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这个论述，深刻揭示了各国根据国情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与选择，正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就是破除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模式迷信的60多年，是“找到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60多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的年经济总量由364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97900亿元，增长了109倍，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位中，中国从1978年的第十位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5月，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公布的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在这段时期内，亚洲曾发生了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战胜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全球性经济灾难，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继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及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消费、生产和建设等诸多领域扩大内需，发展对外贸易，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坚持决不趁人之危、决不损人利己，与各国和地区通力合作，共渡难关，并最早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叫“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人不同意“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更多的人则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实行的制度分割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其实，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世界史上的这类国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形式有别、作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模式是客观存在，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展现，是基本成型又不固化的发展路径，国家发展的模式必定是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内涵的社会经济结构。检验模式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模式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真实形象，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不应任意涂抹。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悬殊，经济基础落后又发展极不平衡，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决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核心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因素。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概括，不存在谦虚不谦虚的问题。现在要探讨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关系，应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来探讨，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的成功和不足所在。在一个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探索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这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一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大事。

中国模式的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功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经挫折，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明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社会全面进步，人民享受越来越好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的强大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崇高理想、雄才大略和为国为民的济世精神，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既民主又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可以最为广泛地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全力以赴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在全民中享有崇高声望，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核心力量。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的进取精神。对于模式形成和制度完善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对于外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能够运用改革开放的力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不断进行调整，确保模式与制度不僵化、不停滞，确保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四、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舆论和社会力量，尊重民意，依法监督，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创造和谐发展氛围，营造稳定的国内环境，确保国家发展进程不致中断和被破坏。

五、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构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这个目标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建立新模式、新制度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温饱生活、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都是继往开来、相互衔接的阶段性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举国体制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兴建跨越多个五年计划的长江三峡、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世纪性工程；组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和遭受重大灾害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都依法按时实行换届，而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从未中断，重大政策连续、稳定，政府、社会、企业直至个人都从长期发展中获得多种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以上这些，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正确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原因。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没有发展，根本原因是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会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了中国不断遭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社会长期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消除这些基本因素是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首要选择，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适合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

各国的发展模式都有显著的本国特色，同时也来自向外部世界的学习、借鉴。凡是成功的模式，都必定具有开放包容的理念，重视吸取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中国模式既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各种文明成果的融合。中国决不拒绝学习外部世界的成功经验，也从不把自己的模式与制度强加于人。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像其他任何一种模式和制度一样存在缺点和不足、面对各种内外挑战，但这是成长中的不足、是历史进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有必需的动力和机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正视问题，坚持推进改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呼唤各国按照本国国情完善发展模式与制度，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孝和，原籍浙江鄞县，1924年2月4日生于上海。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8年4月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孝和被捕。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号召战友“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9月30日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转载自：http://news.ifeng.com/history/vp/index.shtml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我同意王东岳老师对于语言在东西方哲学领域影响的评价。西方的语言是讲究逻辑的，而东方的语言则着重美感，逻辑次之。针对某些哲学问题，东方人比西方人可能更早的论及，但遗憾的是并未深入研究，而天生患有逻辑强迫症的西方人对因果的追逐，推动了近代以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兴起。

谶讳之学的兴起，和东汉初年刘秀以谶讳发兵宣誓政权的正义性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延续。

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命题，一千年后，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两者都用了隐喻的方式，古儒们都是微言大义呀。

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优势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地区专业，而那些以往贫困的地区更加贫困。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却是以环境和道德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墨翟是个很小资的人物，心灵手巧又博览群书。他提倡“非攻”、“兼爱”、“节葬”并批评限制“男女之交”的行为，按当下的话讲，就是要“No war, make love”。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是，禽兽不怀有人类所具备的“恻隐之心”。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说禽兽没有，而是人类从来不去认真的体察禽兽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之心。或者说，人类即使体察到了，也并不愿意去分析。这种主动或被动的不分析，有的是疏忽，有的却是私念。

什么是国学？北大李零教授如是说，国学是不中不西之学，国将不国之学。

我们的感官系统是为了求存而设定的，而不是求真而设定的。——王东岳

思想家朝后看，但人类却没有退路。——王东岳

其实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关键是前几天看一份文件，上面大致是在说，“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对这个说法是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在当前。

参考文献

http://news.qq.com/a/20101026/001831.htm 五中全会公报未写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http://www.geoinformatics.cn/2010/09/gdp-and-national-power/ GDP和国力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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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PS: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评价: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8.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看来我们真的误会宋朝了。

9.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评价:看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还是挺理性的。

10.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评价:但最后跟定都没啥区别了。

11.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评价: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自私。

12.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评价: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

13.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当前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评价:宋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真不是盖的。

14.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评价: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15.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宋史》《元史》等）
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6.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数学九章》等）
评价:原来我们祖先什么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17.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桑蒙古史》《宋史》《金史》等）
评价:原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它的人赶快醒醒吧！

18.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80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700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30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领土]（《明实录》等）
评价:幸亏朝鲜、越南都脱离中国独立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得跟棒子一个德行。

19.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
评价: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

20.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评价:确实是皇帝中的异类。

21.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评价:其实，理论都是马后炮。

22.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评价:所谓“明亡于万历”，原来如此。

23.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评价:资本主义萌芽？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24.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评价:敢情是中国间接掠夺了美洲人民。

25.中国在明朝中后期曾经研究过坦克。（《武备志》等）
评价:这个比较雷。

26.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朝亡于李自成。
评价:人到底还是没法胜天的。

27.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年。（《朝鲜李朝实录》等）
评价:那时候棒子还是挺重义气的。我也终于明白，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棒子。

28.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禁毁6766部，93556卷。
评价:真不知道这是修书还是毁书。

29.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9票的优势。
评价:历史根本就是“上帝在投色子”，所谓历史大势基本纯属胡扯。

30.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评价: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不过，这也只能问清朝皇帝了。

31.清朝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评价:这冤大头，自作自受。活该！

3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12万对阵2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3万余，而对方仅阵亡4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评价:嗯，这个……

本帖所列事实仅供参考，毕竟本人不是历史专业。有几位同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我在这里对各位表示感谢。
补充1.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颛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评价: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基本都是反的。当时萧峰阻止辽军南下，其实是救了他们。
补充2: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心史》等）
评价:进化论同样不适用于鬼子。
补充3: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评价:当我们的“专家”在不遗余力地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有一个朝代正在默默地受着后人们无端的非议，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倍于“康乾盛世”的朝代却正在人们尽情挥洒的刀笔之下“积贫积弱”着呢。
PS又PS：不少人怀疑中国史料的真实性。确实，很多史料都有不少错误，但如果通过对几种史料的对比分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被纠正的。如果只看《明史》《清史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明朝有如人间地狱，清朝跟天堂似的；如果只看《元史》，南宋简直弱得没边了。

不过大家还是很容易看出温州，苏南，岭南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很不同的，再比如大范围的中国北方和中国南方亦有很多差异。不过当把这些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抽离开来并选择其共同点，也许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谈论的中国模式。读了冯兴元先生关于《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的讲座，我深感受益匪浅。冯先生从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演变入手，谈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谈到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冯先生看来，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其次，在后来专家的点评中，又简要的提到了中国模式。这篇文章，从历史和地理入手谈文化，而后又总结发展模式是很新颖的，但是冯先生在谈论历史和地理对文化的影响上，略显得有些大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北京大学李孝聪先生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我觉得这本书谈论历史和地理问题比较深入，以我浅薄的知识认为还是可以作为借鉴，然后可以更好的分析和总结地理文化现象。

关于冯先生的讲座，我也不免有些疑惑，现在讲中国模式，甚至抽出亚区域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或岭南模式。在界定这些模式的时候是基于经济模式本身的，用经济作为衡量文化的标准是否有意义？其次，我觉得虽然说地域的文化和其历史，地理有着很深刻的关系。但是历史和地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变化的频率和尺度也是不同的。所以讲座中提到集权文化对东北的影响，可能也是近50年的事情。其实，我不是想要尽然的批判，我同意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审视文化，再由文化出发，讨论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样做很危险的一点是，单单由文化决定了所谓的经济模式，其实还有体制，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文化的一个子集,还有需要关注的是,外界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干扰一个地域的经济模式。

