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也没有强大的医学技术来延长自身的生命，但是当时人类的正常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满足基本要求所需。也就是说，他们很少遭受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而且小型团体的游牧生活还能使之远离规模稍大的定居共同体所特有的疾病。更有说服力的是，通过对工业时代个人平均工作时间和石器时代人类为了获取维持生计的食物所花费的时间的比较，萨林斯发现石器时代人类并不需要拼命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其工作量远远小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工薪阶层。这样，他们就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享受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石器时代人类是否“满意”当时的生活水平，或者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但至少这些空闲时间可以让当时的人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了资产阶级启蒙人物卢梭在1755年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卢梭逻辑清晰的阐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即人类的“原始状态”，才没有奴役和屈服，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用抒情的笔调极力的赞扬了自然人和自然状态。而当伏尔泰看到这篇文章后，却反讽道：“看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作，我为此谢谢你。在企图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愚蠢上运用这般聪明，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捧读尊著，人们不由的渴望用四肢爬。”在伏尔泰看来，卢梭的这种思路是神经质甚至可怕的。这不仅是希望人类重返原始社会用四肢爬行，更是在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不论萨林斯还是卢梭，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甚至当代，其观点都备受争议。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人们在看到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其负面效果。比如闲暇时间的丧失，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恶化等。面对时弊，精英们习惯于反思。这种反思甚至可以追述到老子，他曾经也坦诚的表明对“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状态的向往。

总而言之，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一方面满足了自身的好奇心并刺激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给自己掘好了坟墓。而关于原始的富裕社会，大概只是当代人追古的思恋罢了。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我同意王东岳老师对于语言在东西方哲学领域影响的评价。西方的语言是讲究逻辑的，而东方的语言则着重美感，逻辑次之。针对某些哲学问题，东方人比西方人可能更早的论及，但遗憾的是并未深入研究，而天生患有逻辑强迫症的西方人对因果的追逐，推动了近代以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兴起。

谶讳之学的兴起，和东汉初年刘秀以谶讳发兵宣誓政权的正义性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延续。

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命题，一千年后，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两者都用了隐喻的方式，古儒们都是微言大义呀。

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优势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地区专业，而那些以往贫困的地区更加贫困。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却是以环境和道德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墨翟是个很小资的人物，心灵手巧又博览群书。他提倡“非攻”、“兼爱”、“节葬”并批评限制“男女之交”的行为，按当下的话讲，就是要“No war, make love”。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是，禽兽不怀有人类所具备的“恻隐之心”。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说禽兽没有，而是人类从来不去认真的体察禽兽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之心。或者说，人类即使体察到了，也并不愿意去分析。这种主动或被动的不分析，有的是疏忽，有的却是私念。

什么是国学？北大李零教授如是说，国学是不中不西之学，国将不国之学。

我们的感官系统是为了求存而设定的，而不是求真而设定的。——王东岳

思想家朝后看，但人类却没有退路。——王东岳

（一）统一战线；

（二）共产党领导；

（三）武装斗争。

刘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他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也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他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称：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中共代表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经过合法的渠道，从各个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固然抱着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的态度来到新中国开会，却完全没有到中国来取经的想法。中共代表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去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颤心惊。开幕式一结束，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和指出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个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是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固然是得到苏联支持的一种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是，它的代表会议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组织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从不向他们兜售或推销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作法。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以内挑起冲突，以免引发全面的对抗与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而中共代表却不以为然，双方的交涉无果而终。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毫无疑问也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为此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称：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这次会议虽然在新中国召开，中共代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的决议却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的认可与力推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公开访问。斯大林最初在与新中国结盟的问题上还多有犹豫，不久就彻底打消了顾忌，转而下决心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为了表示苏联党对中国党这一立场的支持，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在1950年1月4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了出来。

在此之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中共的榜样，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它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斗争的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

一周之后，莫斯科又进一步发表文章，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度共产党也要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解放。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苏联批准和支持北朝鲜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在数月前还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这一次终于表示了同意，并很快通过各种方式为北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苏联方面这一态度的鼓舞，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之被拖入到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去，几乎不可避免。
“中国道路”推行暂时停摆
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后发生分裂。除个别原本就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外，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非法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整个这一波走“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支持的北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打响后，这场名义上的国内战争就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除自己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岛的韩国政府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虽然中国代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兵挽救军事失利的北朝鲜，最多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地理格局，北朝鲜及中国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在这时中国周边所有按照中国革命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边境线外，援助越南党的地理优势明显，法国却远隔重洋，运输线长达几万公里，越、法之间的战争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战争，越南民众的同情全在越南党一边，两者力量对比优劣明显。再加上战争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唯一可能援助法国的美国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经从最初的中越边界小块丛林地带，在越南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嘎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中央领导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了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国际缓和局面；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中国道路”的推行者，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国内建设工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继续深陷于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因此，权衡利弊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并不顾越南党内的反对意见，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方面以十七度线为界，实现了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背靠中国展开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和分裂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对“中国道路”的眷恋和捍卫
然而，因苏联党的政策转变和现实的建设需要，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初步实现党内领袖地位之时，他就明白地告诫过党内干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当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中共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在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毛泽东也针对这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当时针对朝鲜问题有过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武装斗争是实现落后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哪怕是中国可能会卷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说：北朝鲜目前虽然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是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他看来，一旦中国自身完成了统一的军事作战，美国人又离开了朝鲜半岛，比如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现最有利于进行武力统一北朝鲜的时机。到时候，即使有国际干预，我们也能够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道路”经验意义的看法，也是不会改变的。1954年，英国共产党为了能够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介绍给英国民众，同时又不致因毛泽东文章中对暴力革命和战争手段的强调引发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态度，坚持对这一原则性观点绝对不能做任何删改。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致胜的法宝。
“中国道路”通天下？
1958年，越南党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导下和平实现统一前途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了自己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制度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和蚕食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情况，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国防部长林彪为此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发表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地理状况相类比，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它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区别，仅仅在于依据具体国家的条件，采取什么样一种方式来打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其实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毛泽东这个“打”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和各种分裂主义势力，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包含着要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对1954年以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已达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他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他们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和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为把这些人顺利送回缅甸，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毛泽东甚至当面告诉缅共等国的领导人说：你们兵力不够，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你们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要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军事方面讲授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理论，包括建立根据地、游击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手段与山地丛林战的主要战法。政治方面则着重讲授国际形势、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等。中国支持缅共的行动，对内地保密，对国际上绝密，但在云南省外五县——芒市、瑞丽、盈江、梁河、腾冲则是半保密，在边境线上便是完全公开的。缅共在中国受训的军人，一律按中国军人穿戴，只是不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章和帽徽而已。
“中国道路”计划寿终正寝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违反常识的一种一厢情愿。其实，毛泽东自己反复讲过，中国革命的经验，首要就在于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然而，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一定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却往往非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如此做法的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不顾这些小党小国的不满，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府要对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凡是读过杨美红回忆那些曾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绝望而死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

她写道：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见了缅共领导人，宣布了中方的决定：给缅共5年的过渡期，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

随后，中国顾问团和参加缅共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惶惶，斗志全无。

首先刮起来的，是一股离婚风。那些当年被强制嫁给缅共高级干部的中国女人，纷纷提出离婚。

紧接着，那些背井离乡出境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们，也纷纷打点行装开始回国。

“一时间，在中缅边界上，丈夫送妻子儿女过境的悲哀场面，感天动地，哀切的哭声更给这块缅共游击根据地的上空，罩上了厚厚的一层阴霾。本来就涣散的斗志更加涣散了！许多缅共干部、战士，抬头望着天空，他们所看见的，头顶上的太阳都是黑色的。”

缅共东北军区赵云旅长在送走中国妻子后，抱着一捆TNT炸药轰然炸死了自己。“接着，接二连三的自杀枪声，在东北军区根据地响起。……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有多少人自戕而亡啊！他们跟随缅共浴血苦战，盼望着有朝一日解放全缅甸，荣登执政者的宝座，但是理想竟像泡沫一样破裂。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毛主席曾评价习仲勋是一位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近平副主席曾这样评价自己在陕北知青那段经历，“从陕北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经过一些历练的共产党员了。过去讲信仰，好像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其实自己呢，钻进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理念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建立的，不是一个很一帆风顺的一个理想的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但是我觉得从被动到主动，但这个时候是扎扎实实的，真正是自己的，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

中国人讲孝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你之道，可谓孝矣。”对党的坚定信仰大概正是其志，而对革命传统的坚守大概正是其道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尊其志，行其道，是仁君。小家如此，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故“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南梁

南梁的土塬

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

革命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与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

边区领导人在做战略分析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由习仲勋题词)

由习仲勋创办的边区列宁小学

列宁小学展馆内陈列的习仲勋画像，当年习仲勋被亲切的称为“娃娃主席”

梁家河

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委会

当地的新窑洞和老窑洞

村里的宣传画

窑洞，我在开车…

村里的公路修的不错

即景

知青们住过的窑洞

知青们住过的窑洞（床铺和灶台就在一间屋子，生活条件艰苦！）

算盘和煤油灯（可以想象出当年知青们挑灯学习的情景）

知青们使用过的劳动工具

一张老照片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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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PS: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评价: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8.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看来我们真的误会宋朝了。

9.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评价:看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还是挺理性的。

10.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评价:但最后跟定都没啥区别了。

11.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评价: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自私。

12.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评价: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

13.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当前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评价:宋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真不是盖的。

14.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评价: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15.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宋史》《元史》等）
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6.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数学九章》等）
评价:原来我们祖先什么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17.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桑蒙古史》《宋史》《金史》等）
评价:原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它的人赶快醒醒吧！

18.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80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700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30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领土]（《明实录》等）
评价:幸亏朝鲜、越南都脱离中国独立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得跟棒子一个德行。

19.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
评价: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

20.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评价:确实是皇帝中的异类。

21.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评价:其实，理论都是马后炮。

22.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评价:所谓“明亡于万历”，原来如此。

23.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评价:资本主义萌芽？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24.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评价:敢情是中国间接掠夺了美洲人民。

25.中国在明朝中后期曾经研究过坦克。（《武备志》等）
评价:这个比较雷。

26.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朝亡于李自成。
评价:人到底还是没法胜天的。

27.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年。（《朝鲜李朝实录》等）
评价:那时候棒子还是挺重义气的。我也终于明白，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棒子。

28.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禁毁6766部，93556卷。
评价:真不知道这是修书还是毁书。

29.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9票的优势。
评价:历史根本就是“上帝在投色子”，所谓历史大势基本纯属胡扯。

30.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评价: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不过，这也只能问清朝皇帝了。

31.清朝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评价:这冤大头，自作自受。活该！

3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12万对阵2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3万余，而对方仅阵亡4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评价:嗯，这个……

本帖所列事实仅供参考，毕竟本人不是历史专业。有几位同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我在这里对各位表示感谢。
补充1.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颛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评价: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基本都是反的。当时萧峰阻止辽军南下，其实是救了他们。
补充2: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心史》等）
评价:进化论同样不适用于鬼子。
补充3: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评价:当我们的“专家”在不遗余力地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有一个朝代正在默默地受着后人们无端的非议，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倍于“康乾盛世”的朝代却正在人们尽情挥洒的刀笔之下“积贫积弱”着呢。
PS又PS：不少人怀疑中国史料的真实性。确实，很多史料都有不少错误，但如果通过对几种史料的对比分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被纠正的。如果只看《明史》《清史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明朝有如人间地狱，清朝跟天堂似的；如果只看《元史》，南宋简直弱得没边了。

