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大，但经济效益却相对不高。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觉得资源浪费是一方面，附加值低的产品较多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凡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的公司，都死掉了。Sun就是明证；凡是会忽悠客户掏钱的公司，都活的很滋润，Oracle就是明证。

有人参佛，有人悟道，吾一心向儒求理，至死方休。

什么普世价值都是不存在的。凡是讲什么普世的价值都不会有什么价值。

温总理常说，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的分水岭是直立行走。可当初那个调皮的猴子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呢？

BTW，如果人类是机器人，老聃在《道德经》里面讲到的“玄牝之门”就是很给力的装置了

难道人类不就是一种机器人吗？都担心机器人会毁灭地球，其实人类不也一样，只不过是人类对自身驾驭不了的另一种物种的恐惧。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恐惧和反思。

如果拉马克是正确的，那女人为什么要有处女膜呢？而达尔文主义者则更精妙，他们认为之所以人类有别于其他哺乳动物保留了处女膜，是由于男权主义选择的结果。而这样的解释忽视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完全可以辩解道，母系氏族的女性可以天生就没有处女膜。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的祖先们都曾经历了母系社会。

传统上把实证主义和科学联系起来。字面上讲，科学即关于分类的学问，它是使知识系统化和形式化的事业，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认识论。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同实证主义一样是系统且严密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非科学。

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曾巩之《上欧阳舍人书》

《三字经》描述到，“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即苏洵，他少时不好读，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后来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我虽年已二七，但已然明白读书的道理，不算晚不算晚。

西方不无，着力即差。

马克思曾说，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中国则是早熟儿童。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给自己预支烦恼。

东坡先生在快五十岁的时候曾说“奉入所得，随手辄尽”，按照现在的话讲，他是个典型的月光族。

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德行，常说“严于律己，宽于律人”。而那个“程门立雪”的北宋大理学家程颐不仅严于律己，更为严于律人。而我常疑惑的是，到底哪种做法会更好的？如果宽于律人，不是显得对人对己两套标准吗？

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

求功业不求功名

欧阳修的母亲曾说，”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欧阳修，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是有舍有取的，他的志向能不能实现有时候是左右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要仁爱，要孝顺，这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

东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影响颇为深远。比如在北宋时，欧阳修将一场水灾归结于当时枢密院副使（相当于当代的军委主席）狄青，并主张罢免之。在欧阳修向宋仁宗递交的《论狄青札子》一文中写到，“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也就是把水灾的缘由和狄青的位高权重联系在一起。而我在此处很疑惑，欧阳修可有千条理由阐明罢免，但确实没有必要搬出这条出来，既不符合他直率的性情也不合他坚持真理的人生态度。

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随之必然是民心不稳和囤积货物。某些地方政府以为打打心理战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说的不好听，这是一种逃避。

我只能说，通货只是表象，并不是灭亡的直接原因。

“生死寻常事，维权与天同。” 西安的城中村改造虽不如近期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那么激烈，但这也深深触及了普通村民的根本的利益。生死已置之度外，权力要与天道同齐。

善良的动机不一定产生良好的后果。所以，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有智慧的人。

柳宗元还真是思想前卫呀，喜欢搞地下恋情，除了写墓志铭，从不负其他责任。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我同意王东岳老师对于语言在东西方哲学领域影响的评价。西方的语言是讲究逻辑的，而东方的语言则着重美感，逻辑次之。针对某些哲学问题，东方人比西方人可能更早的论及，但遗憾的是并未深入研究，而天生患有逻辑强迫症的西方人对因果的追逐，推动了近代以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兴起。

谶讳之学的兴起，和东汉初年刘秀以谶讳发兵宣誓政权的正义性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延续。

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的命题，一千年后，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两者都用了隐喻的方式，古儒们都是微言大义呀。

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优势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地区专业，而那些以往贫困的地区更加贫困。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却是以环境和道德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

墨翟是个很小资的人物，心灵手巧又博览群书。他提倡“非攻”、“兼爱”、“节葬”并批评限制“男女之交”的行为，按当下的话讲，就是要“No war, make love”。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是，禽兽不怀有人类所具备的“恻隐之心”。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说禽兽没有，而是人类从来不去认真的体察禽兽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之心。或者说，人类即使体察到了，也并不愿意去分析。这种主动或被动的不分析，有的是疏忽，有的却是私念。

什么是国学？北大李零教授如是说，国学是不中不西之学，国将不国之学。

我们的感官系统是为了求存而设定的，而不是求真而设定的。——王东岳

思想家朝后看，但人类却没有退路。——王东岳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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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PS: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评价: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8.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看来我们真的误会宋朝了。

9.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评价:看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还是挺理性的。

10.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评价:但最后跟定都没啥区别了。

11.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评价: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自私。

12.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评价: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

13.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当前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评价:宋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真不是盖的。

14.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评价: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15.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宋史》《元史》等）
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6.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数学九章》等）
评价:原来我们祖先什么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17.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桑蒙古史》《宋史》《金史》等）
评价:原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它的人赶快醒醒吧！

18.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80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700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30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领土]（《明实录》等）
评价:幸亏朝鲜、越南都脱离中国独立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得跟棒子一个德行。

19.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
评价: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

