里达，梦见美国，梦见失去的，梦见还未曾发生的。

—— 图中是潘家村改造进行时的情景。据悉2010年西安市有99个城中村被列入改造名单。在拆迁改造的同时，西安新政“十六条”计划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共配建廉租房150万平方米，解决30000户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而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租房，到今年年底将有200套交付使用。对于外来务工的家庭，这200套租房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我只能怀着美好的祝愿，希望这个可爱的姑娘和她的家庭尽快安顿下来。

A big snow storm in Eastern China, as viewed by the Terra satellite.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on NASA’s Terra satellite captured this true-color image on January 4, 2010. Snow cover circles Bo Hai and extends to the north and west of that water body. Snow also covers Beijing, Tianjin, and a constellation of smaller settlements. The large cities leave big gray splotches on the blanket of snow, and the smaller cities make small gray dots. Snow caps the mountains north and west of Beijing, but the snow cover gradually fades southwest of Beijing and Tianjin.

Cloud streets—clouds arranged in neat rows—similar to those that have appeared over Hudson Bay and the Great Lakes float over Bo Hai.
参考文献

http://gezhi.org/link/1840

http://twitpic.com/wpg20

◎ 道德飙车  （富二代啊。。）
◎ 钓鱼执法
◎ 断指验法
◎ 汉字美容   （虽然只是改几个字，但是让我联想到了新造字运动以及九零后的火星文）
◎ 悍马心理   （就看腾中如何运作了，现在就连volve也“被国产”了，国人一贯有悍马情节，只是金融危机扩大化了这种心理。）
◎ 开胸验肺     ( 无奈的国人)
◎ 拼爹游戏
◎ 马勒戈壁、卧槽泥马    （GFW造就的新地名，新物种。）

【年度词组】

◎ 年度悲凉：民工化就业   （见怪不怪）
◎ 年度别字：杯具   （我的生活就是茶几… …， 同时，今天又听到关于一个文具盒的断句：人生啊，就像一个文具盒，我们天天都在装笔！）
◎ 年度长嗟：脑残式推销
◎ 年度扯淡：业主单位   （就和马英九说要建国民政府一样，可能么？）
◎ 年度创意：草泥马  （咳咳。。。。）
◎ 年度定义：政治性返祖
◎ 年度风尚：Kindle   （不过我很少看到美国人用啊，，难道国内又在炒作了？）
◎ 年度风行：推特（twitter，人民网也搞twitter，网民们被激怒了，，只许管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年度疯狂：欧了   （小沈阳？）
◎ 年度警觉：不稳定指数   （官逼民反啊。。）
◎ 年度警醒：农民养老
◎ 年度科研：生态足迹   （不过这个词我2005年就听说了）
◎ 年度荒唐：人格证书   （领个良民证，做个清白人）
◎ 年度蹊跷：绿坝   （搞什么搞。。。）
◎ 年度奇怪：装忙族
◎ 年度色情：睡服
◎ 年度无耻：临时性强奸   （无耻）
◎ 年度无奈：运动式严打   （好好运动，我的网站也“被运动”了）
◎ 年度欣慰：云智慧
◎ 年度娱乐：寂寞党

【年度短语】

◎ 年度诡谲：消息并未失实只是尚未证实    （牛，真真假假）
◎ 年度嗟叹：简化字是盛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痣 （相当精辟）
◎ 年度绝望：到最后我们都会在别人的MSN上处于脱机状态   （或者是小叉叉，被黑人黑户中）
◎ 年度美好：曾经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如今我们是祖国的红杏集体翻墙   （太真实。）
◎ 年度犀利：让少数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让富起来的人有点人性）
◎ 年度自信：吃大蒜和吃咖啡的怎么能放到一起呢   （周立波，有些时候你也让人很无奈。）

◎ 从前有个绿爸，他知道所有的黄色网站。  (… …)
◎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 好不容易得了个诺奖却发现上一任是郭敬明；好不容易熬成了亚姐谁料第二名是芙蓉姐姐。
◎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 离开家的前一晚，母亲让你带什么，你就都带上，千万不要嫌重，千万不要让她伤心。
◎ 你把牛逼还给牛，我们还是好朋友。
◎ 你们都活得像一本语录
◎ 亲爱的，你是给我你的下半身还是下半生 ？
◎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上黄网还用穿墙？不是有百度吗？
◎ 虽然你身上喷了古龙水，但我还是能隐约闻到一股人渣味儿。
◎ 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去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 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 这年头，不弱智都当不上领导
◎ 自由是有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是有标准答案，没有争论。

不得不说我看到最后一句才找到笑点。

新加坡《联合找报》近日在霍比奥港专访索马里海盗头目穆罕默德．库鲁姆，以下为报道节选：

参考文献

http://www.dapenti.com/fanshao

以后又知道了金岳霖一生爱恋林徽因，并终身未娶。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居住在北总布胡同24号，金岳霖就搬到林宅隔壁的东罗圈胡同北3号楼。虽不能娶林徽因，却无时不刻在爱着林徽因。金先生曾说：“恋爱是一个过程，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 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对于恋爱和婚姻如此有理性的解释，大抵也只有出自金先生之口。很多人评述说，金先生乃圣人，所以我们还是敬畏，不要以常人的心态去臆度。“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引人瞩目的一副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挽联。据说此后金岳霖经常还探访林徽因的墓地，很多人是因此才知道金岳霖先生和林徽因之间关系，或许也因此疑惑，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来评判他人。其实，大凡徜徉在理念空间的哲人，很少会被尘世的欲望所缠绕，如很多大哲终其一生都没有结过婚。