记得那天讲到人地关系，后来又思考了很多，其实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着人地关系展开的。而历史学又是在研究什么呢？司马迁在《太史公序》里有一句话，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中”究天人之际”也就是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有极为相似的研究目标。粗略地讲，地理学和历史学都是在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只不过说，地理学更注重空间层面，而历史学更注重时间层面。其次，任何概念都有一个限度，关于地理学，按照钱学森先生的说法，其研究范围是自大气层到地表以下五十公里的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时间范围。

如此看来，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罢了。所以——

1）单纯从地理，或者单纯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不是就能最好的诠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辩证的看，如果缺乏历史学视角来研究地理现象，那么地理学将缺乏纵深，而如果没有地理背景去诠释历史问题，那么历史学将显得单薄。

2）历史地理和地理历史。更多的我们把历史地理做为地理学的一个子学科，该学科强调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问题。而关于地理历史，没有这个概念。倒是可以找到地理史这个概念，而地理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专门史。

books and my bed

自把床拉倒写字台旁边，就似乎回到了在南大20舍时的床上学习生活。。。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

最近对关学比较感兴趣，又读了张载，也初识了冯从吾和刘古愚以及一批关学精英人物。字面上讲，关学就是指关中学术，但该此自出现起，就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并不是最为宽泛的关中学术。狭义上讲，关学就是指张载的个人学术，张载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1）以气为本，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2）注重实践。其门派发展极盛时，和洛学不相上下。（“关学之盛，不下洛学。” —— 《宋元学案.序录》），但是可惜的是，自张载谢世后，其学生很多转投二程门下，即使获得张载正传的李复也因长期在外做官，使关学没能像洛学、闽学那样形成一个传承的谱系，《宋元学案》也叹息说“再传何其寥寥”。（PS：我个人觉得，关学未能形成完整的谱系的另一个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关中地区处于边疆地区，战乱纷至，没法像洛学和闽学那样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培育和吸引一批知识精英。）；而广义上讲，正如张载之学称为“关学”是后世学者所加，关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泛指自张载以来，活跃在关中地区的儒学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关学的发起是由明达大儒冯从吾，他搜罗关中学者编纂成《关学编》一书，将关中理学成为关学，并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同时，广义上的关学也有着重视自然科学研究，注重实践的特点。关学和关中人的性情是分不开的，而性情又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无关系。

地理环境对关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契丹、女真、党项，以及蒙古等多个民族入侵中原地区，从而使两宋时期多个国家并立，特别是在北宋地处的边疆的关中地区，为什么又能产生关学？（如果从气候入手，可参考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及史念海先生撰写的一系列关于黄土高原以及黄河流域的论文。）

先秦著作《礼记.王制》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这其实就带有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进一步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他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的《天论》篇中发表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管仲在《地员》篇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东汉王充的《论衡.明雩》篇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主张人和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地关系的绝对化。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约533-544年）中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说法，已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因地制宜”这个四个字虽然是《随书.经籍志》656年才提出，但是这种思想很早就被重视。唐代刘禹锡（772-842年）主张人地相关论，认为：“天与人相交胜”，“还相用”。

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1631—1692年）的《读史方舆纪要》都讨论了各地区和人地关联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虽然讲关山险隘，却一再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清朝刘继庄（1648-1695年）认为治学要解决实际问题及“天地之故”，即要求以人地关系来研究好分析学术问题。最后，李旭旦先生又指出，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人文地理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

李先生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直谈到清朝有关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文献。一个侧面可见李先生深厚的历史功底，《禹贡》可谓是我国地理学研究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文献。《尚书》相传是孔子所著，而后李先生又谈《礼记》、《易经》、《孟子》等儒家经典。在遵循儒家经典著作的同时，李先生又举了荀子、王充、贾思勰、刘禹锡等人物的例子。按照朱熹的观点，道学自二程而渐明，如果认为朱程理学为儒家的正统，那么李先生对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思路似乎起始于儒家经典，却又经历了百家争鸣，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对中国古代基于人地关系思想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进行归纳，这样一来，还是会发现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其人地关系的观点。就像有些思想家偏向于环境决定论，有的人却坚持二元论，抑或是或然论。

Peter Galison （彼得.格里森）

Prof. Macedo并没有激发起我对Thomas Kuhn（库恩）和peter Galison（格里森）兴趣，我当时上她那门 Inquiry of Philosophy 也搞不清所谓的科学革命史是在说什么。不过好歹，我算是读下来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昨天上computaional methods for historical analysis一门课, 又提及了科学革命的问题。首先，我在想到底诸如历史这种humanities 的学科算不算Science？其次，如果算是Science，那么也一定在库恩和格里森争论的范围之列。库恩和格里森都有着物理学的背景，所以他们在解释其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的时候，会常用物理学范畴里的概念诠释问题。

库恩很大程度上认为科学的发展取决于范式的更替，比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经典力学的范式到相对论的范式，从而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而格里森认为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工具（new tools）的产生和发明。虽然格里森在提出该观点的image and logic《图像与逻辑》一书于1997年才问世，但是他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的追随者也深感惋惜库恩离世太早，都没有机会当面听听格里森的观点，并与之辩论。如果你对库恩和格里森感兴趣，可以看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研究员所写的《另一种科学革命》一文。

回到历史学，这也是我所关注的，包老师从两种科学革命的方式（paradigm/new tools）具体到历史学的范畴之类。单纯从新工具的角度理解，GIS、社会网络分析、text-mining 是不是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手段，并可以一定程度提升历史学研究呢？

“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但这已经是大形势已去了。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韩教授说到这里赢得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授，著有《天下-江山走笔》等著作。韩老师也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的编剧，《我亲爱的祖国》曾先后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其新著《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并以史料丰富，见解深刻著称。韩老师一直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近代以来，对中国命运一直存在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从来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只是在1840年以来由于外敌入侵而衰落，另一种看法就是中华文明从根本上是一塌糊涂的，几千年都是专制和独裁的，只有现代的工业文明才能使中华文明中的糟粕得到荡涤。但500年来中国逐步衰落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韩老师便以自己的新书为题目，开始了今天的讲座。

韩教授从过去“言必称希腊”，到现在“言必称欧美”开始，来说明，其实我们一直对欧洲的形成没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公元1000时期的欧洲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美洲的发现导致欧洲的兴起，欧洲的兴起导致全世界格局的巨变。在1500年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第一次发现美洲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把它定义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缘意义上的欧洲的观念。欧洲的发现，其实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产生的一场地理大转变。欧洲人恰恰是通过发现美洲才真正发现了自己。
韩教授指出：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来、特别是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并以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的观点为例，总结出了，作为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注意的三点警示：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

他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韩教授先从唐宋之变说起。
他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非常细致和成功的，以京都史学派为首，其奠基人为内藤湖南。他的总体观点可以概述为：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开始于亚洲的中国，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现代社会。这个看法是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理由上的。

第一点，从经济上来说，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一个标志，是中国在唐向宋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主要就是利用公币也就是货币的杠杆，来调配中国重要资源。这是他变法的重要核心。而宋朝也是全世界国家货币（纸币）发行最早、最完备、最系统的朝代。因此，货币是始于国家的，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最利害的办法，就是国家货币。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就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

第二点，中国在唐宋之变这一时期，贵族爵位制度逐渐由科举制度所取代。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

第三点，由于辽、金、西夏等边疆问题，宋朝急迫的需要考虑，战争与国家税收的关系。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宋朝的两位大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在战争中利用税收来建立国家，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点，文化上的平民信仰。在唐宋时期老百姓的文化活动非常丰富与活跃。产生了说书、说相声、看戏等各种平民文化活动。在这之前老百姓的文化活动只限于跟着地主进行祭祖活动。到了宋代以后老百姓在过节或者群众聚会的过程中，文化娱乐活动就丰富起来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上述四点，那个时期全世界都没有。也造成了中国在个时期经济的极度发达。按照内藤湖南的观点，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帅先进入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性转变，使那些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和我们国家自古以来所实行的政治逻辑，也就是周礼分不开的。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他还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中国的朝供体系，在《红楼梦》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一种朝供。刘姥姥实际是来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这么说，却说是来串亲戚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通过到中国来认亲戚的方式，来争取经济援助。

总而言之，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贸易。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实行了非常了不起的两大政策，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但是租庸调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所以这个提倡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再也实行不下去了。并被后唐时期，两税法所取代。两税法造成社会更大的不公，这是唐宋之变没有完成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到了宋朝，中国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政策。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

但是最后变法为什么又没有成功呢？第一，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第二，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之，唐宋之变，为何不能完成。第一，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

接下来，韩教授开始分析明清之变，更具体的讲出了，明清之变与中国国家货币主权之间的关系。

明朝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个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变成了银子，国家开始用银子来调配资源，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子。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1570年，是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但是，到了1630年，世界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但这已经是大形势已去了。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韩教授说到这里赢得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说到清朝的灭亡，关于这方面的书很多，但是韩教授只推荐了两个人的。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的作品。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第一，清朝的八旗不能打仗，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要军队；八旗不行就让汉族军队去打，汉族军队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又怎么能英勇奋战呢？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很重要的如轻徭薄赋等“仁政”，摊丁入亩，永不加税的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就打不下去了。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同时，中国广东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清之变未完成的原因，是在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

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两张皮”结构。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现在单位和村集体都已经不能承担原来的责任了，怎么办呢，韩教授指出了，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要加强劳动者入股。第二，在土地方面，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来保证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
最后，他指出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第一是要推倒士大夫，其实就是要从基层建立组织，只有如此才能瓦解封建吏治。第二就是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只有打倒买办资产阶级，中国才能掌握国家货币主权。

参考文献：
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viewthread.php?tid=18834

放逐郑国的乐声，不用巧言的佞人。因为郑声淫，佞人危险。郑声淫，是说郑国的音乐声调，滥无节制。佞人，例如少正卯，言伪而辨，所以不能用。治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孔子告诉颜渊，博采历代的长处，确定时令、车制、服制，选最好的音乐，以及禁用郑声佞人，自能树立宏规，治国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见。

PS: 关于音乐吧，我觉得应该就音乐而论音乐，不要夹杂太多政治引导以及个人感情因素。Love and Joy 吧。

书中两篇文章——南咏的《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及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推荐一读。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目录

• 一种精神腐蚀剂…………………..伍雍谊
• —对我国三十、四十年代黄色歌曲的认识
• 怎样看待港台“流行歌曲”…………..周荫昌
• 关于“流行音乐”的对话……………..瞿维
• 分清轻音乐与靡靡之音………………丁善德
• 从衡量靡靡之音的尺寸谈起…………..王云阶
• 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周大风
• ——谈港澳流行庸俗歌曲的渗入
• 还历史本来面目……………………南咏
• ——关于《何日君再来》的答问
• 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应国靖
• 《蔷薇处处开》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陆维
• 资本主义世界的“流行音乐”………….伍雍谊