20.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评价:确实是皇帝中的异类。

21.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评价:其实，理论都是马后炮。

22.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评价:所谓“明亡于万历”，原来如此。

23.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评价:资本主义萌芽？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24.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评价:敢情是中国间接掠夺了美洲人民。

25.中国在明朝中后期曾经研究过坦克。（《武备志》等）
评价:这个比较雷。

26.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朝亡于李自成。
评价:人到底还是没法胜天的。

27.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年。（《朝鲜李朝实录》等）
评价:那时候棒子还是挺重义气的。我也终于明白，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棒子。

28.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禁毁6766部，93556卷。
评价:真不知道这是修书还是毁书。

29.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9票的优势。
评价:历史根本就是“上帝在投色子”，所谓历史大势基本纯属胡扯。

30.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评价: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不过，这也只能问清朝皇帝了。

31.清朝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评价:这冤大头，自作自受。活该！

3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12万对阵2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3万余，而对方仅阵亡4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评价:嗯，这个……

本帖所列事实仅供参考，毕竟本人不是历史专业。有几位同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我在这里对各位表示感谢。
补充1.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颛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评价: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基本都是反的。当时萧峰阻止辽军南下，其实是救了他们。
补充2: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心史》等）
评价:进化论同样不适用于鬼子。
补充3: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评价:当我们的“专家”在不遗余力地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有一个朝代正在默默地受着后人们无端的非议，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倍于“康乾盛世”的朝代却正在人们尽情挥洒的刀笔之下“积贫积弱”着呢。
PS又PS：不少人怀疑中国史料的真实性。确实，很多史料都有不少错误，但如果通过对几种史料的对比分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被纠正的。如果只看《明史》《清史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明朝有如人间地狱，清朝跟天堂似的；如果只看《元史》，南宋简直弱得没边了。

转载一篇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先生的文章，题为《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该文深入浅出，阐述了宋明理学产生的北京，传承发展，并交代了关键人物及其主要思想。不失为一篇极好的理学入门文章，博主阅读同时附加自己的感悟，全文如下：

今天讲会的题目是“宋明学案”。学案就是录载学术的传承、发展、演变，“宋明学案”就是把我们国学的宋元明这个时代的国学的主要形态和发展作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宋明学案”的学是指儒学，而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其中又包含各个派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宋明学案”，是要从“宋明理学”来看看国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特色和它的发展演变。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

理学发端于11世纪，但是发展的苗头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博注：可惜韩愈这个人资质太浅，但在当时对儒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谓是魏晋玄学后高举儒学大旗第一人。)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一个明确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做了全程实况转播，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行程，受到上百万人的欢迎，后来这个佛指舍利又到泰国。懂一点历史的就知道，这个佛指舍利正是和韩愈有关，这个佛指舍利在唐宪宗的时候曾要把它迎到宫中做一个短期的供奉，结果被韩愈知道了，韩愈写了一个《谏迎佛骨表》，劝诫皇帝不要这么做，不要迎这个佛骨到宫里面来。韩愈认为佛教的进入，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由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把《大学》提出来，高举《大学》旗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

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必须提及的，范仲淹。从唐代末期到北宋，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的经济形态出现，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国家政权队伍里面，成为士大夫的主体，成为儒学学者的主体，这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这种社会出身的知识人，在伦理观念、文化态度和思想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魏晋时代，尤其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大异其趣。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死了，困穷苦学。这样的经历在北宋理学很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冬天学习困了的时候，用冷水洗面来刺激精神，没什么吃的就喝很稀的稀粥。范仲淹不仅有很多讲学的成就，更是代表北宋前期儒家知识群体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感论天下事，时至泣下”，关心国家大事，以国家大事、以民生为己任的那种情怀，可以说感染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影响了士大夫风气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北宋儒家人格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物出现，没有这种道德精神出现，那宋明理学的出现应该说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讨论理学，按照《宋元学案》的讲法，得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讲起，而其中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胡瑗，一个是孙复，都是由于范仲淹的亲自推荐才得以在朝中做官，才得以从事讲学事业。（博注：同时，范仲淹也影响的另一个儒学大家——张载，张载年幼喜谈论兵法，成上书范仲淹谈论兵家战事，范看中张载的才华，推荐其不要只谈兵法，要多看些儒家经典。如果没有范公的鼓励，张载也不会那么快的转型。对于范文正公，我个人甚为崇敬，随未曾去过岳阳楼以体悟其书写岳阳路记的心境，但也从到延安参观过他为了抵御外夷而在宝塔山上修筑的工事和当地人纪念他的方文正公祠，我也路过洛阳伊川，远远的凭吊了他的墓冢。关于范公，最重要的，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间接的提升了儒家士大夫的情操，和魏晋玄学区别看来。）

二、宋明理学的真正发端

我们先把这个发端追溯到周敦颐。因为周敦颐做过二程的老师，二程又是北宋道学真正的建立和创立者。周敦颐号濂溪、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二程在回忆跟周敦颐学习时是这样讲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说孔子跟他的弟子颜回他们即使很贫困地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也保持了一种精神快乐，“所乐何事，所乐何处？”这就是周敦颐让二程兄弟经常寻求的问题。兄弟两个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时有没有琢磨通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寻孔颜乐处”后来变成整个宋明理学一个内在的主题。