关于叶适：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他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时期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记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http://baike.baidu.com/view/118396.htm）

博注：五月份拜谒了水心先生的墓，水心先生的墓位于温州市闹市的龙山公园半山腰上。不过还是感佩温州人的“事功精神”，这里已俨然一个面摊和中老年活动中心了。如图（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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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带了《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的全文

盛洪：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13次双周学术论坛，非常高兴冯兴元教授来到这里。兴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德国法兰克福财经大学中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员。兴元以学德文起步，后来进入到经济学、法学领域，颇有成就。这些年来，他一直主持翻译一套丛书，是有关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做了很多理论建设，自己又从事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兴元对制度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有比较深的理解，现在又对中国的现实有很多了解，因为做了很多田野工作、实地调查。兴元今天的题目也很有意思，叫“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因为现在一提到中国文化就很笼统，这个概念太大了。而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有一种主流文化，像儒家的、道家的；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多元化，各个不同的地区、省、市、县、村，都保留着自己的文化。村可以是家族或者部落发展起来的，它们甚至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图腾崇拜，各个村的图腾是不一样的，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了60年代。所以说中国地方文化是非常强的，兴元这个题目“地方文化”非常好。还有“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说明地区的发展同样是多元化的，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必然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文化资源，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所以这个题目很好。下面有请兴元做这个演讲。

冯兴元：

感谢盛老师、感谢秋风老师、感谢诸位，这个题目是我三个礼拜前在广东做的一个报告，最近又稍微加了一点。总体上，我主要讲：第一，用一些事实数据很简单地展示一下为什么文化可能是重要的；第二，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是主体，就是我们全国各地的亚文化和经济演化，包括一些经济发展范式的、模式的演化；第四，就是文化的问题与展望

这是图我的德国导师何梦笔教授（Carsten Herrmann-Pillath）提供的，是1998年的人均GDP。可以看到，所有乌红的地方，就是人均GDP最高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城市。然后就是个别的，比如大庆。除了资源性的城市，其他全部是沿海地区。这意味着沿海可能对外交流比较多，区位条件比较好，它的区位又和一些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关。那么，在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像大庆或者是新疆的油田这些地方，由于国家控制资源，可能形成集权文化。集权文化形成的时候，同时会有一种依附文化。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人习惯于依附，所以其他方面发展不了。我们回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他讲欧洲和美国的平等化不可避免，我国的集权文化也一样，所以从长远看集权文化迟早也会被打破。全世界完成宪政化的只有25个国家。平等化不可避免。集权文化即使有的话，是否能够长期持续？对此我们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些乌红色的地方这么风光，我们要考虑是区位因素，是资源因素，是人的因素，是人杰地灵的因素，是技术性的因素，还是制度、文化上的因素？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一直在做各个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企业资本自由就是企业持有资本的自由、利用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包括国际流动和区域之间的流动。可以看到，人均GDP高的省份，资本自由度也很高，内地的省份，人均GDP比较低，资本自由度最低，这样的一种关联，值得关注。背后有无文化的关联，如果有的话，如何关联，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

现在转向有关文化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等等。后面将会提到伯恩斯（Burns）对文化的定义，那是我主要采用的定义。文化是指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以相同的方式阐述他们的经验，并依据共同约定的规范行动，它是自我永续的、多层次的、不易改变的。文化最深的层次是对事件的看法，和世界观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学者提到过文化有五个维度，就是文化“五域”，涉及到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说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刘业进教授可能相信“性恶论”，也有些人可能假定人性是善的，这就是对人的本质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时空的看法，有些人说时空是有限的，有些人说是无限的。在经济发展当中，经济发展要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各方面的投入，有企业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转换成产品，推进区域产出的增长，那么所有这些环节，政府的政策、法律、还有非正式制度都要产生作用，文化在这里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一种。

讲到文化的演化，我们就要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那么文化的演化有哪些过程呢？其中包括文化的发生、文化的传递、文化的改造、文化的选择淘汰、文化的再生再续。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也讲到过文化的演化，他说：“文明是演化的产物，并且始终处于演化之中。在演化中生产的自发秩序或扩展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理性的设计。在演化中积累在习俗和传统中的知识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发展和竞争。”文化本身也是演化之后产生的一种自发秩序，那么文化的演化是一种群体选择。如果从系统论角度看的话，中国或一个地区都是一个系统，存在着守旧的文化因素，也存在着新的文化因素。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大图景下，正统的意识形态就属于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当然也有些新的文化因素，所以既有守旧的因素，也有维新的因素。系统外部也会对系统本身会产生影响，比如战争、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还有文化之间的同化和扩散。

那么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怎么来看文化呢？一个地区可能有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刚才说到的正统，我这里讲的一些文化类型之间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还有一些是交叉的，有儒家思想、有大传统、有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官方的，小传统就是草根的。中国传统一直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比如说儒家的基本上就属于大传统，对君子有要求，就是不要去经商，但儒家也不排斥商业行为。而中国的小传统不是一种，而是几种，比如一种小传统是较为守旧的，一些地方的人只想守住乡土这片土地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对商业发展很有利的小传统。一个地区内还有地方亚文化、群体亚文化、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现在回到伯恩斯说的文化概念，这是我的出发点。伯恩斯今年出了一本新书，讲的是社会结构化理论。他说，群体文化是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一种文化包括指定规则的意义，并使它看起来是可解释的；文化可被看做一套规则，并且每一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是由知道和使用它的人群的数量来决定的。这个很关键，意思就是文化是活的，知道它、相信它、用它，然后这个活动就出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这就是文化是活的。比如说尊老爱幼，这是中国的礼教，很多人知道、使用、实践这个规则，然后这么多人使用就形成了一种频率，就是我们经济学常说的频度，所以说原来是个体的行为，有了频度之后就形成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死的，是由频度决定的。频度虚构了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恰恰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文化变迁是一种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的变化，文化差异是指人群中规则频率的不同；亚文化是亚群体的文化，文化差异的程度取决于亚群体和主群体之间规则频率的差异。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使用各种规则的人数不一样，表现出来的规则取向行为的频率不一样，频率高的地方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这种亚文化，频率低的地方没有这种亚文化。

说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凡勃伦提到累积因果关系。温州很偏僻，靠海，到杭州是没有路的，所以可能就形成一种文化，就是要经商，要开辟海路到海外去交往，于是就形成了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反过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本地经济发展之后反过来又促进重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累积因果关系。但是各个地方都不存在着绝对的文化决定论，就是说文化因素对经济有作用，但不是唯一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因素。

那么文化到底是集权现象还是分权现象？换句话说，文化是分散现象还是集中现象？国外有句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而文化也是这样的，基本上所有文化都是地方的。

亨廷顿讲过“文明冲突论”，我们就提出来“文化冲突论”是不是存在？相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是否存在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文化之间存在势差吗？文化竞争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文化冲突？地方文化是否均有特质性？频率的衡量尺度很重要，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但是有些因素作为规则反映在人的行为上的频率不高，即使存在这个因素，它不构成文化。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的框架相似。

现在开始主体部分的解读——中国的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我国存在多种地方文化（亚文化），某个地域还可能有很多文化，比如大传统、小传统、儒教文化、各种亚文化、外来文化等等。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有着不同的较为开放型亚文化，还有一些地方有较为封闭的孤岛文化、山地文化、盆地文化。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亚文化的形成均受其要素禀赋、自然区位环境、历史环境、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和政策制度环境的影响。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亚文化反过来对两地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辖区开放的地区存在许多竞争，那么文化落后地区可通过区际制度学习、模仿和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文化变迁。如果是比较开放的沿海地区，那么这些对地方文化实现变迁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要让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话，往往要改变它们的文化和观念，这个时候扶贫意味着什么？扶贫就意味着文化破坏，往往先破坏了文化，才能达到扶贫的功效。所以很多人本着高尚的目的去扶贫就是去摧毁他们的文化。

我们看一下各地的地方文化的特点和地形、区位的关系。温州是海洋文化，广东也是海洋文化，苏南是水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的还有孤岛文化、高山文化、盆地文化等。孔子曾经说过：“近山则诚，近水则灵。”孔子讲的意思就是水的本质使人个性更加灵巧、变通，山性使人诚实。水势使人和，使大家能够走在一起，能够汇聚在一起；而山势使人分割。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说当地的人形成了水文化、山文化确实和地理环境有一些关系。