网友墨对书中经典段落的摘录：

1。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2。音乐并不是和黄色的内容表现无关的东西，而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3。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 4。《根》（高又泰唱）“要回去，回去生长的地方，去拯救，去拯救，去拯救根的灾难”这里“要回去”是回到哪里去？“根的灾难”含义是什么？如何“拯救”？……这首歌在伴奏中还用了象征出师开阵的鼓声。所有这一切，其用心不是很清楚么？……它为什么出版发行于一九七九年？ 5。“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6。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7。摇滚乐和酗酒，吸毒，斗殴，同性恋等等相伴而行。一场摇滚乐集会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的骚乱，有人甚至在其中丧生。……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8。流行音乐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决定的。

其他经典评论：

黄色歌曲鉴赏实例——《白月光》

黄色狂想曲

• 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唐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本司及本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其功过行能，分九等写入考状，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磨勘之名始于此时。宋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并确定磨勘名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京朝官任中外职事代还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皇帝亲自黜陟。景德四年（1007），规定文武官任满三年以上，方得引对升秩。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转官及差遣体例》：“旧制京朝官三周平磨勘，私罪恶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赃罪者五周年。今后内外差遣京朝官无赃私罪者，依旧三周年。”
• 科举考试之专用语，即对乡、会试试卷进行复核。明嘉靖(1522—1566)中，以时文体诡异，令以后乡试，礼部必磨勘试录，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清制，乡、会试发榜后，各考官依程限将朱、墨卷解送至礼部。复核内容，首严弊幸，即朱、墨卷有无不符之处; 次检瑕疵，即卷内语句、书法有无犯规之处。如发现问题，中式者除名，考官及同考官革职。磨勘官初由礼部及礼科主之，康熙(1662—1722)间始钦派大臣专司其事。乾隆(1736—1795)初，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京堂、中允、赞善以上翰、詹官，并集朝房复核。二十一年(1756)，始令磨勘官填注衔名。二十五年，复增大臣复勘例，以便稽察弊窦。太平天国天试在正、副主考官下亦设磨勘官，掌试卷之复核。

磨勘大臣职名清单

磨勘是古代政府通过勘察官员政绩，任命和使用官员的一种考核方式。《唐文拾遗》中，唐德宗有个《磨勘内侍官结阶敕》：“累勋阶者，并且当司磨勘，具衔奏来。”大意是说，凡有功或有政绩者，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送交报批，才能得以升迁。简而言之，磨勘也就是古代公务员升迁任用所必经的考核过程。

宋代的磨勘很复杂，文官被分为“选人”和“京朝官”。选人是文官里面最低的一个阶层，分为四等七阶。而京朝官又被分为“京官”和“升朝官”，有资格上朝议政的叫做“升朝官”，秘书郎以下的小官员叫做“京官”。范仲淹有句名言：“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喻已甘于平淡之意。常调官指的就是选人逐阶升迁的过程。选人须经过三任六考的磨勘，层层升上去。每任的任期为三年，每年一考，这个过程叫做循资。从选人晋升到京官，磨勘期满之后，还要有人举荐，其官阶和职务必须达到一定的阶层，才有举荐的资格。过程大致是：举荐人把自己所举荐的选人履历送到吏部的南曹。南曹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职能是审验选人的履历，如果认为选人符合规程，可以迁调，就把其履历整合成一份公文材料，送到上一级主管部门———吏部的流内铨。流内铨经过审查，确实无误，再发回南曹，由南曹给选人出证明，然后呈交中书省经宰相审批。这个过程叫做“改官”。选人是否能如愿改官，晋升为京官，会决定一生的仕途，整个审批程序极为严密。为了能够人尽其才，也为了掌握人事决策权，皇帝经常会对选人改官亲自过问。

京朝官则由吏部审官院负责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磨勘，评定政绩优劣，是否有过失。考核之后，审官院对不同官阶和爵位的人，根据各部门的职缺，拟出一份相应的任命或调动方案，然后送交中书省、枢密院审批，如果没有异议，即按拟定方案进行升迁贬黜。“凡所除授，先由大臣进拟，而后下于中书、门下两省，臣僚无异论，则命词省审授之。（《宋会要·职官》）”

高级官员及一些要害部门的人事任免，则由皇帝亲自审批，人员选拔和举荐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

虽然磨勘制度是一样的，但不同时期的官员任选，却有着天壤之别。最著名的例子是柳永。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载，柳永登第后，成了选人，经过三任六考，磨勘期满，却在晋升京官时被吏部卡住了，不放改官。宋代的磨勘制度对年龄有明确规定，凡年满七十者将不再进行磨勘，仕途到此完结。柳永这时已不再年轻，也希望自己的仕途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心里很着急，就求见当时的宰相晏殊，投诉吏部对他不公。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道：“和相公一样，亦作曲子。”晏殊却不吃他的套近乎，说：“我虽然作曲子，却不作‘采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曲子。”柳永遂告退。

这件事情折射出了北宋磨勘制度的严谨。柳永在当时的名声是不太好的，虽有俊才，行为却放浪不羁，正是因为德行浅薄，吏部才在改官这个重要关节一再卡他。晏殊并非曲解柳永的小词，而是隐晦地告诉他，原因出在了哪里。

到了南宋末年，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担任宰相，贪赃枉法，在任用官员方面一手遮天。“陈自强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宋史·韩侂胄传》）”陈自强托庇韩侂胄的权势，数年间即由选人飞升为宰相，这一奇迹，也使得任选官员的磨勘制度，成了一纸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空文。

来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71372.htm?fr=ala0_1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293.html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36938618

http://pic.zhuokearts.com/auction/1822/5215.jpg

以后又知道了金岳霖一生爱恋林徽因，并终身未娶。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居住在北总布胡同24号，金岳霖就搬到林宅隔壁的东罗圈胡同北3号楼。虽不能娶林徽因，却无时不刻在爱着林徽因。金先生曾说：“恋爱是一个过程，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 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对于恋爱和婚姻如此有理性的解释，大抵也只有出自金先生之口。很多人评述说，金先生乃圣人，所以我们还是敬畏，不要以常人的心态去臆度。“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引人瞩目的一副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挽联。据说此后金岳霖经常还探访林徽因的墓地，很多人是因此才知道金岳霖先生和林徽因之间关系，或许也因此疑惑，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来评判他人。其实，大凡徜徉在理念空间的哲人，很少会被尘世的欲望所缠绕，如很多大哲终其一生都没有结过婚。

而今天，又见一则新闻，报道说“2009年7月，位于北京老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而遭破坏，距废墟仅一步之遥。后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等人的呼吁下，梁林故居残余部分得以保留。“梁林”因保护老北京而闻名，却未曾料到死后故居竟险遭拆除。与其一墙之隔的金岳霖故居也险遭破坏。” 以前在南大，也接触过一些城市规划的项目，同时自己也参与了一些省会级城市的土地利用项目，对于规划师的职业操守，都有心知肚明的底线，我们也常常拿南京市旧城改造讲开来，谈如何在保护历史遗迹、国家权力、开发商利益之间做权衡协调。其实北京拆除名人故居已经不是一所两所了，据说，“90年代以来北京名人故居三分之一已被拆除”。曹雪芹故居、赵紫宸故居、林白水故居、梅兰芳故居、张恨水故居、沈从文曾经寓居、唐绍仪故居等等都已经被拆除。

林徽因故居最终虽避免完全拆除，但也仅是部分保留。但不知其紧邻的金先生故居是否会有同样的命运。开发商们唯利是图，而又官商勾结。如果这两所故居不能同时保留，对于我们后生们来说，将再没有机会置身北总布胡同怀念“梁林”夫妇和金先生当年三人的情谊并感概金先生对林徽因唯美的爱恋。

说说这段爱情故事吧，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总布胡同24号居住期间，金岳霖一直住在后院，每天都准时参加“太太客厅”的茶会（太太客厅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每天在客厅都有固定的茶会），并为林徽因诵读报章书籍，品味林徽因“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金岳霖，也一定是在这里臻于他‘蓦然回首’的三昧境界的”。

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恋爱的传闻极广，也非常感人。据说：林徽因去世后某一年，金岳霖突然把所有老朋友请到北京饭店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有一次编纂林徽因诗文集告竣，请金岳霖为之写篇文章，金岳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极赞欲何词”，这是爱到深处的表达，几近大音希声。

梁思成在林徽因死後续娶他的学生林洙，林洙在怀念金岳霖的文集里披露了一段故事：当时梁林夫妇住在总布胡同，金岳霖就住在後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平时走动得很勤快，就像一家人。1931年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的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麼办才好？”梁思成非常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捉住了他，彷佛连血液都凝固了。他一夜无眠翻来覆去的想，他一方面觉到痛苦，一方面也很感谢林没有将他当成一个傻丈夫，她坦白而诚实得好像是个小妹妹招惹了麻烦向哥哥讨主意。梁思成反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他虽然自知他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的修养，但金岳霖那哲学家的头脑，也是自己及不上的。 第二天，他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著说著，两个人都哭了。後来林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他们再不提起这件事，三个人仍旧是好朋友，不但在学问上互相讨论，有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金岳霖做仲裁，把他们糊涂不清楚的问题弄明白。 金岳霖再不动心，终生未娶，待林梁的儿女如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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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1895-1984），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金岳霖在清华堂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游学。1926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金岳霖于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1956年开始任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参考文献：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6078.htm?fr=ala0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wm/2008-04/09/content_12921207_1.htm

http://tieba.baidu.com/f?kz=49667402

http://history.news.163.com/09/1118/02/5OCA903000011247.html

• 1）《中国国学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恩荫”一词仅出现两次：后唐明宗《施行恩荫敕》（《全唐文》卷111）和裴夷直《张克勤恩荫请回与外甥判》（《全唐文》卷759）。这里的“恩荫”基本上与当时流行的“门荫”同义，不同于宋代以后获得特定含义的“恩荫”和包含特定“恩荫”含义在内的广义的“恩荫”。至于《全陈文》卷8徐陵《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则是泛指，不包含制度的意义。
• 2）宋朝韩淲《涧泉日记》卷中：“ 吕与叔 荫官不应举。或问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而《资治通鉴·汉桓帝延熹二年》有言“ 梁皇后，恃姊兄荫势”，蒙元胡三省注：“荫，庇也。今人谓凭藉世资得官者，为荫官”。
• 3）《聊斋志异·促织》有言“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在清朝文职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监读书，称恩荫。此外，因遇庆典而给予入监待遇的，亦属恩荫。

宋朝实行恩荫制度，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亲属及其门客等享受此特权。恩荫制的机会有：圣节荫补，每年逢皇帝诞辰一次;大礼荫补，每三年逢郊祀时一次;致仕荫补，官员告老退休时一次;遗表荫补，官员死时上遗表一次。 功臣死后，推恩可达20多人。

虽然看到很多评论说恩荫制是一种落后的封闭的选任官员的制度。因为选任官员的依据不是才能，而是其父兄或家族的政治地位，是血统关系。虽然在任子制度下也产生过一些有作为的官吏，如苏武、霍光等，然而就其大多数而言，基本上都是碌碌无能之辈。任子制度违背社会应该由合格人才担任管理者的公理，败坏吏治，在当时就受到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的批评，但是，因为它维护了地主官僚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所以一直保留下来。

昨天看到剑桥大学周明绍先生的文章，说其实恩荫制度在宋朝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很多人如果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平均年龄要到35岁，而通过恩荫进入官场的平均年龄只需要25岁左右。这样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官场。