理学的发端的第二位，我们来看张载。张载号横渠。张载对《易经》、《易传》，特别是对《系辞传》的解释发展出一种气本论的哲学，特别讲“太虚即气”。为什么“太虚即气”在这个时候要被强调起来呢？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最初的动机是对佛道哲学，特别是对佛教挑战的一种回应。佛教讲“空”，有的时候也用“虚”这个概念，道教里边更多的讲“虚”“无”，从魏晋到隋唐，佛教、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张载为了反对佛老的这种虚无主义，首先建立了一个以“气”作为主要载体的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回应佛道本体论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张载和范仲淹也有关系。他21岁的时候去见范仲淹。史书讲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即一见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长远大发展的人才。范仲淹对张载说“吾儒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就引导他去学习《中庸》。张载又尽读释老之书，史书说他“累年尽究其说”，看了很多年之后他觉得对佛教、道教有点了解了，了解之后“知无所得”，知道这里边没什么东西，然后“返而求之六经”。张载这个例子跟我们后面讲的很多理学家的例子是一样的，先有一个“出”，然后再来“入”，这样学问才能够最后坚定地确立起来。他通过对佛教、道教的学习，然后找到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给他提供一些思想的营养，也让他看清了这些思想的一些特性。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帮助他回来重新了解儒家的思想。你直接了解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到，所以你需要一个迂回，需要一个“致曲”。

张载还提出很重要的四句话，冯友兰先生把它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四句也对后来理学有重要影响，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不仅是对宋明的理学家，而且对宋明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起到一种精神激励作用，即使有些人不以理学发展为志业，也都会受到这种思想的感染和激励。现在，大家对横渠四句中的第一、第二、第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三句话都能够肯定，但对于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以及它的现代意义往往有些疑虑。（博注：张岱年先生曾说，毛泽东思想借鉴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而这个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以张载所主导的客观唯物主义思想。我一直在才想，如果不是西北军事导致的宋朝政治中心东进，张载的关学一定会在关中乃至更广地域发展。近代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都是很认同的。）其实这第三句也可以有广义的理解，“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圣”字不是仅仅讲孔孟的，那是从尧舜开始的，从华夏三代文明开始的，三代文明的精华沉淀在六经，儒家则始终自觉传承六经代表的中华文明的经典，所以说，“为往圣继绝学”，可以理解为，是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从尧舜周孔到以后的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所以这里的“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发展，而是我们夏商周三代以来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主流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努力复兴中华文化。这代表了理学的一种文化的自觉。所以这句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的。

三、理学的建立

理学的建立主要讲二程兄弟。以往学者比较喜欢讲“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周敦颐、张载，还有二程、邵雍。其实，“北宋五子”里边核心是二程。为什么呢？因为“北宋五子”是以二程为联结中心的。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也是讲学的朋友，而邵雍呢，和二程一起居住在洛阳，是一起讲学讨论的同仁，可见二程确实是理学或者道学的建立者。二程中的老大是程颢，号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颢也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几十年，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

关于理学，程颢在思想上有什么发展呢？他活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吾学虽有授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天理”二字早就出现了。《礼记·乐记》里边讲，“不能返躬，天理灭矣。”这是宋明理学最直接的一个来源。程颢有一个命题，说“天者，理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他在对以六经为代表的古典儒学进行新的诠释。我们知道，在古典儒学里边，特别在《尚书》里边，它保留了作为神格的天的概念，所以就有“皇天震怒”这样的语句出现。程颢认为，我们如今在《诗经》中看到的那个有人格的“天”，我们在《尚书》中看到的那个有人格的“天”并不是真正的有人格的“天”，那个“天”其实是“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这是“天者，理也”真正的思想。所以这样的“天”的概念的确是以前所没有的，理学家们把上古儒学中一些迷信的东西扬弃掉，“理”就被发展、诠释为一个上古时代六经中“天”所具有的最高的本原性的概念，理学体系便从此具有了其真正意义。

史书记载，程颢这人具有一种“温然和平”的气象，对人很有感染力。有的学生跟从程颢学习几个月后感叹，如在“春风和气”中坐了几个月。一般而言理学家跟皇帝关系都不好，而程颢虽也批评皇帝，但是皇帝却很被他感染。神宗本来是很信任王安石的，王安石跟程明道政见不和，可是在程颢见完皇帝临走时，皇帝嘱咐要程颢“可常来求对，欲常相见。”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少见的，这就说明了程颢与皇帝的谈话很让皇帝受感染。程颢曾经跟皇帝说，我希望皇上你要常常注意防止自己人欲的萌发。同样的话朱熹也曾对孝宗皇帝说过，但孝宗很不喜欢，可是神宗皇帝听完程颢的话后，却拱手对说：“当为卿戒之”。意为你这样劝我，我当为你来提醒我经常警戒自己。