像温州的文化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事功学派（永嘉学派），水文化，它体现了一种海洋文化、重商文化，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认同，强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而且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越”对于皇权专治文化具有反抗思想。“越”有很多种，我们古代有“百越”之称，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浙江有大越、于越和瓯越。

温州可以说要地没地，要山倒是有一大片荒山，然后就是海，一般每年台风来要么就是在福建登陆，要么就是在温州的苍南登陆，人多地少，加上自然资源稀缺，又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国家基本没有投资），温州人为了生存，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到外地去寻找生存空间。在寻找生活空间的时候，一个要重商，一个要寻找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动温州人经营，我们把它叫做流动的“网络”。温州人对投资的“冲动”从这个脉络也可以理解。

永嘉学派也叫“事功学派”，是南宋的一个儒家学派，认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这个观点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一致性，就是说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无意之中达到了社会利益的提高。它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精神，比如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孟子的一些想法也有相似性，孟子提过“通功易事”，强调一种交换秩序，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通商惠工”基本上也是与之一致的观点。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并希望能减轻捐税，发展商业。

苏南的文化是内河文化，也是水文化。新望总结了古代的“吴”人的四个特点：勤劳、精巧、阴柔、秩序。总结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新望的解释就是苏州、常州那些地方是长江大金三角里的小金三角，是“鱼米之乡”，工商业发展也很好，所以政府对征税控制就严。传统上就是灌输一种集权文化，也就形成一种依附文化–这点是我自己加上的。但基本上就是集权，然后重税，然后国家控制严格，形成的人就比较讲究秩序，比较阴柔和顺从。

珠江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或者珠江文化，它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中原的、有本地的，我们把广东的文化就归结八个字，就是“多元、兼容、开放、重商”。这也和地理位置有有关系的，包括流放，古代经常把犯罪的流放到广西、广东、越南等地，他们有冒险性、自主性、平等观。越往南方对于皇权权利专治文化的认可度越低，古代惩罚不同政见者都流放到那一边，包括以前战乱的时候，皇帝带着他的妃子、大臣都逃到广西、广东那边。

现在开始讲一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是怎么定义的，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以后怎么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注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讲的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刚才盛老师讲到“制度多样性”，发展模式也是多样性，有些地方没有发展模式，比如温州人自己就说我们没有模式。“温州模式”一般定义为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的定义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地方发展模式，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珠江模式”主要是指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些模式到底是怎么演化的。

像温州这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就很少，人均土地也很少，本身有一个经商的传统在，所以，当政府控制弱一点的时候，它的文化优势就出现了。比如偷偷摸摸地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最早制定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暂行条例。当改革开放之初允许搞一点点企业的时候，就是双轨制，国有企业不动，允许发展集体经济。国有企业有很多指标完不成的时候就可以卖出去，这样就形成了计划价和调剂价的价格双轨制。在这种政策条件下，温州人就搞了很多“假集体”，然后当有一定空间的时候，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所以可以看到，温州“假集体”最厉害的就是股份合作制，是几个大户弄成的，实际上还是私人控制。后来我们国家让各地都学习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只是学了皮毛，而核心没有学到，核心是要学会借助这样一个框架搞私营经济，而其他地方只是把它当做集体经济来搞来推行，实际上就是买椟还珠。

苏南正好反过来了，改革开放之前，社队企业就有着一定的规模，和上海、南京的交通也比较好。价格双轨制推行的时候苏南利用这个空间发展了很多乡镇集体企业，同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从上海请“周末工程师”来指导生产，所以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也叫“缝隙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生产的是标准化的大众产品，但是大众生产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偏好，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当时有“半壁江山”之称。但是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国家也看到了其中的益处，促进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了，就可以看到差距很明显，所以在竞争当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份纷纷败北。接下来就是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有两轮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是91、92年，一个是97年开始的，两轮后真正的乡镇企业就少了，很多都变成了股份改造。股份化，就是政府的企业变成了政府的股份了。还有很多小的企业本来运作很好的，但统一搞民营化也大量地卖掉了。广东那边是外向型经济，有一部分依赖于民营企业，有一部分依赖于国有的，但是到后来也是进行了转型。这样的话，两轮转化的结果就是各地的发展模式反而趋同化了，就是朝着“浙江模式”转化了，其实“浙江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涉及到浙江整体上都有这个特点，所以把它定义为“浙江模式”，就是更新的、扩展的“温州模式”，实际上就是“温州模式”。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省政府推行民营化呢？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的政府把民营化变成了一种制度竞争的工具了，如果民营化晚的话就给人一种制度不开放、太保守的感觉。另一个因素就是示范效应，民营企业发展好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快，集体企业负担重、负担多，如果出现亏损了，就要找政府，或者乡镇、村，反而不如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然后收税就可以了，这样更加有效果。

像山西文化，我的总结就是，它存在多种文化交融，其中包括山区文化，山区或者“盆地”的封闭意识比较强，还有警惕性、封闭性、保护性强。这种文化观念，结合以某个集权文化的领导班子，就会驱逐浙江“煤老板”，或者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在资源集中型城市或者重工业城市，如果资源受中央集权的控制，重工业受国有企业控制，那么就可能出现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这两者文化常常出现在一起。集权文化的特点就是封闭性、强势性、保护性、特权性、官僚性、非市场性、反人性。依附文化的特点是依附性/低独立性、低发展性、人格不完整性、惰性、固步自封性。现在各地之间制度学习，包括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制度的创新、学习、模仿和竞争都是非常厉害的。

除了刚才讲到的个人的因素之外，还要看到市民社会的因素。现在五大商帮发展得很厉害，比如山东的商帮，苏南的商帮，浙江的商帮，闽南商帮，广东商帮。我2005年的时候作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私人部门发展专家在重庆、四川、内蒙调查过55个商会，每个地方都有浙江商会和福建商会，这些商会都是搞得最好的。它们对成员的服务非常好，真正有效率的商会提供的不仅仅是服务，而是产品，是我需求了，我出价了，你给我提供了产品。商会借助基本的会费只提供基本的会员服务，其中包括维权。会员遇到困难时，商会还要出面维权，这里也可能按照规则收取一些专项费用。维权是最重要的。温州的打火机协会是个内生的商会，内部制定行业标准，比如产权保护，如果我发明了一个新的外观设计，那么半年内是不能模仿的。

还有政府因素。刚才讲到，浙江或者广东那边是不是和英国的古典模式“大社会，小传统”相似？但我们看到浙江的政府也很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相对概念，就是浙江的政府强，但浙江的市民更强，但其他地方往往是市民更弱，政府更强。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浙江的政府更像一个“有限政府”，但它还不是一个“有限政府”。所以，总体上说各地都需要作出努力，走向有限政府、法治、公民社会和市场自治，为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形成和存续提供授能环境；促进辖区间制度竞争，包括文化竞争。各地公民要自主选择对其文化的保护，自己选择我们的文化如何发展、如何培育，是否要拒斥外来文化。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强势地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可能是个下策，还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主的选择。
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兴元。我听了之后才觉得我刚开始侧重的理解有点问题，我刚才侧重理解的是文化形式。你刚才讲的是文化原则，文化原则影响到了地方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分析思路，这个分析思路就是以经济发展反过来评价文化。但是我也注意到兴元是很谨慎的，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展来评价文化，因为文化的内涵超越了经济发展，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所以感谢兴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述，而且这个话题大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今天有三个评议人，一个是新望，他是经济观察报研究院的院长；一个是秋风，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还有刘业进博士，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新望：
讲到伯恩斯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很受启发。文化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由于在一个人群中使用、接受和行为的频率比较高就形成了文化，就是高频率的规则形成文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个前提，很有必要。我自己十多年前在苏南的研究乡镇企业、农村工业、苏南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就注意到当地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苏南模式的批评文章，在江苏受到比较大的反弹。后来我又围绕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从文化等其他方面分析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水文化批判》，当时冯兴元联系到我，说读我的那篇文章像喝了一口烈酒一样，所以我和兴元对文化的感受和最初关注文化的角度差不多，就有很多共同语言。没想到他十多年后还在关注这个问题，我很感动。