再说我拼死拼活的paper，其中两篇paper我想来讨论最近读的韩明士的《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一书。这本书获得了列文森奖，Prof. Bol推荐给我，还是很值得一看的。这本书强调了区域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这两个方面都是我这学期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何从GIS和SNA的视角来辅助历史学研究。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Mark Owen结婚了，这个老男人以前在Take That乐队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他，How deep is your love 是俺英语的启蒙歌曲之一。后来团员Robbin Williams单飞了，Mark Owen也出了自己的专辑，不过Mark出专辑的速度似乎很慢，我在市面上唯一见到就两盘专辑。而最最好听的则是他的第一盘专辑 GREEN MAN。其中Green Man，Child，以及Clementine这几首歌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的。不过，按照shuojun的话讲，Mark的歌曲确实有点忧郁。其实呢，他一方面是确实表现出一个剩男的抑郁闷骚（他最闷骚的一句话说 dead for a while and resurrect with a smile），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位老男人浩瀚无垠的父爱(Child这首歌 一定要听的吧。)。。不过他今儿个终于结婚了，婚礼很低调，Mark 和嫂子都很幸福，祝福他们，感触呀，每一个男人不论多阴郁都会有自己最幸福的时刻，every dog has his day！

崔溥行经运河，事地人物，皆属新鲜，因此对所见的一切似乎皆有兴趣，处处留意，细心观察，甚至进行比较，作出自己的判断。崔溥所记运河一线，各种地名多达600余个，其中驿站56处，铺160余处，闸51座,递运所14处,巡检司15处,桥梁60余座。值得注意的是，很可能是由策彦这类贡使编写并对后世经商路程书有着明显影响的嘉靖十四年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记录地名近300个，所载运河交通情形差可比肩《漂海录》，但完全没有铺的记录。至于明后期中国商人为经商方便专门编写的路程书，只为有裨日用。隆庆四年（1570年）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和天启六年（1626年）徽商憺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关注地名和里程，专记驿站和闸名，其余事项很少。可以说，无论是在崔溥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时人有关运河沿线交通情形的记载，还从未见有如崔溥的《漂海录》那样详细具体者。

崔溥的行程路线：우두외양(牛頭外洋) → 도저(桃渚) → 건도(健跳) → 월계(越溪) → 영해(寧海) → 봉화(奉化) → 영파(寧波) → 자계(慈溪) → 여요(余姚) → 상우(上虞) → 소흥(紹興) → 소산(蕭山) → 항주(杭州) → 가흥(嘉興) → 오강(吳江) → 소주(蘇州) → 상주(常州) → 진강(鎭江) → 양주(揚州) → 고우(高郵) → 회안(淮安) → 숙천(宿遷) → 비주(邳州) → 서주(徐州) → 패현(沛縣) → 제녕(濟寧) → 임청(臨淸) → 덕주(德州) → 창주(滄州) → 정해(靜海) → 천진(天津) → 통주(通州) → 북경(北京) → 옥전(玉田) → 풍윤(豊潤) → 난주(灤州) → 산해관(山海關) → 영원(寧遠) → 광녕(廣寧) → 반산(盤山) → 안산(鞍山) → 요양(遼陽) → 연산관(連山關) → 통원보(通遠堡) → 풍성(風城) → 탕산성(湯山城) → 구연성(九連城) → 압록강(鴨綠江)。

由于崔溥《漂海录》集中反映了生与死、忠与孝、公与私、情与义、利他与利己、人格与国格等人生重大问题，引起历代读者思考与共鸣，在朝鲜朝一代曾先后于1571年、1573年、1676年、1724年、1896年多次重版再印。1769年日本清田君锦把《漂海录》译成日文，改名《唐土行程记》。1965年美国JohnMeskill将《漂海录》译成英文《锦南漂海录译注》（我们上课时读的版本）。1979年，崔溥后裔崔基泓将汉文《漂海录》译成本国文字。由于《漂海录》批评了当时宦官制度、嘲讽皇帝祭孔的虚伪，被明皇朝视为“异化”而难以进入中国，导致这本以汉文撰写的《漂海录》在中国长期鲜为人知。1992年经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比勘点注，崔溥《漂海录》点评本才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同时，邹波以第一人称写了一篇名为《崔溥：漂流在中国》的随笔文章，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http://ngmchina.com.cn/web/?action-viewnews-itemid-39805

http://www.coi.gov.cn/oceannews/2004/hyb1285/41.htm

http://www.tz94.com/bbs/thread-37218-1-8.htmlh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5239

我的童年是在西安度过的，那时候我家住在西七路，旁边就是八路军办事处，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经常被老师们拉到哪里(右图为1937年春，叶剑英、张冲与周恩来在七贤庄)。后来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以前叫做“七贤庄”，取自“竹林七贤”的典故，“竹林七贤”是对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所以小时候以为他们是贤人，其实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他们只是名士），他们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七个人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可见在魏晋时期，对于要做一名“名士”，对于入仕还是不入仕并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观的约束。

关于圣贤气象，我是从朱熹和吕祖谦所编纂的《近思录》看到， 相比名士风度来说，他更多的强调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但是两者都具备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个体人格及其精神超越。并且我们知道，在宋以前，普遍认为，圣贤是不可达的，而北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士大夫们认为人是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的。所以士大夫开始更加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代共呼吸 与祖国共命运”。虽然理学讲究“为己之学”，但是按照孔子对人生理想的阐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见，这个时期的仕有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不能否认宋朝竭力宣传理学，和当时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但是在北宋以后士大夫具备社会责任感是大的趋势。朱教授说，“在推崇孔颜之乐、曾点之志时，如果过于强调个人身心的自在、闲适、舒泰、喜乐，使这种身心自在的追求与社会关怀、博济事业分离开来，那就会落入魏晋名士、佛道宗教的价值虚无中去，从而背离周孔创立的圣人之学，而决不是周孔之教的“圣人气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仅仅是讲经世之业，而离开了天理的大本大根，同样会因沾染政治功利之习而丧失圣贤气象，尽管这种人十分有才干并做出了政治事业。《朱子语类》载：“圣人虽见得他有驳杂处，若是不就这里做工夫，便待做得事业来，终是粗率，非圣贤气象。”朱熹认为那种能办事、创造事业者如无道德心性工夫，仍无圣贤气象。他强调的圣贤气象必须建立在政治功业与从容洒落、尧舜事业与德性工夫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但是对于现世，这两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有何启发作用呢？关于人生目标，不管是做名士，还是圣贤，抑或其他，一种求索的精神以及怀揣世界的大度我觉得都是很必要的。按照范仲淹的话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对于名士和圣贤两种理想，对于入仕并没有明确的要求，我觉得这关键在于个人心态，要处事不惊，要心中有数。取《孟子·尽心上》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分享给大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附文节选自《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

一、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风度的文化现象是与西汉以来出现的士大夫政治现象密切相关的，故而须从士大夫政治讲起。应该说，西周封建制时代就有了宗法贵族的士大夫，并且也是兼及道艺与政事。但是，决定封建时代士、大夫身份的是他们的血缘关系，这与后来帝国时代由文化知识及相关的科举制度来决定士大夫身份是不同的。西周的士大夫阶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解体，其突出表现是政事与道艺的分离。在秦帝国时代，这种分离进一步制度化，出现了独尊文法、专职行政的“文吏”与知识文化专业化的“学士”的不同社会角色的分立。但是，从西汉时期开始，随着“礼治”与“法治”并举，“儒生”与“文吏”开始融合，到了东汉后期，一种“亦儒亦吏”的社会阶层完全形成，也就最终演生出了兼具行政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士大夫。东汉时期完成的士大夫政治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末期，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就在“士大夫”阶层的演化、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对所谓“名士”推崇的现象。“名士”之所以能够有名并受到推崇，当然首先在于他们作为文化知识占有者的学者身份，这是帝国时代士大夫们能够成为居有高位的官僚身份的必要条件。所以，两汉时期出现的大量“名士”，在主政者及民间社会的眼中主要是那些有才华、有品性、有学识的书生，并且许多往往还是不仕的民间学人。《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中有“聘名士，礼贤者”的记载，而《注》云：“名士，不仕者。”《疏》在解释“名士”时说：“谓王者勉励此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但是，到了合“学者——官僚”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阶层成型的东汉时期之后，人们指称“名士”并不特别在意其“不仕”的身份，而是在意其士大夫特有的文化风貌、精神气度。由于朝野的知识群体均普遍地追求这种士大夫所独有的文化风貌、精神气度，故而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推崇名士的社会风尚。这些士大夫们往往是“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

二、宋明圣贤气象

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革，并使得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也发生重大变化。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双重人格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新一代士大夫的批评指责，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人格理想普遍地受到主流士大夫们的向往和追求。北宋初开始，士大夫们普遍倡导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就是所谓的“圣贤气象”。“风度”与“气象”意思接近，均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外在表现与流露，但“名士”与“圣贤”内涵则不同。魏晋的士大夫虽然也推崇周孔等儒家圣人，但他们从不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而仅仅希望自己成为率性自由的风流名士。而宋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推崇儒家圣贤，而且强调每个士大夫均要通过修齐治平的道路做圣贤，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实践的人生目标。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宋史》：“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中这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促成了他们对传统儒家人格理想——“圣贤气象”的执着追求。

宋明的“圣贤气象”包括了：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宋儒希望“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有个人的身心自在，在具有深切忧患意识的同时又不能放弃闲适的心态，在坚守道义情怀的同时又具有洒落胸襟。

宋明儒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将“圣贤气象”中社会关切和个体安顿奠定在一个以“天道”、“天理”、“太极”、“诚”为终极依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名教与个体人格的终极依据均不是魏晋名士所说的“无”、“自然”，而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与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极”。这时，社会忧患、经世情怀的价值依据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是与阴阳造化相关的宇宙精神；同样，身心安顿、洒落胸襟的人道执著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对这个主宰浩浩大化的终极实体的精神依托。

参考文献：

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9883&Page=3
http://qkzz.net/magazine/1008-1763/2008/01/2447397.htm
http://219.146.102.186/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7
http://guoxue.baidu.com/page/bdfccbbcc2bc/14.html （《近思录》 卷十四 圣贤气象）