他的兄弟就不同了。二程中的另一位程颐，号伊川。程颐18岁时到太学求学，当时主教太学的胡瑗出题考学生，题目便是“颜子所好何学”。程颐于是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此文令胡瑗对他刮目相看，于是让程颐参与教学，结果当时有的京中官员就把程颐做老师来对待。程颐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考过几次未中，就放弃了。后来家里有推荐作官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族人，拒绝接受。所以直到四、五十岁依旧是个没有任何出身的布衣。但是50多岁时他一下被提升为皇帝的老师，官衔为崇正殿说书，当时小皇帝即位，大臣都推荐他去给皇帝教书。但是程颐的性格与程颢有所不同，程颢是“温然和平”，而程颐则是“严毅庄重”，对待皇帝、太后都非常严肃，要求给小皇帝讲课时太后应在帘后同听，垂帘听讲而不是垂帘听政。在他以前，给皇帝讲书的官员是站着的，皇帝是坐着的，而他说这不行，一定要让讲官坐着讲，以此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此外程颐还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不怕因此得罪皇帝、太后，但最后终因得罪人太多而被外派。他非常严谨，生活上也是如此，一生谨守礼训。晚年有学生问他：“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意为先生视听言动、待人接物什么都是按礼来做，是不是太辛苦了？程颐答：“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意为我按着礼行事使我每日就像踏在安全的平地上，有什么辛苦的，如果你不按着礼行事，那便使你每天都处于危险的地方，那才辛苦。

如程颢一样，程颐也提出了理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性即理”。“性”就是指人的本性，这句话跟程颢所提的命题“天即理”在理学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都是非常核心的命题。以前学者讲人性有讲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无恶、人性三品等等，到北宋时如王安石也是受到人无善无恶的影响。程颢是用“理”来规定、界定天的概念，天是最高的本体。程颐则用“理”来规定、来解释人的本性。（博注：这二程兄弟，一个如坐春风，一个程门立雪，足可见其性格差异。再插一句话，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在程颐以前，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是一向尺度很宽的，比如范仲淹的母亲在范父死后即行再嫁，并没有人轻视她。可是程颐却订立标准说，只准男人再娶，而不许妇女再嫁。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决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做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四、理学的发展

宋明理学的发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最简单的讲法就是程朱陆王了，前面讲了二程的阶段，后面就讲讲朱和王。

同许多宋代知识分子一样，朱熹也是出入佛老，泛滥百家，然后返求诸六经。前人说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既吸收了二程的思想，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的不断地、终身地、死而后已地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提出了关于“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大学》的“八条目”里面最基础的就是“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正心诚意。可是，什么是格物呢？汉人的解释很不清楚，把“格”解释为“来”。朱熹就通过解释发展二程思想，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即物”，就是不能离开事事物物；穷理就是要研究了解事物的道理。

朱熹讲“格物致知”，最早是讲给皇帝听的。他34岁的时候，孝宗继位之后召见了他。他就给孝宗讲了“格物致知”，说帝王之学，必须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时说，大学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所以就没有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可见理学提出“格物致知”这些理论，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首先是针对帝王之学的。朱熹要给皇上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孝宗皇帝是不喜欢别人批评的，所以他对朱熹的两次奏对都不是很高兴。又过了十几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因为全国大旱，皇帝就召集学者多提批评意见。朱熹又写信上谏了，讲“天理人欲”、“正心诚意”，说皇上不能“格物穷理”，所以只能亲近一些小人，没有国法纲纪，不能治国平天下。皇上听了很生气。到了朱熹晚年的时候，他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时，就有人对他说，你喜欢讲“正心诚意”，但这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是这四个字，怎么能够欺君呢？他见到皇帝的时候，还是批评了皇帝，说皇帝内心里面“天理有所未存”，“人欲有所未尽”。有人讲，宋明理学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来宣讲的。我们知道，古代对皇帝、士大夫阶层没有一个十分健全的监察监督机制，所以需要用道德的警戒、道德的修养来提醒、规戒、劝导他们，朱熹就用《大学》、《中庸》的思想来为所有的官员、士大夫确立规范。不仅仅是规范，他同时也指出一条怎样发展自己的宗旨。一个士大夫，怎么培养、发展自己，包括从科举考试开始，包括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进入到国家的官僚事物里面，要有一个宗旨。这个为学的宗旨，就包含学习知识和发展德性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朱熹的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主敬涵养”，另一方面讲“格物穷理”。这适应了那个时代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要求。

在朱熹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和朱熹思想相抗衡的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朱熹讲要通过广泛的学习了解来获得“理”，可是陆九渊认为“理”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返回内心，就可以得到“理”，这种思想经过元代、明代不断地发展，总体来讲，还没有变成很有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中期，新的思想运动兴起，这就是明代中后期有重要影响的心*学动，心*学动的主导人物就是王阳明。而王阳明的思想，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而来的，所以历史上称为“陆王心学”。然而我们看王阳明的思想发展，不是从读陆九渊的书而来的，而是从读朱熹的书而来的。（博注：后又有说法，陆九渊的心学主要是以其家学为主。）
王阳明5岁还不会说话，等他会说话后，智力发展很快。因为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他的祖父背诵那些经典，等他说话之后，就一下子成篇成章地把那些经典背诵下来。