我觉得文化与经济的这个角度非常重要，而且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大。咱们的国家是个大国，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后，就会发生很多不同的经济现象。在一个国家里面有这么丰富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小的国家不会有这样一种学问，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我去台湾，台湾学者对我们的区域经济学，由区域谈文化、由文化谈区域的时候，非常着迷，因为小地方不会产生这样的学问。对于一个大国，在分析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由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各种问题很有意思。尤其是观察地方经济社会变迁的路径、发展模式的时候涉及到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觉得，从认识逻辑上讲，关注文化问题可能和我们经济学研究从关注制度开始。从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看到制度生成文化。我记得很多制度经济学，包括盛老师、林毅夫的书，我记得其中特别强调制度会产生文化。那么在强调制度的时候，大家看到文化，从文化在上升一下，实际上是历史、地理。

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文化来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是《经济观察报》的执行总编仲伟志，他辞职出来办了一个《国家商业地理文化读本》，实际上就是刚才兴元讲的整个这一套东西，他把它变得市场化。这个杂志刚办，但是很受到一些大的公司的认可，有很好的航空公司找他，还有一些投行要找一些地方投资。这本杂志很有意思，很有可读性，而且也有人给他投资，地方政府也愿意为他投资。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有一个做区域发展战略策划的，叫王志刚。王志刚工作室很多忽悠地方政府的东西都是拿这个的。但是他弄得是比较浅层次的，不像冯兴元这个还有一个定义，但是说明这个的应用很广泛，他也拿到很多单子，挣到很多钱。

这几年有一些地方性的事件，引起了全国关注，有的人也慢慢从地方文化、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解释，我觉得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所以兴元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要提出来。看看兴元能不能在今后，或者在更高一个层面上关注文化的问题。

一个是能够用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当今一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92年提出来到现在，我们已经搞了一段，现在是完善。但是我们在很多关键的领域进展很慢，那么有一些我觉得和文化历史的原因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私权观念很难确立，《物权法》虽然有，但是形同虚设。前两天我看《新京报》上一篇评论，一个地方官员讲“我只知道开篇条例，我不知道物权法。”包括宪政这种概念，也很难扎下根来，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东西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更现实的一个层面、更宏观的一个层面上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讲法制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当然，冯兴元也提到了，也要注意泛文化的解释，最后上升到“文化决定论”。所以文化解释社会和经济要有一个限度，怎么在终极意义上理解文化，文化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刚才盛洪也讲到了，可能文化还更高于经济，或者在什么层面上来看待它们的关系。把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不要搞得太激进、太简单。

我觉得文化，我们大国用文化来观察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可能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建国后我们行政区划的设置。行政区划的隔离、分割的功能非常强大，那么这种行政力量的介入形成的文化和历史上形成的还不太一样，但是它和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文化往往还有强化作用。所以我们在观察区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新中国后行政区划的因素。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文化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就是文化的建设，包括现在是最近我看最近说了很多文化体制的改革。那么文化能不能建设？怎么建设？现在奥运会之后我们还提出了一个“软实力”，那么“软实力”是什么？怎么建设？可能别人听了很误解。我们花了很多钱搞孔子学院，听说在国外很多华侨都用“孔子学院”来洗钱的，挂一个牌子，然后来国内领10万美金。怎么在国际上处理中国的“软实力”？我们的奥运会，包括我们出现的大事件，比如7•5事件，要付给国际上的公关公司非常大的一笔钱。据说，在国际上为了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扭转成“中国创造”，有关部门在花几亿美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中国创造”的广告牌。就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包括软实力的建设、国家形象的建设，兴元是经济学者，我觉得完全可以来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有两个事情，一个是马英九去年提出来的“中华文化”，而且他讲到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包括全世界会进行各种角度的不同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马英九有过一个说法“武统不如文统”，就是要文化先统一。那么文化怎么统一呢？所以就提出一个“中华文化”的概念。如果到台湾去，就会感觉到中华文化确实是存在的。台湾把我们传统文化一些好的方面保留下来了，同时把西方文化一些好的方面也吸收进去了。而内地好像恰恰相反，所以到90年代我们一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发现道德上出问题了，发现假冒伪劣，问题很严重，就是搞成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去年的时候我和台湾人就讲很想搞一个两岸的文化对话，结果前一段我看《南方周末》在北大搞了一个叫“中国梦”的农民论坛，和易中天有一个对话，实际上我之前的设想是比他们这个还宏大。我还和易中天说过，我想把易中天、龙应台请来讨论一下。我就是想说我们两岸三地一起努力建设一个中华文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是研究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我觉得兴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莫名其妙地出现，而且主要是国外一些人，写《江泽民传》的人。我们关注文化的时候就是最初讲模式的时候，那么“中国模式”的文化支撑是什么？前几年讲中国崛起，现在也确实崛起了，是第二位的GDP的总量，超过日本，那么中国崛起后“中国模式”拿到世人面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既然讲中国模式，它肯定有文化上的支持、文化上的含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揭露这个东西。我觉得兴元应该把文化的问题持续关注下去，而且应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更广泛的层面上把文化和经济的问题搞得更风生水起。谢谢冯兴元的报告。

秋风：
刚才兴元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在讨论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应该注意一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少可以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某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地方是不是要发展经济。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最近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时候通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拿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比的时候，都是对比GDP总量，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把GDP当做生活最重要的目标。这样的对比，其实有点滑稽。一个地方的文化决定这个地方的人的价值观，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中国的文化，尤其是经过60年物质主义哲学的不断冲击之后，人们通常不自觉的就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生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以，经济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我们很容易就把经济当成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把财富当成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会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会这么想。

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念会导致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偏差。比如，我今天早上看到郭宇宽的一篇文章讲讨论印度文化。他对印度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他在印度呆过一段时间，因此我觉得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在印度这个国家，他不认为挣钱、发财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观察人们的选择、评估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表现，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有一些亲身的感受。我老家是陕西，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就在议论说，安徽的女孩子都去当保姆了，我们关中的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当保姆呢？这样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啊。这样的评论背后有一种文化霸权，有人试图把一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替那些人做出一个决定。他们认为自己锁在的这种文化就是一个好的文化。它其实是强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把铁路修到西藏，其实也面临同样的责难。我们认为这个铁路可以让西藏的经济发展，GDP一下增加很多倍。问题是，经济在西藏人民的价值观中，究竟是居于什么位置，有那么重要吗？所以这是一需要研究者注意的大问题，尤其是研究地方文化、地方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容易把经济提到一个很高的层面，我觉得这个是要小心的一点。

文化和地方经济模式间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才是，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确实认为经济很重要，而其文化是如何让它的经济发展的，如何影响它的经济模式。回到兴元提的三个模式，仔细地观察一下很有意思，它们都位于我们一般所指的南方。这里面涉及一个通常被人们忽略的，或者说人们故意不承认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其实儒家文化是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在地理上、空间上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决定的，因为中国所处的位置，北方的野蛮人一次又一次地向南冲击，这就导致原来的华夏文明中心区的人口一次又一次地向南迁移。这就导致北方人基本上是野蛮人的后代，而南方人才能是华夏文明的正宗。这个南方就是指钱塘江以南。像我这个陕西人基本上就是野蛮人的后代，像河北更是这样，包括山东人，那东北人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北方文化都是劣质化了的中国文化，当然你不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华夏文化的基因，因为当野蛮人建立了政权之后，通常还要有一个儒家化的过程，他要接受中国的文化，但毕竟，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很纯正了，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叠加就使它越来越不纯正，离华夏正统文化越来越远。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北方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当权力控制减弱的时候，南方社会很快就反弹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刚刚讲到的非正式网络，其实就是由儒家传统遗留下来的。在我看来，经济的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组织化程度，因为，商业的发展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组织。单个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再强，也不足以支持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而是需要一个合作型网络。就是说，一个企业家可以用一个最低的成本，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编制一个组织网络，然后依托这个组织网络来进行金融活动、商业合作、远程贸易、进行作坊、建立企业等等。这才是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假定你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话。而儒家文化实际上为社会建设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个模式的对比研究，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讨论，儒家文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最后一点，你讲到了前景的问题，但没有展开，我觉得倒是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究竟三个模式背后的儒家文化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我们在美国、欧洲观察到的那种现代市场制度，还有公民社会等等。比如说在潮汕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到，经济是非常繁荣的。 当然，这种繁荣和当地的儒家的这种社会网络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过，这个地方也很容易出现黄光裕这种人，这似乎说明，儒家的社会性组织存在某些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它有一定的封闭性。换句话说，它的公共性是比较弱的。就像秦晖老师所讲的，他其实更关注小共同体的这种利益最大化 ，而缺乏一种公益的精神。他更多的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小共同体的成员，而没有意识到他是更大范围内的公民的身份，这就导致在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官商勾结。