朱熹《朱子家训》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
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
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
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
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
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
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
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译文：
当国君所珍贵的是“仁”，爱护人民。当人臣所珍贵的是“忠”，忠君爱国。当父亲所珍贵的是“慈”，疼爱子女。当儿子所珍贵的是“孝”，孝顺父母。当兄长所珍贵的是“友”，爱护弟弟。当弟弟所珍贵的是“恭”，尊敬兄长。当丈夫所珍贵的是“和”，对妻子和睦。当妻子所珍贵的是“柔”，对丈夫温顺。侍奉师长要有礼貌，交朋友应当重视信用。遇见老人要尊敬，遇见小孩要爱护。有德行的人，即使年纪比我小，我一定尊敬他。品行不端的人，即使年纪比我大，我一定远离他。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缺点；切莫夸耀自己的长处。对有仇隙的人，用讲事实摆道理的办法来解除仇隙。对埋怨自己的人，用坦诚正直的态度来对待他。不论是得意或顺意或困难逆境，都要平静安详，不动感情。别人有小过失，要谅解容忍！别人有大错误，要按道理劝导帮助他。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好事就不去做，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坏事就去做。别人做了坏事，应该帮助他改过，不要宣扬他的恶行。别人做了好事，应该多加表扬。待人办事没有私人仇怨，治理家务不要另立私法。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妒忌贤才和嫉视有能力的人。不要声言忿愤对待蛮不讲理的人，不要违反正当事理而随便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不要接受不义的财物，遇到合理的事物要拥护。不可不勤读诗书，不可不懂得礼义。子孙一定要教育，童仆一定要怜恤。一定要尊敬有德行有学识的人，一定要扶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做人应该懂得的道理，每个人尽本分去做才符合“礼”的标准。这样做也就完成天地万物赋予我们的使命，顺乎“天命”的道理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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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性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妨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囊橐无余，自得其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译文：
每天早晨黎明就要起床，先用水来洒湿庭堂内外的地面然后扫地，使庭堂内外整洁；到了黄昏便要休息并亲自查看一下要关锁的门户。
对于一顿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
凡事先要准备，像没到下雨的时候，要先把房子修补完善，不要「临时抱佛脚」，像到了口渴的时候，才来掘井。
自己生活上必须节约，聚会在一起吃饭切勿留连忘返。
餐具质朴而干净，虽是用泥土做的瓦器，也比金玉制的好；食品节约而精美，虽是园里种的蔬菜，也胜于山珍海味。
不要营造华丽的房屋，不要图买良好的田园。
社会上不正派的女人，都是淫和盗窃的媒介；美丽的婢女和娇艳的姬妾，不是家庭的幸福。
家僮、奴仆，不可雇用英俊美貌的，妻、妾切不可有艳丽的妆饰。
祖宗虽然离我们年代久远了，祭祀却要虔诚；子孙虽然愚笨，五经、四书，却要诵读
自己生活节俭，以做人的正道来教育子孙。
不要贪不属于你的财，不要喝过量的酒。
和做小生意的挑贩们交易，不要占他们的便宜，看到穷苦的亲戚或邻居，要关心他们，并且要对他们有金钱或其它的援助。
对人刻薄而发家的，决没有长久享受的道理。行事违背伦常的人，很快就会消灭。
兄弟叔侄之间要互相帮助,富有的要资助贫穷的；一个家庭要有严正的规矩,长辈对晚辈言辞应庄重。
听信妇人挑拨，而伤了骨肉之情，那里配做一个大丈夫呢？看重钱财，而薄待父母，不是为人子女的道理。
嫁女儿，要为她选择贤良的夫婿，不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娶媳妇，须求贤淑的女子，不要贪图丰厚的嫁妆。
看到富贵的人，便做出巴结讨好的样子，是最可耻的，遇着贫穷的人，便作出骄傲的态度，是鄙贱不过的。
居家过日子，禁止争斗诉讼，一旦争斗诉讼，无论胜败，结果都不吉祥。处世不可多说话，言多必失。
不可用势力来欺凌压迫孤儿寡妇，不要贪口腹之欲而任意地宰杀牛羊鸡鸭等动物。
性格古怪，自以为是的人，必会因常常做错事而懊悔;颓废懒惰，沉溺不悟，是难成家立业的。
亲近不良的少年，日子久了，必然会受牵累；恭敬自谦，虚心地与那些阅历多而善于处事的人交往，遇到急难的时候，就可以受到他的指导或帮助。
他人来说长道短，不可轻信，要再三思考。因为怎知道他不是来说人坏话呢?因事相争，要冷静反省自己，因为怎知道不是我的过错？
对人施了恩惠，不要记在心里，受了他人的恩惠，一定要常记在心。
无论做什么事，当留有余地；得意以后，就要知足，不应该再进一步。
他人有了喜庆的事情，不可有妒忌之心；他人有了祸患，不可有幸灾乐祸之心。
做了好事，而想他人看见，就不是真正的善人。做了坏事，而怕他人知道，就是真的恶人。
看到美貌的女性而起邪心的，将来报应，会在自己的妻子儿女身上；怀怨在心而暗中伤害人的，将会替自己的子孙留下祸根。
家里和气平安，虽缺衣少食，也觉得快乐；尽快缴完赋税，即使口袋所剩无余也自得其乐。
读圣贤书，目的在学圣贤的行为，不只为了科举及第；做一个官吏，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怎么可以考虑自己和家人的享受？
我们守住本分，努力工作生活，上天自有安排。
如果能够这样做人，那就差不多和圣贤做人的道理相合了。

朱柏庐简介：
朱柏庐（1627～1698年），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名用纯，字致一。昆山玉山人。明诸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其父朱集璜在守昆山城抵御清军时遇难。他的心灵因此受到很大震动，决心要向父亲那样，坚持民族气节，决不屈膝事敌。他上侍奉老母，下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待局势稍定，才返故里。因敬仰晋人玉裒攀柏庐墓之义，故自号柏庐。居乡教授学生，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深感当时的教育方法，使学生难以学到真实的学问，故写了《辍讲语》，反躬自责，语颇痛切。曾用精楷手写数十本教材用于教学。生平精神宁谧，严以律己，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坚辞不应博学鸿儒科，后又坚拒地方官举荐的乡饮大宾。他痛恶官场中虚伪阿谀之风，不与官吏豪绅应酬。朱柏庐临终前留给其弟子的遗嘱是“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其所著《朱子治家格言》（一名《朱子家训》）讲求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的准则，劝人勤俭治家，安分守己，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几百年来传颂全国，至今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极大。《治家格言》里有一些提倡封建道德的东西，我们应该摈弃它，但其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句，脍炙人口，至今被奉为铭言。

参考文献：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42.htm

http://tieba.baidu.com/f?kz=312233053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278.htm

（1）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孔子在本乡的地方上显得很温和恭敬，像是不会说话的样子。但他在宗庙里、朝廷上，却很善于言辞，只是说得比较谨慎而已。

(这句话是该篇的第一句话，含义深刻。几个问题，a)为什么孔子见到乡党，很温和，要像不能说话一样？b) 为什么要早朝廷宗庙里颇善于言辞？c) 这是一种仁benevolence的表征么？)

（2）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脍：音ｋｕàｉ，切细的鱼、肉。

饐：音ｙì，陈旧。食物放置时间长了。

餲：音àｉ，变味了。

馁：音ｎěｉ，鱼腐烂，这里指鱼不新鲜。

败：肉腐烂，这里指肉不新鲜。

割不正：肉切得不方正。

气：同“饩”，音ｘì，即粮食。

不及乱：乱，指酒醉。不到酒醉时。

脯：音ｆǔ，熟肉干。

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陈旧和变味了，鱼和肉腐烂了，都不吃。食物的颜色变了，不吃。气味变了，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时新的东西，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吃。席上的肉虽多，但吃的量不超过米面的量。只有酒没有限制，但不喝醉。从市上买来的肉干和酒，不吃。每餐必须有姜，但也不多吃。

（民间流传着“生姜治百病”之说。因为姜中含有姜醇、姜烯、水芹烯、柠檬醛等油性的挥发油，还有姜辣素、树脂、淀粉和纤维等。所以，姜在炎热时节有兴奋提神、排汗降温等作用，可缓解疲劳乏力、厌食失眠、腹胀腹痛等症。孔子为什么这么挑食？是因为健康么？很多人看了孔子这篇后，觉得孔子也是一个美食家，先不说他对美食的追求，至少，如果一个人家里没有那么多财产，他如何能这么挑三拣四？）

（3）君子不以绀(ｇàｎ)緅(ｚōｕ)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不用深青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镶边，不用红色或紫色的布做平常在家穿的衣服。夏天穿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但一定要套在内衣外面。黑色的羔羊皮袍，配黑色的罩衣。白色的鹿皮袍，配白色的罩衣。黄色的狐皮袍，配黄色的罩衣。平常在家穿的皮袍做得长一些，右边的袖子短一些。睡觉一定要有睡衣，要有一身半长。用狐貉的厚毛皮做坐垫。丧服期满，脱下丧服后，便佩带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如果不是礼服，一定要加以剪裁。不穿着黑色的羔羊皮袍和戴着黑色的帽子去吊丧。每月初一，一定要穿着礼服去朝拜君主。

（很多人解释说，按照现在的观点说，孔子当年也是个潮人。诚然，穿着时尚舒适固然重要，但关于衣着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个人对礼仪的坚守和对别人的尊重。PS：我觉得这里到没有说什么穿着是个人修养体现之类的话。）

（4）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马棚失火烧掉了。孔子退朝回来，说：“伤人了吗？”不问马的情况怎么样。

（无时不刻地展示仁爱之心。）

参考文献

http://www.guoxue.com/rw/kongzi/ly10.htm （原文及注释）

http://guoxue.baidu.com/page/c2dbd3ef/9.html

不过话说回来，人非圣贤，谁能无误？古人云，不求甚解，从大意上讲，李先生也并没有说饮食习惯是盛唐气象的充要条件，他也只是说，饮食习惯对于盛唐气象的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李文国先生1930年8月24日生于上海曾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关于他的这本《李文国说唐》，以及《李文国说史》等书，我们似乎可以把文章定义为历史散文。年长者仍保有一颗嬉笑怒骂的心，实为可贵呀。

再说说这篇《唐朝人胃口的胡花倾向造就盛唐气象》，按照李先生的意思，“正是这种混杂的人种优势，正是这种胃口的胡化倾向，唐代的文治武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加速了边外属国的归附，推动了胡人内迁的涌入，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黄金时代。”

文中有几处颇有意思的地方，和大家分享，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宋·朱弁《曲洧旧闻》）

老实说，东坡先生这顿饭，其值不菲。是必须具有小康以上收入水平，同时具有良好胃口的消费者，才能买得起单，才能消化得了的一份食谱。主食有面有米，副食有羊猪鹅鱼，佐之品味上佳的茶水。吃罢喝罢，解衣仰卧，真是好不自在。但是别忘了，这是东坡回味往日的生活，此时此地东坡先生遭贬谪，渡琼州海峡，到海南的儋耳安置。他回味往事，举笔落墨，给朋友写了这幅字，作一次精神会餐。

“食之以匕不以筷”，看似小事一桩，但对唐人来讲，这个突破，意义重大。世界上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民族特性也非铁板一块，饮食习惯也不是永远不可改变。（就比如俺在美国，饮食习惯，也是改变了不少，以前吃块鸡胸，要用筷子，甚至动起手来，现在就是刀叉的干活，李先生从饮食文化的变迁，看到文化的融合，实属不易。）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茶；庚家粽子，白莹如玉；韩钧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鲤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驼峰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看来当时的唐长安城就可以吃到各种的美味，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茶。而且都有名号，萧家馄饨、庚家粽子、韩钧毕罗、胡突鲙、将军曲良翰）。

在《资暇集》有一则《熊白啖》的故事，李先生拿来给大家陈述唐人的好胃口了。“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宁前。时穆氏家法切峻。宁命诸子直馔，稍不如意则杖之。诸子将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于鼎俎之前，竞新其味，计无不为。然而未尝免挞斥之过者。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试，曰：“甚异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进，宁果再饱。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于色，曰：“非免免笞，兼当受赏。”给事颇亦自得。宁饭讫，戒使令曰：“谁直？可与杖俱来。”于是罚如常数。给事将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进之晚耶？”于是闻者笑而传之。”熊白，即熊的脊肉，极嫩极肥，鹿脩（xiu），即风干的鹿肉，极干极韧，两者性质不同，炒蒸以后，却效果奇佳，鲜美异常。据说，现在到西安吃仿唐菜，还可以点到这道名品。（记得去大唐芙蓉园吃饭，仿唐菜已经被川菜取代，实则可惜。）试想这么一位老爷子，每顿食肉，食不好，还要敲儿子的屁股，固然可讽之曰“肉食者鄙”，就知道那张嘴，而无远谋深虑，但不也感觉到他那粗鲁豪悍的可爱乎？