王阳明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读朱熹的书。朱熹讲格物致知，天下万事万物都要去了解，这样才能做圣人。于是王阳明找到他一个姓钱的朋友，一起来到他父亲官署后的一片竹林里面，打算对竹子进行“格物”。首先是他这位姓钱的朋友格竹子，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结果病倒了。王阳明当时认为是他这位朋友力量不够，于是他自己去格，格了七天，结果也病倒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王阳明自己曾多次讲到。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早年是多么信奉朱子的学说。但是，他的方法不是很得当。朱熹并没有让他不吃不喝，坐在那冥思苦想。朱熹的格物方法，可能并不是让人坐七天七夜，而是告诉学者应长期观察事物生长的道理，并把生长的道理与自然界的道理进行比照、结合，由此延伸到人生的道理。显然，青年王阳明太年轻了，不能全面了解朱熹的思想，可朱熹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直到中年的时候，王阳明仍旧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这个“理”究竟在哪儿？我们如何才能够格到？在王阳明三十几岁的时候，由于他上书要求制止宦官专权而被贬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驿丞。王阳明在此处生活困苦，于是他日夜静坐，终于对这个问题有所觉悟。王阳明认为，从前他去格竹子的方法是错的，真正的理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格物的路径是顺着朱熹的路径来的，但他所达到的结论是和陆九渊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此后，王阳明经常讲学，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贵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知行合一”。何谓“知行合一”呢？真正的“知”，是一定能够行的；真正的“行”，也一定包含了知。到了晚年，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他的这个思想，提出了“致良知”。“良知”就是“知”、“致”，就是行，发挥、实践、扩充的意思。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要在每一件事物上，去把自己的良知发挥出来。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第一，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宋明理学的发展，首先是气学，用气学面对佛教和道教虚无主义本体论和人生观的挑战，建立一个实体性的哲学。（博注：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是独树一帜的，它以唯物主义的思辨区别佛老。）可是仅仅讲“气”还不够，还要了解作为实体的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理学。理学是要尽力掌握世界的规律，包括自然的规律和社会、历史、人生的法则。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范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气学到理学，再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第二，宋明理学出现的原因。首先，宋明理学是和社会变迁相伴随的，互为表里。宋明理学与宋代以来的近世平民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符合，宋明理学作为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看作中世纪精神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它是脱离了中世纪精神、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过程而产生的。第三，宋明理学与外来文化的挑战有关系。中国本土的主流正统思想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经历一个消化、接收和发展的过程，对于佛教的传入，很多理学家都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吸收其精华的思想体系，于是就有了理学的出现。第四，从总体的文化流变来看，宋明理学的意义更广泛，它不仅是儒家对佛教挑战的回应，同时是儒家对魏晋玄学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而宋明理学更直接面对的是自北宋初期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背景，因为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人对五代的风气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从儒家角度来看，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展出现了某种中断，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复兴，同时也是中国本土主流传统的复兴。宋明理学道统说的意义就在此。

从中古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化一直在和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讨作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够反过来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外来因素并不是儒家发展的障碍，恰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些营养、契机，给儒家认识自己提供更好的参照。在19世纪后期以来，我们面临着新的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时代，遇到了更广泛的世界文明的环境，同样也遇到了社会价值的重建的课题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也有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发。

books and my bed

自把床拉倒写字台旁边，就似乎回到了在南大20舍时的床上学习生活。。。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

最近对关学比较感兴趣，又读了张载，也初识了冯从吾和刘古愚以及一批关学精英人物。字面上讲，关学就是指关中学术，但该此自出现起，就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并不是最为宽泛的关中学术。狭义上讲，关学就是指张载的个人学术，张载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1）以气为本，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2）注重实践。其门派发展极盛时，和洛学不相上下。（“关学之盛，不下洛学。” —— 《宋元学案.序录》），但是可惜的是，自张载谢世后，其学生很多转投二程门下，即使获得张载正传的李复也因长期在外做官，使关学没能像洛学、闽学那样形成一个传承的谱系，《宋元学案》也叹息说“再传何其寥寥”。（PS：我个人觉得，关学未能形成完整的谱系的另一个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关中地区处于边疆地区，战乱纷至，没法像洛学和闽学那样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培育和吸引一批知识精英。）；而广义上讲，正如张载之学称为“关学”是后世学者所加，关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泛指自张载以来，活跃在关中地区的儒学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关学的发起是由明达大儒冯从吾，他搜罗关中学者编纂成《关学编》一书，将关中理学成为关学，并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同时，广义上的关学也有着重视自然科学研究，注重实践的特点。关学和关中人的性情是分不开的，而性情又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无关系。

地理环境对关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契丹、女真、党项，以及蒙古等多个民族入侵中原地区，从而使两宋时期多个国家并立，特别是在北宋地处的边疆的关中地区，为什么又能产生关学？（如果从气候入手，可参考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及史念海先生撰写的一系列关于黄土高原以及黄河流域的论文。）

“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但这已经是大形势已去了。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韩教授说到这里赢得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授，著有《天下-江山走笔》等著作。韩老师也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的编剧，《我亲爱的祖国》曾先后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其新著《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并以史料丰富，见解深刻著称。韩老师一直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近代以来，对中国命运一直存在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从来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只是在1840年以来由于外敌入侵而衰落，另一种看法就是中华文明从根本上是一塌糊涂的，几千年都是专制和独裁的，只有现代的工业文明才能使中华文明中的糟粕得到荡涤。但500年来中国逐步衰落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韩老师便以自己的新书为题目，开始了今天的讲座。