而今天，又见一则新闻，报道说“2009年7月，位于北京老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而遭破坏，距废墟仅一步之遥。后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等人的呼吁下，梁林故居残余部分得以保留。“梁林”因保护老北京而闻名，却未曾料到死后故居竟险遭拆除。与其一墙之隔的金岳霖故居也险遭破坏。” 以前在南大，也接触过一些城市规划的项目，同时自己也参与了一些省会级城市的土地利用项目，对于规划师的职业操守，都有心知肚明的底线，我们也常常拿南京市旧城改造讲开来，谈如何在保护历史遗迹、国家权力、开发商利益之间做权衡协调。其实北京拆除名人故居已经不是一所两所了，据说，“90年代以来北京名人故居三分之一已被拆除”。曹雪芹故居、赵紫宸故居、林白水故居、梅兰芳故居、张恨水故居、沈从文曾经寓居、唐绍仪故居等等都已经被拆除。

林徽因故居最终虽避免完全拆除，但也仅是部分保留。但不知其紧邻的金先生故居是否会有同样的命运。开发商们唯利是图，而又官商勾结。如果这两所故居不能同时保留，对于我们后生们来说，将再没有机会置身北总布胡同怀念“梁林”夫妇和金先生当年三人的情谊并感概金先生对林徽因唯美的爱恋。

说说这段爱情故事吧，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总布胡同24号居住期间，金岳霖一直住在后院，每天都准时参加“太太客厅”的茶会（太太客厅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每天在客厅都有固定的茶会），并为林徽因诵读报章书籍，品味林徽因“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金岳霖，也一定是在这里臻于他‘蓦然回首’的三昧境界的”。

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恋爱的传闻极广，也非常感人。据说：林徽因去世后某一年，金岳霖突然把所有老朋友请到北京饭店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有一次编纂林徽因诗文集告竣，请金岳霖为之写篇文章，金岳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极赞欲何词”，这是爱到深处的表达，几近大音希声。

梁思成在林徽因死後续娶他的学生林洙，林洙在怀念金岳霖的文集里披露了一段故事：当时梁林夫妇住在总布胡同，金岳霖就住在後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平时走动得很勤快，就像一家人。1931年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的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麼办才好？”梁思成非常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捉住了他，彷佛连血液都凝固了。他一夜无眠翻来覆去的想，他一方面觉到痛苦，一方面也很感谢林没有将他当成一个傻丈夫，她坦白而诚实得好像是个小妹妹招惹了麻烦向哥哥讨主意。梁思成反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他虽然自知他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的修养，但金岳霖那哲学家的头脑，也是自己及不上的。 第二天，他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著说著，两个人都哭了。後来林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他们再不提起这件事，三个人仍旧是好朋友，不但在学问上互相讨论，有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金岳霖做仲裁，把他们糊涂不清楚的问题弄明白。 金岳霖再不动心，终生未娶，待林梁的儿女如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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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1895-1984），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金岳霖在清华堂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游学。1926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金岳霖于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1956年开始任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参考文献：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6078.htm?fr=ala0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wm/2008-04/09/content_12921207_1.htm

http://tieba.baidu.com/f?kz=49667402

http://history.news.163.com/09/1118/02/5OCA903000011247.html

记者问到，“美方曾表示，奥巴马总统将在访华之后会见达赖。中美是否将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讨论这一问题？”

秦刚表示：“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中方坚决反对达赖在国际上进行活动，坚决反对外国政要以任何名义和形式与达赖进行接触。我们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他指出，我记得，奥巴马总统在他上任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他非常感激林肯总统，因为如果没有林肯总统，他就不会成为今天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他也说过，林肯总统在维护美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秦刚再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
秦刚说，达赖是封建农奴制的总头目，他所从事的是分裂祖国统一，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活动。我们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比其它任何一位外国政要都能更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
秦刚还表示，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位黑人总统，必然了解林肯总统推动的美国废奴运动的重大意义。在达赖统治的旧西藏，实行的是黑暗的农奴制度。达赖是西藏农奴制度的总头目，1959年，中国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度，是人类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这和当时林肯总统废除美国黑奴制的性质是一样的。奥巴马总统应该更能体会中国政府反对西藏独立、反对达赖在国际上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的立场。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
天在上地在下你娃嫑牛。

张艺谋亲自为《三枪拍案惊奇》奉献陕西元素，在片尾和小沈阳对唱这段陕西秦腔节选。具体来自哪里，俺也不清楚，只是知道这是当年《关中匪事》的片头曲（点击下载），视频是黄渤版的这段秦腔，听起来蛮逗的。不过这段话看似废话无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完全是陕西人的处世哲学。对人对事要实实在在，不要因为外在的表象而分个三流九等；而且做人要知足，不要因为自己没人家好就妄自菲薄，也不要因为自己比别人做的好而骄傲自满。有天在上，有的在下，你还能牛X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