我喜欢这句粗鲁豪悍的可爱，我似乎有点对号入座了，不过这大抵上是长安人的一种性格，不过当今已经不是熊白鹿脩的年代，更多的长安人，一碗葫芦头泡馍，一个肉夹馍，就可以从打心眼里激发出“撩咋咧”的赞美之词。记得某位老师上课时，对我们说，太羡慕你们是中国人了，你们可以读到四书五经，是多么好的事情，哈哈，其实我还想告诉他，当你吃玩一碗葫芦头泡馍，才觉得做长安人的自在。

第一世宗南嘉楚仁波切
第一世宗南嘉楚仁波切出生于东藏的拉透(Lhathog)，终其一生都是瑜珈士。他在世时禅修的功夫已入无可超越的境界，大家称他为嘉哇祖古。由于他住持于四川和西藏边界的宗南寺，而宗南寺在他的领导下弘法事业兴旺起来，人们便将「宗南」加入他的法名内。他的弟子，也是他的亲弟弟听列惹杰(Trinley Rabgye)后来则 成为第一世的阿滇仁波切。

第二世宗南嘉楚仁波切

第二世宗南嘉楚仁波切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修行者， 他的修行成就清楚地显示于头上的顶髻 (顶髻是佛陀殊胜化身的相好之一)。

第三世宗南嘉楚仁波切
于木马年生于东藏德格(Derge)的第三世宗南嘉楚仁波切(1894~1959)是由十五世大宝法王嘉华噶玛巴喀昌多杰 (1871~1922)所认证的。他是噶玛巴的一位心子，也是 西藏人最崇敬和忆念的20世纪最伟大的的成就者之一。他在三藏上的学养，禅定上的成就，以及菩萨行的实践上均使他成为一代大师的典范。文革期间, 他被关入监狱。就在要被斗争的前一天晚上，他告诉一起被监禁的五位亲近喇嘛说，他不打算接受折磨，决定离开人世﹐并将带走狱中流行的瘟疫。说完不久﹐便进入禅定而离开肉身圆寂了。就这样﹐他于铁鼠年(1960年)六月的第十日圆寂﹐享年六十七岁。几天之后，另外三位喇嘛也跟着圆寂，狱中的传染病也从此停止了。尊贵的十六世大宝法王曾说：”在20世纪中没有一位仁波切可与第三世宗南嘉楚仁波切相比。他曾为无以数计转世的仁波切和堪布传授沙弥和比丘戒。他也是我家人的根本上师。我本人也从他获得教法和灌顶﹐如长寿佛等。”

第四世宗南嘉楚仁波切

第四世宗南嘉楚仁波切是现在的转世。他在1968年出生于尼泊尔雪巴家族﹐并由尊贵的十六世大宝法王认证为第三世宗南嘉楚仁波切的转世。

关于宗南嘉楚仁波切的相关介绍：

• http://www.utbf.org/ch/teachers/
• http://www.kmeasy.net/dushushenghuo/foxue/dushushenghuo_29118.html
• http://www.utbf.org/ch/tradition/glimps.php

可以到github上下载pymmseg，然后直接解压到site-package目录里即可。以下是使用该库的基本代码：

# coding= utf-8
from pymmseg import mmseg
mmseg.dict_load_defaults()
text = "... ..."
para = ''
algor = mmseg.Algorithm(text)
for tok in algor:
	print '%s [%d .. %d]' % (tok.text, tok.start, tok.end)
	para += tok.text + '  '
print para

需要注意的是，pymmseg现在只支持utf-8，如果要对基于gbk或big5的中文文章进行分词，需要首先进行字符集的转换。经过测试，我发现pymmseg对白话文的分词，效果还是不错的，如下所示，

原文：

2003年，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台北的允晨出版公司出版，第二年，大陆的三联书店也出版了简体字本。至今我还记得，在这部书还没有正式出版时，因为《绪说》部分曾在台湾的《当代》杂志上连载，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就已经有部分内容在大陆流传，仅就我所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朋友中，就已经有了热烈的议论。在这部书正式出版之后，更引起了两岸三地，以及北美学界的讨论，出现了不少分量很重的评论 。所以，我在一篇书评中说，在学术社群越来越缺少共同话题，研究取向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焦点的话题并不太多，而这部著作能有这么多反响与争论，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分词结果：

2003  年  ，  余  英  时  先生  的  《  朱熹  的  历  史  世界  》  在  台  北的  允  晨  出版  公司  出版  ，  第二年  ，  大  陆  的  三  联  书  店  也  出版  了  简  体  字  本  。  至今  我  还  记  得  ，  在  这  部  书  还  没  有  正式  出版  时  ，  因  为  《  绪  说  》  部分  曾在  台  湾  的  《  当  代  》  杂  志  上  连  载  ，  经  由  互  联  网  的  传  播  ，  就  已  经  有  部分  内  容  在  大  陆  流  传  ，  仅  就我  所知  ，  在  北京  大  学  、  清  华  大  学  的  朋友  中  ，  就  已  经  有了  热  烈  的  议  论  。  在  这  部  书  正式  出版  之  后  ，  更  引起  了  两  岸  三地  ，  以及  北美  学  界  的  讨  论  ，  出  现  了  不少  分量  很重  的  评  论  。  所以  ，  我  在  一篇  书  评  中  说  ，  在  学  术  社群  越  来  越  缺少  共同  话  题  ，  研究  取向  逐  渐  多元化  的  时  代  ，  能  够  成  为  海  内  外  中  国  研究  领  域  共同  关  注  焦  点  的  话  题  并  不  太多  ，  而  这  部  著作  能有  这  么  多  反  响  与  争  论  ，  真是  非常  值得  高  兴  的  事情  。

大体上看，效果还不错，但是我们也发现“余英时”并未被分解出，但“朱熹”被识别了。所以为了让pymmseg同样可以识别“余英时”，需要在word.dic里面加入”余英时”这个人名。所以对于mmseg这种基于辞典分词法的分词机，只要加入专业词汇（当然包括人名、地名。）就可以将其分解出。比如说，如果要对《水经注》进行分词，给word.dic里面加入古代地名是相当必要的。

于是乎，我拿来一段古文，来自《近思录》卷三（格物穷理）中的一节进行试验，

原文：

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心不通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酌轻重，竭其目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分词结果：

伊  川  先生  答  朱  长  文  书  曰  ：  心  通  乎  道  ，  然  后  能辨  是非  ，  如  持  权  衡  以  较  轻  重  ，  孟子  所  谓  知  言  是  也  。  心  不通  于  道  ，  而  较  古人  之  是非  ，  犹  不  持  权  衡  而  酌  轻  重  ，  竭  其  目力  ，  劳  其  心智  ，  虽  使  时  中  ，  亦  古人  所  谓  “  亿  则  屡  中  ”  ，  君子  不  贵  也。

可以看到，只有“先生”、“能辨”、“孟子”、“不通”、“古人”、“是非”、“君子”几个词被分解出，同时虚词也被分出，但是比如“伊川”、“轻重”等词并没有被识别。针对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在word.dic里面加入相关词汇，则分词机也是可以识别“伊川先生”等些特定词汇。

总体而言，如果要使用辞典法对文言文进行分词，我觉得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1） 字符集问题，请使用utf-8，如果不是，请先进行字符集转换。
• 2）将古人常用的词汇加入字典。这里就有一个tricky的地方，所谓古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习惯使用的词汇，所以我们需要对每个时期单独配套字典，同时针对不同的专业书籍，可能也要配套专门的字典。但凡搞分词的同僚们大概都知道“没有最好的分词机，只有最适合的分词机。”这句话，所以如果要达到最好的分词结果，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分词机。
• 3）对于我的应用而言，我希望通过分词，了解到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联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比如吕祖谦给朱熹的儿子介绍对象，这就是一种关系，朱熹给张栻写墓志铭，而没有给陈亮写，这也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要通过分词，了解到古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婚姻关系、君臣关系、买卖关系等等），以此，自动化的建立一个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并赋予网络节点他们的关系情况。
• 4）展开来想，由于CHGIS已经提供了地名、人名的坐标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对查找出的地名和人名进行匹配，这样可以很容易的查询到相关信息的地理坐标。

大概先说这么多吧，以后有了新的想法，再和大家交流。

最开始接触《东京梦华录》，是其英文版本，后来才知道这都是翻译自梦华录。该书作者是孟正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按照序言里说，即“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孟正老因为靖康之变，所以来到南宋，给孩子们提当年在东京汴梁的生活，“后生往往妄生不然”。所以为了让后代不要忘了以前的首都开封，并警戒要收复失地，迎回二圣，故做此书。这本书里主要是描绘东京开封在宋徽宗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景象。碰巧，读至卷八，发现描写东京城中秋时的情景，如下文，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漓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桔，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去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当然了，古人的国庆不会攒到国庆八天假期，但是其热闹场面估计不逊于当今。在中秋节前，各家店都开始买新酿制的酒，还没到中午就被逛街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喝完了。“螯蟹新出，石榴、漓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桔”。真的好吃啊，特别是这个螯蟹和石榴，然后大家在酒店里聚会赏月，天黑了很久，但是音乐声音不断，小孩还在巷子里玩耍，夜市还通宵开放。估计当今的人们已经没有宋朝时的雅兴了，吃吃月饼，看看阅兵估计已经足以打发时间。我不得不怀疑作者孟元老是不是和我是同一类人，该人对吃及其有研究，当我读完他第二卷里描写一家饮食果子的状况时，不由得感慨，原来古人在美食上的享受，似乎远比当今好得多，比如下面记录的茶饭，

所谓茶饭者，乃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三危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浑炮等羹、旋索粉、玉棋子、群仙羹、假河钝、白渫齑、货鳜鱼、假元鱼、决明兜子、决明汤齑、肉醋托胎衬肠沙鱼、两熟紫苏鱼、假蛤蜊、白肉、夹面子茸割肉、胡饼、汤骨头、乳炊羊肫、羊闹厅、羊角、炙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入炉细项、莲花鸭、签酒炙肚肱、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签鹅鸭、签鸭、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炸蟹、洗手蟹之类，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阙，或别呼索变。造下酒亦即时供应。又有外来托卖炙鸡、燠鸭、羊脚子、点羊头、脆筋巴子、姜虾、酒蟹、獐巴、鹿脯、从食蒸作、海鲜时果、旋切莴苣生菜、西京笋。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乃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梨干、梨肉、胶枣、枣圈、桃圈、核桃、肉牙枣、海红嘉庆子、林檎旋乌李、李子旋樱桃、煎西京雪梨、夫梨、甘棠梨、凤栖梨、镇府浊梨、河阴石榴、河阳查子、查条、沙苑榅桲、回马孛萄、西川乳糖、狮子糖、霜蜂儿、橄榄、温柑、绵枨金桔、龙眼、荔枝、召白藕、甘蔗、漉梨、林檎干、枝头干、芭蕉干、人面子、马览子、榛子、榧子、虾具之类。诸般蜜煎香药、果子罐子、党梅、柿膏儿、香药、小元儿、小腊茶、鹏沙元之类。更外卖软羊诸色包子，猪羊荷包，烧肉干脯，玉板鲜鲊、鲊片酱之类。其余小酒店，亦卖下酒，如煎鱼、鸭子、炒鸡免、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