韩教授从过去“言必称希腊”，到现在“言必称欧美”开始，来说明，其实我们一直对欧洲的形成没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公元1000时期的欧洲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美洲的发现导致欧洲的兴起，欧洲的兴起导致全世界格局的巨变。在1500年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第一次发现美洲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把它定义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缘意义上的欧洲的观念。欧洲的发现，其实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产生的一场地理大转变。欧洲人恰恰是通过发现美洲才真正发现了自己。
韩教授指出：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来、特别是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并以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的观点为例，总结出了，作为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注意的三点警示：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

他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韩教授先从唐宋之变说起。
他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非常细致和成功的，以京都史学派为首，其奠基人为内藤湖南。他的总体观点可以概述为：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开始于亚洲的中国，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现代社会。这个看法是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理由上的。

第一点，从经济上来说，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一个标志，是中国在唐向宋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主要就是利用公币也就是货币的杠杆，来调配中国重要资源。这是他变法的重要核心。而宋朝也是全世界国家货币（纸币）发行最早、最完备、最系统的朝代。因此，货币是始于国家的，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最利害的办法，就是国家货币。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就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

第二点，中国在唐宋之变这一时期，贵族爵位制度逐渐由科举制度所取代。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

第三点，由于辽、金、西夏等边疆问题，宋朝急迫的需要考虑，战争与国家税收的关系。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宋朝的两位大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在战争中利用税收来建立国家，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点，文化上的平民信仰。在唐宋时期老百姓的文化活动非常丰富与活跃。产生了说书、说相声、看戏等各种平民文化活动。在这之前老百姓的文化活动只限于跟着地主进行祭祖活动。到了宋代以后老百姓在过节或者群众聚会的过程中，文化娱乐活动就丰富起来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上述四点，那个时期全世界都没有。也造成了中国在个时期经济的极度发达。按照内藤湖南的观点，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帅先进入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性转变，使那些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和我们国家自古以来所实行的政治逻辑，也就是周礼分不开的。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他还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中国的朝供体系，在《红楼梦》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一种朝供。刘姥姥实际是来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这么说，却说是来串亲戚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通过到中国来认亲戚的方式，来争取经济援助。

总而言之，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贸易。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实行了非常了不起的两大政策，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但是租庸调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所以这个提倡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再也实行不下去了。并被后唐时期，两税法所取代。两税法造成社会更大的不公，这是唐宋之变没有完成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到了宋朝，中国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政策。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

但是最后变法为什么又没有成功呢？第一，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第二，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之，唐宋之变，为何不能完成。第一，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

接下来，韩教授开始分析明清之变，更具体的讲出了，明清之变与中国国家货币主权之间的关系。

明朝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个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变成了银子，国家开始用银子来调配资源，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子。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1570年，是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但是，到了1630年，世界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但这已经是大形势已去了。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韩教授说到这里赢得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说到清朝的灭亡，关于这方面的书很多，但是韩教授只推荐了两个人的。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的作品。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第一，清朝的八旗不能打仗，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要军队；八旗不行就让汉族军队去打，汉族军队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又怎么能英勇奋战呢？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很重要的如轻徭薄赋等“仁政”，摊丁入亩，永不加税的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就打不下去了。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同时，中国广东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清之变未完成的原因，是在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

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两张皮”结构。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现在单位和村集体都已经不能承担原来的责任了，怎么办呢，韩教授指出了，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要加强劳动者入股。第二，在土地方面，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来保证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
最后，他指出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第一是要推倒士大夫，其实就是要从基层建立组织，只有如此才能瓦解封建吏治。第二就是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只有打倒买办资产阶级，中国才能掌握国家货币主权。

参考文献：
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viewthread.php?tid=18834

• 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唐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本司及本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其功过行能，分九等写入考状，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磨勘之名始于此时。宋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并确定磨勘名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京朝官任中外职事代还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皇帝亲自黜陟。景德四年（1007），规定文武官任满三年以上，方得引对升秩。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转官及差遣体例》：“旧制京朝官三周平磨勘，私罪恶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赃罪者五周年。今后内外差遣京朝官无赃私罪者，依旧三周年。”
• 科举考试之专用语，即对乡、会试试卷进行复核。明嘉靖(1522—1566)中，以时文体诡异，令以后乡试，礼部必磨勘试录，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清制，乡、会试发榜后，各考官依程限将朱、墨卷解送至礼部。复核内容，首严弊幸，即朱、墨卷有无不符之处; 次检瑕疵，即卷内语句、书法有无犯规之处。如发现问题，中式者除名，考官及同考官革职。磨勘官初由礼部及礼科主之，康熙(1662—1722)间始钦派大臣专司其事。乾隆(1736—1795)初，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京堂、中允、赞善以上翰、詹官，并集朝房复核。二十一年(1756)，始令磨勘官填注衔名。二十五年，复增大臣复勘例，以便稽察弊窦。太平天国天试在正、副主考官下亦设磨勘官，掌试卷之复核。

磨勘大臣职名清单

磨勘是古代政府通过勘察官员政绩，任命和使用官员的一种考核方式。《唐文拾遗》中，唐德宗有个《磨勘内侍官结阶敕》：“累勋阶者，并且当司磨勘，具衔奏来。”大意是说，凡有功或有政绩者，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送交报批，才能得以升迁。简而言之，磨勘也就是古代公务员升迁任用所必经的考核过程。