其实在这几个模式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包括温州模式也都有。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政府的权力太强了，使得他们被迫趋向于勾结官府，但有时候不完全是这样的。像黄光裕的官商勾结，有很多时候都不是被迫的，而是他自己非常积极，在中间乐此不疲。在潮汕，很多都是这种官商勾结的模式。这种行为在当地可以得到很大的荣耀，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能人。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有没有自我提升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想法是很荒唐的，他们要全盘改造中国文化。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一种文化确实有自我转换、自我调适的可能性。那么这种转换和调适可以在什么时候能够进行，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推动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刘业进：

其实刚才听了兴元的发言，很受启发。新望和秋风老师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文化与经济，我知道盛洪老师也是这样的，他们都有文化方面的专著。我仅仅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比较过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涉及过这个主题，研究还很浅。应该说我今天更多的是受启发。我首先想讲讲文化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在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层面上。美国的、中国的、全世界的文化都是一个维度，就是在把人和动物区分开的这个角度讲“文化”的时候，文化和文化演化是一个区别于动物世界的大概念，比如我们有语言、习俗、制度。第二个文化层次是接近但大于民族国家范围大小的文化范畴，比如中华文化、欧洲文化，而这个文化又是一个大的文化集合，打开里面，里面又包含了许多多样性子集，兴元今天讲的其实是第三个层次的文化：第二文化范畴下的一个文化子集。我是这么区分文化的三个层次。可以说，兴元今天讲的潮汕文化、温州文化、苏南文化是中国文化下面一些有特色的子文化。

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经济学都很难把它放在一个恰当的框架下分析，很少有经济学去碰这个主题，因为它难以证伪。我们感觉到文化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它对经济很有影响。比如说我刘业进人家一看就是南方人，因为你的处事行为方式不像一个北方人的样子。再比如说我们的方言，我现在讲话就带着南方口音，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的形态。显然，各种不同的文化子集是存在的，不能因为经济学家难以分析、难以处理就说它是虚构的东西。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也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说文化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我看到的是文化的“关于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维度。在一定的文化形态中，人群中有一种共识，我们不做什么和我们积极地去做什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文化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我们不做什么、我们敬仰什么，我们敬仰传统和惯例。当有政权干涉到我们的生活时，我们都有强大的力量去抵抗它，比如说改革开放一旦退缩的话，一些东西马上死灰复燃，所以温州人的商业积极性就恢复得很快。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化是一种抵制外面干涉的力量，恢复它原有的一种自发秩序的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合作网络提供了一种合法化支持，抵制国家的政权等外在力量的恣意干涉。文化在这方面有积极作为。比如说温州、潮汕等沿海地区，这种力量很大；而北方这种抵制的文化基因不够强烈。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一个维度，它是一种抵制干涉的力量，具有保护（商业传统）的作用。

我再讲讲文化演化的问题。其实我们说的文化建设、发展文化都是自相矛盾的，包括刚才新望老师提醒我的，我们搞西部大开发，这是自相矛盾，是没有深刻反思的一些概念制造。在我的心目中，通往西藏的铁路就是强奸那里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工具。文化要演化无目的，文化演化是一种秩序状态，“存在是一种过程”，如果停下来，秩序就停滞了。文化演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多样性，多样性是自然的基本属性，也是人类自身的基本属性。任何演化的东西都以多样性创生机制为前提。多样性具有绝对价值，如果我们实施某一政策导致多样性的减少，或者说导致了多样性创生机制的抑制，那么这个政策就可以判断为是错误的。用证伪方法来判断，我们不能说哪个政策是好的，哪个政策是可以达到美好幸福的，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哪一个政策是肯定不行的，错误的。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就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国家现在弥漫着种种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比如文化下乡就是消灭文化，摧毁文化，其实乡村是文化的故乡。文化下乡的前提假设是乡下没有文化，文化低级。事实恰恰是，保持文化的就是乡村。文化演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多样性创生机制的存在，那么我们的政策时时刻刻对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摧毁和打击要保持警醒，无论持有何种名义（如帮助、扶贫、文化下乡）。

文化演化的第二个关键概念是差异化生存。举例来说，大家都学英语考六级，就个体层次而言，就是我们想出国，但我们从一个宏观的统计层次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文化在入侵，是英语侵入到中国和其他语言中来，至于这个侵入的结果，我们无从考察、预测和进行道德判断。这是一种文化演化现象。只要有一个基于多样性的差异化生存在，它就是好的，但是如果说英语语言的侵入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那也许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差异化生存是文化演化的一个可观察的方面。没有差异化生存，就没有演化。差异化生存就存在着所谓的“选择”，“选择”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个体层面的选择，第二个是群体层面的选择。有个悖论，文化演化是群体选择，就是大家都按照某种规则生活，这种群体就繁盛了，这个规则就战胜了放弃的规则，规则以这种无意识的方式来得到选择。不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那个好规则，是我们信奉那个规则的人多了，于是这个群体繁荣了，那个规则就胜利了。采用的人少的规则，就失败了。文化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繁荣和萧条间演化的，不是我们个体说这个文化好我们就采用它，那个文化不好我们就放弃它，它的结果是我们无意识的产物。

文化演化还有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它的复制机制。文化复制带着变异和突变。如果说文化过了一两代人就记不住了，那么文化就不可能演化。文化必须有保存和传承才谈得上演化。其实大量的文化是可以复制的，几千年来都流传着各种忘记不了的图腾、禁忌，历史上只是由于过于强势的国家政权干涉以后，它才消失的。看来文化这种复制的能力是超越政权的，超越国家的。

刚才新望老师提到文化发展需不需要“产业化”，“文化建设”这些提法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我认为显然是有问题的。其实我刚才说过了，文化演化不是系统中某一个个体或某一个机构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有意识选择（最优的语言、习惯、禁忌、规范）的结果。因此，我们讲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这些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那么，难道我们在文化方面一点都不做？也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解除抑制，让无数个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个体有充分自由从事文化创造。文化整体上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它自然就呈现无限多样性，只要解除对它的抑制，它就会繁荣。所以文化建设的关键词就是解除抑制，那么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解除抑制的改革。

我再接着新望老师刚才提到的马英九说的“武统不如文统”。中华文化其实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台湾、香港，也存在于大陆，其实统不统都不重要，只要解除抑制以后，它就会繁荣。那么有没有一个基于中华文化的中国模式呢？可能有，但它不在大陆，而在台湾，这种模式把西方一些优良文化传统吸收过来，同时又很好地保存和结合了中华文化传统，或许是因为这种文化杂交优势，所以在台湾这个地方产生了经济奇迹。

我还想到文化和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说文化是一个包含了制度的大概念，制度在文化里面。确实，相对于生物演化，从另外一个文化演化概念来讲的话，文化确实包含了语言、货币、道德和制度。但是，我们在讲中华文化的时候，这个文化和制度是一个交集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制度通行于中华文化，也通行于西方文化。相对于生物演化的文化演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兴元今天讲的温州文化、潮汕文化，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制度与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可能是一个交的关系；内在子集关系；或者完全独立的关系。

其实，我讲到文化是一个抵制干涉的力量，它可以久远地在数代人中复制，同时，它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为分工和合作网络或者交易网络提供了合法化支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化并不总是都是“好”的，它有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消极意义。就是刚才好几位老师都说到，比如说儒家文化在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方面能够主动地与官方勾结，反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文化里面也有一些有限定、有合作体系建设等消极层面上的东西，显然不能做一个简单化的理解。就像新望老师说的，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对文明的作用，都不能做一个简单化的理解。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评价，其实我个人对文化的理解显然没有在座的各位这么深刻，我仅仅是在一个区别于动物的角度上来理解文化。