这不仅仅是茶饭丰富，而且还物美价廉，所谓“每分不过十五钱。”，饮食环境也是绝等之好——“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濩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真想回到宋朝，总不用在dudley hall吃些Korea BBQ。呵呵，祝大家中秋快乐！

谈到中文分词，它牵涉到汉语分词、未定义词识别、词性标注以及语言特例等多个因素。目前大概主要有三个方法：辞典分词法、统计分词法以及规则分词法（也就是基于语义的分词法）。

（1）辞典分词法：一般是最大匹配算法，有正向匹配和逆向匹配之分，当然有其他算法，就像蒋志欣所提及的双序匹配法。

（2）统计分词法：前提就是单词是有字节构成的，通过研究组词的概率来判断是否是在此分词，李海波举了一个很形象例子说，比如“我”，单独出现的概率是“50%”，“我爱”组合出现的概率是“10%”，那么“我爱”就不是一个词。比如“北京”，“北京”在很多文章中老放在一起，那么就应该在一起，是一个地名。一

（3）规则分词法：该分词法最有名的实例就是中科院开发的ICTCLAS汉语分词系统。该系统根据他们自己介绍说，采用了层叠隐马尔可夫模型（Hierarchical Hidden Markov Model），将汉语词法分析的所有环节都统一到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中。”

提到辞典分词法，不得不提到到一个人，来自中国台北的蔡志浩同学。他写了一篇名为”MMSEG: A Word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Mandarin Chinese Text Based on Two Variants of the Maximum Matching Algorithm“ 的文章，介绍了MMSeg，一个现在很通用的中文分词方法,当今很多分词机都受到了蔡同学的启迪，诸如我一会要向大家介绍的 pymmseg-cpp。coreseek.cn的李沫南同学翻译了这篇文章，这里给大家一个basic idea,

蔡同学提出，中文行文有其自己的规则，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总结这些行文规则来进行分词。在MMSEG里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概念，一个为Chunk，它包含依据上下文分出的一组词和相关的属性，包括长度(Length)、平均长度(Average Length)、标准差的平方(Variance)和自由语素度(Degree Of Morphemic Freedom)；另一个为规则（Rule），实际上就是过滤器(Filter)，过滤掉不符合要求的chunk。MMSeg分词算法中涉及了4个规则：

• 规则1：取最大匹配的chunk (Rule 1: Maximum matching)
• 规则2：取平均词长最大的chunk (Rule 2: Largest average word length)
• 规则3：取词长标准差最小的chunk (Rule 3: Smallest variance of word lengths)
• 规则4：取单字词自由语素度之和最大的chunk (Rule 4: Largest sum of degree of morphemic freedom of one-character words)

这4个规则符合汉语成词的基本习惯，所以蔡同学希望通过这四个规则来近似的进行中文分词。大概就是这样样子，通过以上的规则参数，然后进行匹配，匹配主要有两种方式简单最大匹配(Simple maximum matching)和复杂最大匹配(Complex maximum matching)。这里就不再熬述，大家直接看他的原文吧，比较清晰的。

关于中文分词，几个比较有名的是庖丁，bamboo，mmseg（以及由mmseg派生的coreseek，pymmseg-cpp、rmmseg等）、IK Analyzer。关于理论方面，大家不妨看看这个博客（http://blog.csdn.net/jyz3051/category/356808.aspx?PageNumber=1）。

关于我最近的使用，我比较倾向于使用coreseek以及pymmseg-cpp.使用coreseek因为他和sphinx结合的比较紧，首先做全文检索，紧接着就可以做分词，而用pymmseg-cpp，由于是基于python，而像bamboo和庖丁都是基于java的，我这人本身就有点java fool，所以还是喜欢python一些。同时cpp是通过ctypes和python链接，方便我自己定义一些自己的匹配方式，对于今后我要做文言文的中文分词，单单从分词方面来讲，可能是比较小巧精干的东西。关于pymmseg-cpp的研发历程，可以看看free mind同学的帖子。大概就是这么多，本想和大家讨论使用心得，等到下一个帖子吧。

参考文献：

• http://blog.csdn.net/marising/archive/2009/04/16/4083650.aspx
• http://www.javaeye.com/wiki/interview/1899-ik-analyzer
• http://nzinfo.spaces.live.com/Blog/cns!67694E0B61E3E8D2!344.entry?wa=wsignin1.0&sa=523994764
• http://lifegoo.pluskid.org/?p=431

我进一步询问了Szonyi如何得到如上结论，他提及了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作为理论基础，CBDB对群体传记学有着如下的定义，“通过对一群历史行为人的生平做集体性的研究，探讨这群历史人物共有的背景特征。其采用的方法要先建立一个研究范围，然后就此提出一组相同的 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关于出生与死亡、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与所继承的经济地位、居住地、教育、个人财富之数量与来源、职业、宗教、宦历等方面的。然 后，将此研究范围中所有人物的各类信息加以罗列、组合，再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考察找出具有显著意义的变量。研究者可以检测这些信息的内在相关性，及其与其他 行为形式或行动形式的相关性。” 。Szonyi说他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收集了大量关于唐宋结为婚姻的两家人的父亲的生平旅行资料，然后在地图中标注出他们这一生中所到过的地方，以时间先后顺序连线，通过大量的样本，发现多数这些结为婚姻的亲家爸们，更多的是在某个地方相识，然后彼此才为儿女订立终身大事（在唐宋没有飞机，火车、互联网、手机、所以网恋和快速的异地交往会比较少，所以一般来说，只有两者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才有进行交流的可能，我想这也是Szonyi老师的一项假设前提之一，当然了，这也有点common sense了）。然后Szonyi发现，对于唐朝来说，这些连线一般来说跨度比较大，交点在长安城居多。而对于宋朝，这些连线一般较短，而且交点分布混杂，在某一个区域居多。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可见群体传记学，或者说基于GIS的群体传记学对于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要，群体传记学最初是1970年提出，曾经一度被学者们热烈讨论，但而后又沉寂了，到了本世纪初，基于计算机技术，特别是GIS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又重新回到了对群体传记学的研究。CBDB项目也随之启动，而今天我觉得我再提群体传记学这个概念，更多的，其实是因为社会网络分析（SNA）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觉得从基于GIS+DB的群体传记学向基于SNA+GIS+DB的群体传记学的进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之前有人也用SNA，但是还是最初步的，甚至只是可视化层面的，如果能对于SNA的一些概念比如临近度、中心度、集聚度进行分析，大概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就是所谓的full-text search技术。现在比较流行两种模式是数据库直接的fts或者是基于插件的fts。两者的开源代表为postgresql+TSearch2以及Sphinx。当然了，对于中文检索，甚至文言文检索，还需要中文分词。我会在今后的文章里面和大家详述有关full-texts search的相关技术。这样可以通过分析原始的文档得到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需要手工的搜寻。

本周一（9月28日）是包弼德老师的Seminar on Neo-Confucianism。这堂课除了例行的对《中庸章句》的讲解之外，包老师特意请来了在美国访问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除了讨论葛教授的三篇文章（置思想于政治史背景之中——再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葛教授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宋代思想史相关问题的看法，葛教授主要提出了四个问题（1. 回顾宋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提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宋初80年的缺席。2. 宋代思想史、文化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3. 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国研究的一大特色也很有价值的思路。美国汉学界喜欢讨论区域问题，而中国的历史研究喜欢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4. 对于宋代佛教史以及道教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针对如上四个问题，葛老师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报告，我进行了记录并做以整理：

• 1. 回顾宋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提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宋初80年的缺席。

当代所有关于宋代的哲学史的研究，最开始都是从宋初三先生（孙緮、石介、胡瑗）讲起，这三位先生思想最活跃的时间是在公元1040年左右，而北宋于公元960年建立，而这80年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以及政治史都涉及的不多，甚至是空白。而真正开始讨论，是从澶渊之盟开始。也就是始自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赵光义开始。

在葛教授看来，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讨论了宋仁宗赵祯在位时，也就是庆历年间的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为什么会这样？关键问题就是在《中庸章句》里面说的道统的问题。在宋代思想史里面，道统是最关键的。而只有宋初三先生在道统的范式里面。但是任何事物都不会空穴来风，学者们应该检讨，这道统又从何而来，受到了宋初这80年的什么影响。当然了，“斯文”是关于道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葛教授也启迪我们说，是不是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谈这道统问题。

• 2. 宋代思想史、文化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宋代和唐代不一样，唐代讲“天”，讲“上古”而宋代人讲“心”，讲“仁”。在《中庸章句》最开始就将要“继天立极”，要继承的东西，现在就是人心。在宋代思想史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key words（关键字）—— 华夷、君臣、佛儒。

i. 华夷： 什么是华，什么又属于夷？在唐代，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多个民族，突厥人，沙陀人、苏特人（安禄山）等等，而且在五代时期的很多皇室都不是汉族人。而在澶渊之盟前的80年，才真正形成了汉族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石介会写《中国论》，欧阳修会写《正统论》。如果非要借用西方后现代所谓的民族国家理论，那么中国的民族国家是从宋代形成的，但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勘界是宋朝的主要工作，也是华夷问题的最主要的方面。

ii. 君臣： 在宋代，君（皇帝），臣（士大夫）的权利都越来越重要，皇帝的权利虽然很大，但是却不能不听士大夫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宋史中会讨论宋代皇权和相权的问题。

iii. 佛儒：相比而言，道教不是那么重要，佛儒的融合在宋朝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它影响了对社会和个人的看法。如果对社会重要，则接受儒家，而如果对个人重要，则往往接受佛教的观点。

总体上说，华夷是民族问题，君臣是政治问题，佛儒是宗教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宋代的主要问题。葛教授建议，对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是讨论心性理气，更应该回到历史本身中来。举例说，在当代中国，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但是可以通过哲学式的话语表达，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文化热，虽然大家都在说文化，但是其实是在表达政治观点。北宋宋太宗时期，太宗问群臣什么最大，当时的宰相赵普说“道理最大”。这个时候，赵普并没有敬畏皇权，去说什么皇帝最大之类，可以看到宋代对道学的研究还是有历史渊源的。在宋代，有所谓“与士大夫治理天下”的概念，诸如王安石，他就提出要”一道德，同风俗”，并且提出了“不得以异论相搅”，有些“国是”问题是不容讨论的。

• 3. 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国研究的一大特色也很有价值的思路。美国汉学界喜欢讨论区域问题，而中国的历史研究喜欢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在美国的汉学界，喜欢从区域来研究历史，比如包弼德研究婺州，韩明士研究抚州等等，而且日本汉学界也开始受到美国的影响，逐步重视区域的研究。葛教授解释说，区域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要明确区域范围。对于思想文化研究，区域史不能只是禁锢在政治行政区域里面，比如商业网络、婚姻网络以及宗教网络这些都是所谓“超区域”的区域史。