宋代的磨勘很复杂，文官被分为“选人”和“京朝官”。选人是文官里面最低的一个阶层，分为四等七阶。而京朝官又被分为“京官”和“升朝官”，有资格上朝议政的叫做“升朝官”，秘书郎以下的小官员叫做“京官”。范仲淹有句名言：“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喻已甘于平淡之意。常调官指的就是选人逐阶升迁的过程。选人须经过三任六考的磨勘，层层升上去。每任的任期为三年，每年一考，这个过程叫做循资。从选人晋升到京官，磨勘期满之后，还要有人举荐，其官阶和职务必须达到一定的阶层，才有举荐的资格。过程大致是：举荐人把自己所举荐的选人履历送到吏部的南曹。南曹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职能是审验选人的履历，如果认为选人符合规程，可以迁调，就把其履历整合成一份公文材料，送到上一级主管部门———吏部的流内铨。流内铨经过审查，确实无误，再发回南曹，由南曹给选人出证明，然后呈交中书省经宰相审批。这个过程叫做“改官”。选人是否能如愿改官，晋升为京官，会决定一生的仕途，整个审批程序极为严密。为了能够人尽其才，也为了掌握人事决策权，皇帝经常会对选人改官亲自过问。

京朝官则由吏部审官院负责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磨勘，评定政绩优劣，是否有过失。考核之后，审官院对不同官阶和爵位的人，根据各部门的职缺，拟出一份相应的任命或调动方案，然后送交中书省、枢密院审批，如果没有异议，即按拟定方案进行升迁贬黜。“凡所除授，先由大臣进拟，而后下于中书、门下两省，臣僚无异论，则命词省审授之。（《宋会要·职官》）”

高级官员及一些要害部门的人事任免，则由皇帝亲自审批，人员选拔和举荐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

虽然磨勘制度是一样的，但不同时期的官员任选，却有着天壤之别。最著名的例子是柳永。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载，柳永登第后，成了选人，经过三任六考，磨勘期满，却在晋升京官时被吏部卡住了，不放改官。宋代的磨勘制度对年龄有明确规定，凡年满七十者将不再进行磨勘，仕途到此完结。柳永这时已不再年轻，也希望自己的仕途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心里很着急，就求见当时的宰相晏殊，投诉吏部对他不公。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道：“和相公一样，亦作曲子。”晏殊却不吃他的套近乎，说：“我虽然作曲子，却不作‘采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曲子。”柳永遂告退。

这件事情折射出了北宋磨勘制度的严谨。柳永在当时的名声是不太好的，虽有俊才，行为却放浪不羁，正是因为德行浅薄，吏部才在改官这个重要关节一再卡他。晏殊并非曲解柳永的小词，而是隐晦地告诉他，原因出在了哪里。

到了南宋末年，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担任宰相，贪赃枉法，在任用官员方面一手遮天。“陈自强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宋史·韩侂胄传》）”陈自强托庇韩侂胄的权势，数年间即由选人飞升为宰相，这一奇迹，也使得任选官员的磨勘制度，成了一纸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空文。

来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71372.htm?fr=ala0_1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293.html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3693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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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国学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恩荫”一词仅出现两次：后唐明宗《施行恩荫敕》（《全唐文》卷111）和裴夷直《张克勤恩荫请回与外甥判》（《全唐文》卷759）。这里的“恩荫”基本上与当时流行的“门荫”同义，不同于宋代以后获得特定含义的“恩荫”和包含特定“恩荫”含义在内的广义的“恩荫”。至于《全陈文》卷8徐陵《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则是泛指，不包含制度的意义。
• 2）宋朝韩淲《涧泉日记》卷中：“ 吕与叔 荫官不应举。或问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而《资治通鉴·汉桓帝延熹二年》有言“ 梁皇后，恃姊兄荫势”，蒙元胡三省注：“荫，庇也。今人谓凭藉世资得官者，为荫官”。
• 3）《聊斋志异·促织》有言“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在清朝文职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监读书，称恩荫。此外，因遇庆典而给予入监待遇的，亦属恩荫。

宋朝实行恩荫制度，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亲属及其门客等享受此特权。恩荫制的机会有：圣节荫补，每年逢皇帝诞辰一次;大礼荫补，每三年逢郊祀时一次;致仕荫补，官员告老退休时一次;遗表荫补，官员死时上遗表一次。 功臣死后，推恩可达20多人。

虽然看到很多评论说恩荫制是一种落后的封闭的选任官员的制度。因为选任官员的依据不是才能，而是其父兄或家族的政治地位，是血统关系。虽然在任子制度下也产生过一些有作为的官吏，如苏武、霍光等，然而就其大多数而言，基本上都是碌碌无能之辈。任子制度违背社会应该由合格人才担任管理者的公理，败坏吏治，在当时就受到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的批评，但是，因为它维护了地主官僚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所以一直保留下来。

昨天看到剑桥大学周明绍先生的文章，说其实恩荫制度在宋朝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很多人如果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平均年龄要到35岁，而通过恩荫进入官场的平均年龄只需要25岁左右。这样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官场。