盛洪：

刘业进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比如文化是抵制干涉的力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整合的力量。

新望：

关于秋风老师的话，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刚才前面讲的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他的论证我不大信服；第二个就是北方文化是比较野蛮的文化，南方的文化是比较好的文化。

盛洪：

这不是秋风说的，其实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有一个学者，雷海宗说北方游牧民族往南方打，留下的都是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就跑到南方去了。

新望：

这个我是不大同意。北方文化是王权文化、大一统文化，历来的集权政府在北方是比较强大的。现在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北京的行政力量最强大，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起的作用，北京是老大，下一个就是山东，山东也是一个强政府，往江苏政府力量稍微弱一点。江苏虽然政府力量比浙江要强大，但比起山东还是要弱一点。越往浙江那边，政府力量越弱，就是王权、一统这样一个集权的比较重，到了南方也不见得没有，就像秦晖讲的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它是小群体，像华西村解放后就变成了村支书经济，是小一统，也是个集权的东西，只不过大部分南方地区有小共同体。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背后是吴文化，温州模式背后是永嘉文化，珠三角模式背后是岭南文化。吴文化实际上并不是南方文化，它是北方的文化移植过去的，首先是周太王的一个儿子叫泰伯跑到那去建立了政权，然后山东孔子的一个弟子跑到了无锡，形成了孔子文化的一支，其实吴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一支。实际上在长三角一带，吴是中华文化的正宗。在长三角，反而“越”是个贬义词，“越”就相当于咱们的“夷”一样。“夷”是少数的意思，是野蛮的意思。就是吴越争霸中的越在绍兴一带，跨过长江就是越人。每隔一道江，吴越的意思就有一次变化。在南方有很多江，每个江的地方的人都把江北面的人叫江北人，江南的人叫江南人。越往南的地方越“越”、越野蛮、越少数、越离心离德，和我们不一样。他们那吴越，然后是瓯越，瓯越之后是闽越，闽越之后是南岳，南岳是广州，越南就是更南的地方了，广西那边是百越。所以说北方和南方不是那么简单的，到了珠三角那个地方岭南的越，就是南越，实际上也是非常离心离德的。岭南文化和永嘉文化、吴文化不一样，吴文化是儒家的，比较讲正统、正宗、统一、秩序、等级，永嘉文化讲个性解放，讲新民的东西，岭南文化基本上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为主的文化，那时候太平天国的拜上帝，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把西方的东西引进去。所以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秋风：

确实，如果从比较久远的时代讲起的话，南方当然主要是野蛮文化。但我已经讲过，这些地方的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原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家族大量移民到这个地方，魏晋南北朝、唐末，宋元之间，出现了几次移民浪潮，这几次大移民对越、闽、粤这些地方的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这个改造绝对是根本性的。事实上，如果你到潮汕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它的建筑风格会有某种唐代的建筑风格。这个你在北方根本就看不到了，因为北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的变化。南方北方经历了完全相反的过程：北方是夷狄化，南方却是华夏化，前者越来越野蛮，后者越来越文明。所以，北方才是一个现代的地方，而南方其实是更古老的地方。那么，我们反过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南方保存了比较正统的中国文化，而北方其实保存得比较少。吴文化同样经历了很大变化，你讲的泰伯其实是第一次华夏化，后来东晋偏安这一带，王家、谢家又带来华夏文明，这些都会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这些人被压迫又往南跑了，然后从北方又来了一拨人。总的来说，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大趋势是，包括潮汕、永嘉的文化，其精神气质与北方确实不一样。

赵农：

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记忆当中，中国一旦受到外部侵略，先想到的是我们的经济不行，然后是政治不行，再研究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行。那么文化不行就没了，什么是文化，不知道。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重新反复，体制不行，最后到文化不行。所以说文化确实比较难。

我也不是想说中国传统的文化现在已经跑到了南方，北方全是野蛮，中国大同小异。从解放战争来看，最对共产党顽强抵抗的，一个是太原，一个是安阳。当时武汉都解放了，安阳打不下来，就是那帮民团。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总的来讲，大同小异。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确实和政治、经济联系在一块。现在再找中国那种纯粹的古的文化，我感觉没了，因为不可证明我们哪个地方还是原来的文化。解放战争时期对华北的土地的均分，就像梳子一样，来回梳了好几遍，产权意识就淡了。

盛洪：

我再讲两句。首先还是先感谢兴元的演讲，不过还是有一个担心，你的主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反过来评价文化，这个确实是会有某些危险，危险就是会对文化的评价过于狭窄，就是看你是不是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文化的功用要比促进经济发展宽得多，文化除了促进生产和发展经济以外，还包括财富的分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东西不直接表现在经济上，但是会对一个社会的效率、福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我看来，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促进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经济发展也体现在任何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是不能用GDP来衡量的，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有时候往往会简单地用狭窄的GDP来衡量，就会导致很多判断错误。刚才兴元讲了，新望和秋风也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经济学讲的所谓的效用或者财富其实是主观的，主观就是自己判断的，而所谓的帮助别人去发展和刚才兴元讲到的破坏文化去发展，其实包含了一个外部的人并没有知道人内心的想法，他认为他能够替别人去决定，这个思维就是计划经济。

—— 图中是潘家村改造进行时的情景。据悉2010年西安市有99个城中村被列入改造名单。在拆迁改造的同时，西安新政“十六条”计划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共配建廉租房150万平方米，解决30000户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而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租房，到今年年底将有200套交付使用。对于外来务工的家庭，这200套租房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我只能怀着美好的祝愿，希望这个可爱的姑娘和她的家庭尽快安顿下来。

2000年10月８日 ，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境界高超，观点鲜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炼，警句迭出，振聋发聩，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黄健翔评注：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名言的今日解读。）
4. 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PS：美国恰好相反。工作能力就是做事能力。）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PS:这一点总结的非常精辟。）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黄健翔评注：自古以来，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关系社会、陋规社会，而不是信用社会、商业社会、法规社会。而现有体制下为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找到了生长的土壤。）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评注：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游戏的潜规则。）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奥巴马给女儿的信：梦想不受限制 无事不能成就

总统当选人奥巴马在即将上任之际，写了封感性十足的公开信给2个尚未成年的女儿，为这2年来多半时间没能陪在她们身边致以歉意，并为自己为何选择迈向白宫之路做了番解释。这封信发表在美国大观杂志（Parade Magazine）上，全文翻译如下：

亲爱的玛莉亚和莎夏：
我知道这2年你们俩随我一路竞选都有过不少乐子，野餐、游行、逛州博览会，吃了各种或许我和你妈不该让你们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们俩和你妈的日子，有时候并不惬意。新来的小狗虽然令你们兴奋，却无法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我明白这2年我错过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们说说为何我决定带领我们一家走上这趟旅程。

发掘潜能挑战自我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生活就该绕着我转：我如何在这世上得心应手，成功立业，得到我想要的。后来，你们俩进入了我的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奇、淘气和微笑，总能填满我的心，照亮我的日子。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谱写的伟大计划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我很快便发现，我在你们生命中看到的快乐，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而我也同时体认到，如果我不能确保你们此生能够拥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一切机会，我自己的生命也没多大价值。总而言之，我的女儿，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我要让你们俩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
我要让所有儿童都在能够发掘他们潜能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要能挑战他们，激励他们，并灌输他们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们有机会上大学，那怕他们的父母并不富有。而且，我要他们能找到好的工作：薪酬高还附带健康保险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陪孩子、并且能带着尊严退休的工作。

责任伴随权利而来

我要大家向发现的极限挑战，让你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改善我们生活、使这个行星更干净更安全的新科技和发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际界限挑战，跨越使我们看不到对方长处的种族、地域、性别和宗教藩篱。有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战场或其他危险的地方，然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要确保师出有名，我们尽了全力以和平方式化解与他人的争执，也想尽了一切办法保障男女官兵的安全。我要每个孩子都明白，这些勇敢的美国人在战场上捍卫的福祉是无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伟大特权之际，重责大任也随之而来。
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2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
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竟工作，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交给孩子们的责任，每过一代，美国就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具慈悲心坚持理想