对于历史研究，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应该了解这种差异的存在，对于中国学界，有很强的如下意识：i. 后来所说的中国，是从宋代形成而来的，宋代形成了新的传统。ii. 唐代以前的风俗和特色，在南宋是在逐步的同一化。如果我们要反省传统的中国，一定要理解宋代是建立同一性文明的重要朝代，用句当今的话来叙述，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是从宋代形成的。

而说到历史的借鉴作用，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制度化、风俗化、常识话）：

i. 高明的思想是如何通过制度传达到所有地方的。

ii. 移风易俗：士大夫在地方有改造地方风俗的作用，比如火葬还是土葬。如果上层士大夫可以把理想传达下去，普通民众就会接受。

iii. 把少数人的思想变成大多数人的常识。宋代重视教育，建立了很多书院以及乡塾，这样就把理学大家的道理变成了大家的常识。

• 4. 对于宋代佛教史以及道教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对于宋代道教史的研究非常少，葛教授只是提到有一篇来自当代台湾金中枢先生关于宋代道教的研究，并表明这份研究资料实为详甚。同时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小田隆明（注：没找到相关文献）。宋代道教的中心只有两个，分别是南宋的一个道士，名叫白玉蟾，他是道教的南宗，是一名高级的士大夫。另一个就是北方的全真教。而对于北宋的道教主要有三位名人，分别是王仔昔、王老志以及林灵素。道教在宋代还有一个关键的意义在于宋真宗得到天书，是宋代合法性的确立。

同时，葛教授提出现在是研究宋史的好机会，因为全宋文有361册，是很完整的历史资料，如果能仔细查看一遍，找到其中关于道教的组织、人物、事件等信息，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对于佛教，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于宋代佛讲只是将华严宗，而我们可以研究更多的东西。同时，相比于唐代，有太多自己编造的历史，学者们可以对宋史进行考证。同时，现在的宋代思想史太多集中在儒家，而作为学者，应该把道教，佛教也纳入进来，系统的进行研究。

以上是我个人记录的葛教授在Seminar上所作的报告，由于本人资历浅薄，如有和葛教授原意或者史实冲突，请读者们指正。

1、“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

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裨将”说成了“皮匠”。

3、“不见棺材不落泪”，本是“不见亲棺不落泪”，并不是见了任何棺材都落泪。讹变为“不见棺材不落泪”，如果不管谁的棺材，只要见到就落泪，那就有点太莫名其妙了。

4、“有眼不识金镶玉”，本是“有眼不识荆山玉”。荆，指古代楚国；“荆山玉”，是玉匠在荆山发现的玉。

5、“不到黄河心不死”，本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他老人家自刎的地方。乌江讹变成黄河，真是让人无从解释了。

6、“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本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要不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我还能理解点，因为好像四川那边管鞋叫孩子。如果真的拿活生生的孩子去套狼，也太恐怖啦！

7、“狗屁不通”，这个成语最初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酷夏，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就是指狗的身体这个特点，“屁”是污浊的象征，对于文理不通的东西，以屁来喻，也就将就吧！

8、“王八蛋”这是民间的一句骂人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基本的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讹变成“王八蛋”。

转自：http://www.u148.net/article/11669.html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写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东坡得罪当道，被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莫听”两字，点出了他面对艰难的环境都不忧不惧的的态度。”何妨吟啸且徐行”写的是，既然已经身处风雨之中，与其狼狈地闪躲奔跑，何不放慢脚步边走边吟诗高歌呢？东坡用了一个”轻”字，代表了他对于虚伪黑暗的官场生涯的厌恶，宁愿选择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归隐生活。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此时，他的酒意已被春夜的寒气所吹醒，天也已经晴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http://www.justkiddings.com/?p=193

http://www.guxiang.com/shici/SONGCI/sushi/dingfengbo.htm

http://www.ht88.com/article/article_10567_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65.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12/n658297.htm

参考文献：

http://www.guxiang.com/shici/SONGCI/others/jianjie.htm

from baidu zhidao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所作的时代划分以及确立“宋代近世说”，是以其对现实中国的关心作为思想背景的。对清末中国的研究，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政局反复动荡、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的失望，促使他去追寻他所看到的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在中国史上的什么时期开始形成的？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宋代”。他发现“宋代以来的近世”是中国目前弊端的根源，是中国走向未来所必须克服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宋代近世说”虽然描述了一个远远领先于同时期世界各地区的、高度发达、灿烂辉煌的宋代文明景观，但它属于近1000年前的中国；而正是这一早熟的文明，催生了眼前这个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亟待寻求出路的中国，这才是现实的、真实的中国。

内藤湖南在论到文化发展时，多次用人的一生成长来作比喻，他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像是一个人经历幼年、青壮年、老年一样，有其各自的阶段性。由此可见，早熟的、过早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目前所面临的弱势就只能是老衰之弱。相比之下，欧洲与日本今日之强，就是文化未成熟的、青壮年之强。“宋代近世说”与其说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一个论断，不如说是内藤湖南借助这一学术发现和论断，来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性质、特征及未来走势的理论前提。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对于中国历史，我也准备程门立雪了。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肇始于郝若贝教授（Robert M. Hartwell）（1932 – 1996）之工作。郝若贝教授将包括本数据库初版在内的财产馈赠于哈佛燕京学社。

目前本数据库的开发工作系由哈佛-燕京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方合作进行。

有关 CBDB的历史可查阅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35201&pageid=icb.page149044

CBDB对于历史人物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显式的描述，比如谁谁是谁的岳父，谁谁和谁在同一年代，也就是说，这些关系都是经过一定的定义，而如何发掘隐式关系？比如，明朝后期的一些历史人物都卷入了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我们怎么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就得到他们是否和该历史事件有关？比如，宋朝的一些精英都宣称他们是儒家，如何鉴定？

Mapping and analyzing CBDB data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pageid=icb.page119700

问题

1）如何把CBDB数据库和facebook结合？

2）如何将CBDB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network_service)相结合。（如何将）

参考文献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35201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threadid=23828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network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IWOM研究的结合初探）http://www.seeisee.com/index.php/2009/07/22/p1350

Prosopography群體傳記學 http://hi.baidu.com/songdynasty/blog/item/49eaaeb74bf0bff731add1da.html

说说在哈佛CGA的成果吧，参与合作了Timeslider，大家可以去google code试用，毕竟是alpha版本，还有很多不知之处，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不过在做TimeSlider的过程中对ISO8601 以及 Gregorian和Julian calendars有了很好的了解，对以后制作和时间有关的程序是个很好的帮助。其次，就是做了基于GeoDjango的后台支持系统，这个东西花了俺一个多月的时间。程序基本搞定，是我自己还是做了很多的hacking，那天在Wendy的组织下，在哈佛做了次presentation，看得出大家对GeoDjango和我做的东西还是感兴趣的。最近我再次温习了Mapnik以及一些关于仿射变换的资料，希望在summer end之前做出一个online georeference的demo。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就是转学到哈佛了，当然吸引我的是由哈佛包弼德老师和复旦葛剑雄老师一起负责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很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做点事情。最早接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是大三的时候，当时只是自己的兴趣，后来经过南大陈刚老师对该项目背景的介绍，才知道用GIS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所以我在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也提及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 说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从地理transfer到历史，也可以说从理科transfer到文科，还是有很多渊源的。 没法一句话说清楚，但如下几个因素是我考虑的：1）对以往个人思路和方法论的反思； 2）个人今后事业的定位；3）将命运和祖国以及人文背景结合起来。Anyway，回过头来发现GIS只是一种技术，需要结合应用才能真正让GIS本身发光，同时，我也希望多多结合人文科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审视自己，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到底有什么特质，我从哪里而来，为何而来，基于这种趋势，又将到哪里去。

话说起来就有点形而上学了，聊点轻松的话题，最近爱听的两首歌是王丹的《没有烟抽的日子》和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最爱看的节目是《康熙来了》。。。。。没办法，前两首歌曲让我感受到青年人的无奈和拼搏，而《康熙》和郭鑫让我暂享自在。说道抽烟，我不是一个嗜烟者，不过在大学的日子，也曾偷偷抿在嘴上摆个pose，但是这pose摆多了，就会依赖它消愁而不是烟草本身。在美国买烟是要看年龄的，由于我一直没有办理驾照，所以也没有机会买烟，很少有机会用烟消愁，不过确实有两次抽烟的机会，一次是和王俊等人去key west玩，他给我尝了尝古巴雪茄，虽不会吐出烟圈，但是那种效果还是很令人着迷的。还有一次就是去年12月份在实验室熬夜工作，11点钟的时候，想出门透透气，当我走出DCP building，发现gainesville出奇的冷，正准备回实验室，却遇见了做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谢老师，他嘴里叼着一个骆驼，我想这玩意定有保暖的功效，就问老谢要了一根。我点完烟，拿着打火机，突然有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走向我，当时还有手足无措，难道这pose摆得很到位吸引了伊人？那女子温柔的说：“can I have a light？”, 原来这靓妞也想抽上一只，走上前来问我借火。色即是空啊，善哉善哉。

烟这东西，某段时间就是俺用来摆pose的工具，就好比辛弃疾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写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是啊，上啊上啊，跌倒了，接着再上。多少的惆怅。其实我不觉得愁本身有什么不好，至少这位仁兄还在思考着，在思量着某些东西，当然了，思量这种行为，可以关乎康熙，郭鑫，也可以去想刘欢在《少年壮志不言愁》做所说的母亲和大地。其实，思量什么都不要去介意啦。

又想起了，汉口路上那半包摩尔，anyway，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大概这辈子不太会有什么机会接触它。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不太一样，包氏这本书的视角显得有点怪异。他通过对“文”这样一个概念的分析，来揭示从中世到近世精英文化的变迁。书中引入了许多文学史的视角和观点，使这本书读起来似乎更像一本讲述文学观念变迁的著作。然而他所关心的基本点仍然是文化，就是陈启云先生所提倡的那种“思想文化”，intellectual，并不仅仅是哲学、思想或者文学观念。

这样一个话题，背景自然是宏大的，因为它很容易引入到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这些方面去。我想包氏的出发点大约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仍然是唐宋间的文化变迁问 题。唐宋变革作为一个长久以来的话题，吸引着许多学者投入其中。包氏关注的是思想，即唐宋士人精英对于国家秩序和文化传统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怎样从 崇尚传统转向求诸内心的世界。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政治和社会的事实变迁，对于思想，向来抱有一种谨慎的疏远。但包氏此书至少在以下几点很耐人寻味，一是关于唐初士人的秩序观；二是安史乱后精英思想的变化；三， 尤其是北宋从欧阳修到苏轼这一条传统的发展，让人回味。读这一章时，有一种进入到宋代“郁郁乎文哉”之中去的感觉。一本好的历史著作，也许正应该使人有一 种进入和融化于其中的体验。

书中除了一些哲学化的概念外，最基本的还是在寻找文化变迁的线索。一条由韩愈、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构成的线索。这也正印证了伯克的那话，历史学就在于寻找线索。
书中提到了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历史研究所应该抱有的审慎态度。事实正是如此，在分析历史时，最忌讳的就是用一个模式来笼罩一切。应该还以纷繁复杂的本色，然后在这种复杂中努力寻找可能会有的变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