我希望你们俩都愿接下这个工作，看到不对的事要想办法改正，努力帮助别人获得你们有过的机会。这并非只因国家给了我们一家这么多，你们也当有所回馈，虽然你们的确有这个义务，而是因为你们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唯有在把你的马车套在更大的东西上时，你才会明白自己真正的潜能有多大。
这些是我想要让你们得到的东西：在一个梦想不受限制、无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长大，长成具慈悲心、坚持理想，能帮忙打造这样一个世界的女性。我要每个孩子都有和你们一样的机会，去学习、梦想、成长、发展。这就是我带领我们一家展开这趟大冒险的原因。

我深以你俩为荣，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爱你们，在我们准备一同在白宫开始新生活之际，我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的忍耐、沉稳、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爱你们的老爹

全文转载自黄健翔的博文 两封家书

PS: 刘烨斐更新版—— 听名字像越南人，看长相像日本人，看护照是美国人，听口音是台湾人，一张嘴，原来是党的人。

记得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邻居家的台湾亲戚来大陆探亲，爸爸因为我贪恋台湾人给我的糖果，罚站我好久，那是我第一次对台湾感性的认识—— 好吃的糖果以及莫名其妙的罚站。（那个时候，是最早一拨台湾人回乡探亲，大家还笼罩在统战的思维里，也许在当时父亲的眼里，我应该在那个来自对立的“政治实体”的人面前表现的有礼有节一些。）

紧接着，关于台湾，就是淡淡的乡愁 —— 关中乡党于右任的“山之上，有国殇。”， 余光中的“小小的邮票”以及胡适的那株“兰花草”… …

接着，我读了高中，上了大学，我脑子里更多的是台湾的政治乱象，民主选举，两国论，一中一台，黑金政治，江南案，陈水扁贪腐案，马英九 ，也有很多统战的电影《色戒》、《云水谣》、《风声》… …

虽然大家对廖信忠这本《我们台湾这些年》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从一个台湾年青人的视角，描述了台湾从经济起飞开始这几年的状况。我也了解了一些台湾发展的关键时间点，诸如蒋经国及其”十大建设”、美丽岛事件、竹联邦“陈启礼”以及“江南案”、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郭倍宏和黑名单面具、三月学运、康康的《兵变》、台湾的“上海热” 等等（主要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早期）。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了解台湾这几年发展的启蒙教材，特别是很多资料，在大陆不易获及，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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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几段我比较喜欢的部分：

1987年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1989年

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台独”、中共。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台独”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腥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台独”，而是”台毒”。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台独”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

1995年

比较有紧张感的是到了第二拨飞弹试射时，开始有人嗅出一点点不对劲的味道，据说，在台湾的美国公民都已经收到可能撤侨的预告。有人将这些事跟之前的”一九九五闰八月”的预言联想在一起，而引起社会上一阵恐慌。当时机场飞往美国、加拿大的班机，可以说是班班爆满。不过，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好多年后，我听当时当兵的人回忆，一些实兵部队里，那阵子都是全副武装在睡觉的，官兵被要求先写好遗书，部队里的尸袋也已经准备了不少。在金门，各炮阵地已经被要求清除视界（即砍树），电话里一直传来射击坐标，就等着看谁发了第一炮。听他们讲，才知道那时候的情势之紧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这次危机成了台湾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各方面的发展在几年内快速急转直下，一直到近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而从那时开始，台湾内部便分裂为与大陆对抗和与大陆交往的两股力量，随着台湾内部选举更激化了族群对立，自2000年更分裂为蓝绿对抗，一直延续到现在。政治的空转也让台湾的经济发展跟着一蹶不振。

1998年

台湾的大学生情侣们，并不像大陆那样，有很多一毕业就各分东西。台湾其实就一个岛而已，再远距离的恋爱也还是在岛内，相隔其实不会太远。因此，大学生情侣的最大杀手就是”兵变”，即女方在男生入伍当兵时变心。这也难怪，情侣毕业后，男生马上去当兵，而女生进入职场，男生在部队里与世隔绝。女生在职场里，遇到的又都是工作了几年、”成熟又多金”的魅力男，自然不是原男朋友可比的，再加上男朋友无法时时照顾的寂寞，在”前辈”适当的关心下，很自然地就”兵变”了。所以当初康康那首《兵变》，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台湾男生的心声，许多人唱着唱着就哭了。

2000年

2000年的9月，台湾某知名商业杂志的封面，用了上海的那张经典照片–隔黄浦江远眺陆家嘴大厦群。照片上面写着豪迈的五个大字作为标题–”前进大上海”，好不震撼。当期用着大量的篇幅报道上海这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咨询了许多的上海官员对上海的未来规划，访问了许多上海台商对上海与台湾比较的看法，走访了许多上海进步繁荣的地方。最后，结论就是，上海越来越繁荣，到上海发展肯定机会无穷，创造美丽前景与人生……当然，以大家对这家杂志的印象来说，这样的报道手法倒是很符合他们的风格。

• 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唐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本司及本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其功过行能，分九等写入考状，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磨勘之名始于此时。宋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并确定磨勘名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京朝官任中外职事代还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皇帝亲自黜陟。景德四年（1007），规定文武官任满三年以上，方得引对升秩。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转官及差遣体例》：“旧制京朝官三周平磨勘，私罪恶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赃罪者五周年。今后内外差遣京朝官无赃私罪者，依旧三周年。”
• 科举考试之专用语，即对乡、会试试卷进行复核。明嘉靖(1522—1566)中，以时文体诡异，令以后乡试，礼部必磨勘试录，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清制，乡、会试发榜后，各考官依程限将朱、墨卷解送至礼部。复核内容，首严弊幸，即朱、墨卷有无不符之处; 次检瑕疵，即卷内语句、书法有无犯规之处。如发现问题，中式者除名，考官及同考官革职。磨勘官初由礼部及礼科主之，康熙(1662—1722)间始钦派大臣专司其事。乾隆(1736—1795)初，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京堂、中允、赞善以上翰、詹官，并集朝房复核。二十一年(1756)，始令磨勘官填注衔名。二十五年，复增大臣复勘例，以便稽察弊窦。太平天国天试在正、副主考官下亦设磨勘官，掌试卷之复核。

磨勘大臣职名清单

磨勘是古代政府通过勘察官员政绩，任命和使用官员的一种考核方式。《唐文拾遗》中，唐德宗有个《磨勘内侍官结阶敕》：“累勋阶者，并且当司磨勘，具衔奏来。”大意是说，凡有功或有政绩者，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送交报批，才能得以升迁。简而言之，磨勘也就是古代公务员升迁任用所必经的考核过程。

宋代的磨勘很复杂，文官被分为“选人”和“京朝官”。选人是文官里面最低的一个阶层，分为四等七阶。而京朝官又被分为“京官”和“升朝官”，有资格上朝议政的叫做“升朝官”，秘书郎以下的小官员叫做“京官”。范仲淹有句名言：“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喻已甘于平淡之意。常调官指的就是选人逐阶升迁的过程。选人须经过三任六考的磨勘，层层升上去。每任的任期为三年，每年一考，这个过程叫做循资。从选人晋升到京官，磨勘期满之后，还要有人举荐，其官阶和职务必须达到一定的阶层，才有举荐的资格。过程大致是：举荐人把自己所举荐的选人履历送到吏部的南曹。南曹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职能是审验选人的履历，如果认为选人符合规程，可以迁调，就把其履历整合成一份公文材料，送到上一级主管部门———吏部的流内铨。流内铨经过审查，确实无误，再发回南曹，由南曹给选人出证明，然后呈交中书省经宰相审批。这个过程叫做“改官”。选人是否能如愿改官，晋升为京官，会决定一生的仕途，整个审批程序极为严密。为了能够人尽其才，也为了掌握人事决策权，皇帝经常会对选人改官亲自过问。

京朝官则由吏部审官院负责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磨勘，评定政绩优劣，是否有过失。考核之后，审官院对不同官阶和爵位的人，根据各部门的职缺，拟出一份相应的任命或调动方案，然后送交中书省、枢密院审批，如果没有异议，即按拟定方案进行升迁贬黜。“凡所除授，先由大臣进拟，而后下于中书、门下两省，臣僚无异论，则命词省审授之。（《宋会要·职官》）”

高级官员及一些要害部门的人事任免，则由皇帝亲自审批，人员选拔和举荐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

虽然磨勘制度是一样的，但不同时期的官员任选，却有着天壤之别。最著名的例子是柳永。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载，柳永登第后，成了选人，经过三任六考，磨勘期满，却在晋升京官时被吏部卡住了，不放改官。宋代的磨勘制度对年龄有明确规定，凡年满七十者将不再进行磨勘，仕途到此完结。柳永这时已不再年轻，也希望自己的仕途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心里很着急，就求见当时的宰相晏殊，投诉吏部对他不公。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道：“和相公一样，亦作曲子。”晏殊却不吃他的套近乎，说：“我虽然作曲子，却不作‘采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曲子。”柳永遂告退。

这件事情折射出了北宋磨勘制度的严谨。柳永在当时的名声是不太好的，虽有俊才，行为却放浪不羁，正是因为德行浅薄，吏部才在改官这个重要关节一再卡他。晏殊并非曲解柳永的小词，而是隐晦地告诉他，原因出在了哪里。

到了南宋末年，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担任宰相，贪赃枉法，在任用官员方面一手遮天。“陈自强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宋史·韩侂胄传》）”陈自强托庇韩侂胄的权势，数年间即由选人飞升为宰相，这一奇迹，也使得任选官员的磨勘制度，成了一纸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空文。

来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71372.htm?fr=ala0_1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293.html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36938618

http://pic.zhuokearts.com/auction/1822/5215.jpg

◎ 道德飙车  （富二代啊。。）
◎ 钓鱼执法
◎ 断指验法
◎ 汉字美容   （虽然只是改几个字，但是让我联想到了新造字运动以及九零后的火星文）
◎ 悍马心理   （就看腾中如何运作了，现在就连volve也“被国产”了，国人一贯有悍马情节，只是金融危机扩大化了这种心理。）
◎ 开胸验肺     ( 无奈的国人)
◎ 拼爹游戏
◎ 马勒戈壁、卧槽泥马    （GFW造就的新地名，新物种。）

【年度词组】

◎ 年度悲凉：民工化就业   （见怪不怪）
◎ 年度别字：杯具   （我的生活就是茶几… …， 同时，今天又听到关于一个文具盒的断句：人生啊，就像一个文具盒，我们天天都在装笔！）
◎ 年度长嗟：脑残式推销
◎ 年度扯淡：业主单位   （就和马英九说要建国民政府一样，可能么？）
◎ 年度创意：草泥马  （咳咳。。。。）
◎ 年度定义：政治性返祖
◎ 年度风尚：Kindle   （不过我很少看到美国人用啊，，难道国内又在炒作了？）
◎ 年度风行：推特（twitter，人民网也搞twitter，网民们被激怒了，，只许管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年度疯狂：欧了   （小沈阳？）
◎ 年度警觉：不稳定指数   （官逼民反啊。。）
◎ 年度警醒：农民养老
◎ 年度科研：生态足迹   （不过这个词我2005年就听说了）
◎ 年度荒唐：人格证书   （领个良民证，做个清白人）
◎ 年度蹊跷：绿坝   （搞什么搞。。。）
◎ 年度奇怪：装忙族
◎ 年度色情：睡服
◎ 年度无耻：临时性强奸   （无耻）
◎ 年度无奈：运动式严打   （好好运动，我的网站也“被运动”了）
◎ 年度欣慰：云智慧
◎ 年度娱乐：寂寞党

【年度短语】

◎ 年度诡谲：消息并未失实只是尚未证实    （牛，真真假假）
◎ 年度嗟叹：简化字是盛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痣 （相当精辟）
◎ 年度绝望：到最后我们都会在别人的MSN上处于脱机状态   （或者是小叉叉，被黑人黑户中）
◎ 年度美好：曾经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如今我们是祖国的红杏集体翻墙   （太真实。）
◎ 年度犀利：让少数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让富起来的人有点人性）
◎ 年度自信：吃大蒜和吃咖啡的怎么能放到一起呢   （周立波，有些时候你也让人很无奈。）

◎ 从前有个绿爸，他知道所有的黄色网站。  (… …)
◎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 好不容易得了个诺奖却发现上一任是郭敬明；好不容易熬成了亚姐谁料第二名是芙蓉姐姐。
◎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 离开家的前一晚，母亲让你带什么，你就都带上，千万不要嫌重，千万不要让她伤心。
◎ 你把牛逼还给牛，我们还是好朋友。
◎ 你们都活得像一本语录
◎ 亲爱的，你是给我你的下半身还是下半生 ？
◎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上黄网还用穿墙？不是有百度吗？
◎ 虽然你身上喷了古龙水，但我还是能隐约闻到一股人渣味儿。
◎ 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去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 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 这年头，不弱智都当不上领导
◎ 自由是有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是有标准答案，没有争论。

不得不说我看到最后一句才找到笑点。

新加坡《联合找报》近日在霍比奥港专访索马里海盗头目穆罕默德．库鲁姆，以下为报道节选：

记者问到，“美方曾表示，奥巴马总统将在访华之后会见达赖。中美是否将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讨论这一问题？”

秦刚表示：“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中方坚决反对达赖在国际上进行活动，坚决反对外国政要以任何名义和形式与达赖进行接触。我们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他指出，我记得，奥巴马总统在他上任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他非常感激林肯总统，因为如果没有林肯总统，他就不会成为今天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他也说过，林肯总统在维护美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秦刚再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
秦刚说，达赖是封建农奴制的总头目，他所从事的是分裂祖国统一，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活动。我们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比其它任何一位外国政要都能更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
秦刚还表示，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位黑人总统，必然了解林肯总统推动的美国废奴运动的重大意义。在达赖统治的旧西藏，实行的是黑暗的农奴制度。达赖是西藏农奴制度的总头目，1959年，中国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度，是人类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这和当时林肯总统废除美国黑奴制的性质是一样的。奥巴马总统应该更能体会中国政府反对西藏独立、反对达赖在国际上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的立场。

中国驻美公使谢峰先生明日将来哈佛和我们一起交流21世纪的中美关系问题。谢峰是2008年1月份就任驻美公使这个职位的，前任郑泽光先生任满离任，现在是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谢锋先生自2008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公使。在此之前他在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工作，先后担任美国处副处长、处长。2005-2008年在外交部美大司担任主管美国事务的参赞，副司长。2000-2003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担任国会处参赞和使馆发言人。谢锋公使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9年当选“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访问学者”。

我对于大使、公使、参赞几个职位感到疑惑，特查阅相关资料，是以记之，

大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大使”，是最高一级的外交使节。由一国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享有比其他两个等级（公使、代办）的外交使节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与驻在国高级官员谈判。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外交代表机关职能的实施和遵照本国政府指令全权处理外交代表机关的事务。驻一国大使可以兼任驻另一国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使节，但兼任必须得到接受国的同意，并正式向接受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定期或不定期前往接受国履行大使职责。

公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公使”或“全权公使”。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公使为外交使节的第二等级，由国家元首派遣，其所受礼遇仅次于大使，但实质地位、职务以及所享受的外交特权与豁免同大使相同。其任命需事先得到接受国的同意。此外有些国家在大使馆中设有公使，此类公使与特命全权公使不同，不是使馆馆长，不由派遣国元首向接受国元首派遣，而是使馆中仅次于大使一级的外交官，其任命不需事先取得接受国同意。

参赞：外交官的一种职衔。其外交地位仅次于大使、公使。有些国家参赞还分为公使衔参赞、参赞，或一等参赞、二等参赞等。参赞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使馆馆长进行工作，使馆馆长因故缺位时，通常由作为首席馆员的政务参赞担任临时代办，代为主持馆务。有些使馆除政务参赞外，还设有商务参赞、经济参赞、农业参赞、科技参赞、教育参赞、文化参赞，分别由派遣国有关部门派出，协助使馆馆长分管有关业务。

PS：明天参加完会谈再给大家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