再说我拼死拼活的paper，其中两篇paper我想来讨论最近读的韩明士的《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一书。这本书获得了列文森奖，Prof. Bol推荐给我，还是很值得一看的。这本书强调了区域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这两个方面都是我这学期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何从GIS和SNA的视角来辅助历史学研究。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Mark Owen结婚了，这个老男人以前在Take That乐队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他，How deep is your love 是俺英语的启蒙歌曲之一。后来团员Robbin Williams单飞了，Mark Owen也出了自己的专辑，不过Mark出专辑的速度似乎很慢，我在市面上唯一见到就两盘专辑。而最最好听的则是他的第一盘专辑 GREEN MAN。其中Green Man，Child，以及Clementine这几首歌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的。不过，按照shuojun的话讲，Mark的歌曲确实有点忧郁。其实呢，他一方面是确实表现出一个剩男的抑郁闷骚（他最闷骚的一句话说 dead for a while and resurrect with a smile），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位老男人浩瀚无垠的父爱(Child这首歌 一定要听的吧。)。。不过他今儿个终于结婚了，婚礼很低调，Mark 和嫂子都很幸福，祝福他们，感触呀，每一个男人不论多阴郁都会有自己最幸福的时刻，every dog has his day！

I have to say I love small babies. The baby in this frame was wearing a red coat, and learning to walk with someone’s help. I cannot tell he is the baby’s father or other relative. But we can see a lovely baby has attracted by the elder man who was helping someone else to pull the Donkey Cart. He must say, “Oh, what a lovely baby, when I get enough money from working in the capital, I will go to my home town, marry a girl and have my own lovely child.” on the left, there was another elder gentleman who pointed at the child, I guess he must be an educated man, he spoke to the man, “This kid would definitely have a brand future!” And he also said, “it is the first step to learn to walk, When the kid is at his five, he need to learn how to behave, such as cleaning the house and watering yard , at the age of fifteen, he must learn the great learning.”  I guess the elder man is trying to cultivate the small baby according the words from “preface of great learning(大学章句)”.
However, I guess there might be another story in this frame, the man did not take good care of the baby and let the baby play on the street alone, and a donkey cart was going by and almost ran into the small baby. At this important moment, the driver turned the cart to the left, and avoids hurting the baby. So the man on the right who helping driving the cart, shout at the small baby and his/her relative, “watch out, young man, do not let a small child playing on a crowd street, it is dangerous!” At this meantime, an elder elite came by, pointed to the kid, and taught the young man a lesson “next time, you should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hild;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that.”

In sum, no matter which scene described above happened on the frame, it all showed a kind of benevolence(仁). Benevolence is one of the primary doctrines indicated by Mencius. As he said, “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In my own perspective, this specific scene has reflect a flank of Song society, which is one with benevolence, if so , when we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a kind of harmonious society (和谐社会) somehow?

Reference:

• [1] Ebrey, Patricia. 1984.“Conceptions of the Family in the Song Dynasty.” Journalof Asian Studies 43: 219-45.
• [2] Baogang Guo. 2008. “China in Search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14-15

这本书我仔细读了两遍，基本的内容也是从余英时先生给田浩写的序里面有所察知。按照余先生的注解，这本书大概可以看成是一部南宋道学史。按照田浩的分法，他把南宋道学的发展，以朱熹为主线，分为了大概4个历史时期。然后每个时期都是以几个著名的道学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和朱熹为分支而展开论述。当然，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是不敢妄自对道学的发展做如此的划分，田浩的划分遵循了道学逐步发展并走向正统的过程，关于“心”、“性”、“道”、“理”的讨论贯穿在本书各个章节之间，并且，这种发展也是一贯的。有人提出质疑，比如说，田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参考了《宋明理学史》，而对这本书的过于依赖，是不是会在得出结论时过于偏颇？同时，还有人觉得这本书虽然题名《朱熹的思维世界》但是看不到朱熹的思维变化，更多的，按照“论世知人”的观点，完全是当时南宋所处的历史政治背景，决定了朝廷需要用理学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且田浩似乎在本书中更加着墨于吕祖谦在道学方面的影响，比如朱熹和其他道学同人建立联系就是通过吕祖谦的社会网络，甚至朱熹自己的孩子朱塾的教学、婚姻大事都是交给吕祖谦一手操办的。可见吕祖谦对朱熹的影响。对我这个beginner来说，这本书的时候对我理解道学起到了不少帮助作用，亦排除了很多疑惑，比如说：

1）何为道学，理学以及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按照田浩的观点，理学专指程朱一派的哲学立场，不能用来笼统的涵盖整个南宋时期；而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现在已经泛指宋学，按照余英时的话讲，这样说“未免失之过宽”。田浩在本书中对道学进行了定义，他并没有用《宋史道学传》的道学观念，因为这是程朱学术变成钦定的正统以后的狭义用法。田浩主张说，希望回到北宋早期对于道和道学的那种较为宽阔的理解。

2) 南宋道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田浩在本书的绪论部分对南宋道学发展的四个时期进行了大致描述，

第一个时期（1127-1162年），道学人士有多种个性和不同的思想。代表人物为胡宏和张九成。这个时期的道学缺乏权威，而且道学领袖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少。对于早期道学认识，他们希望把张九成从道统里面剔除，但是他的影响还是保留在早期道学认识所编辑的著作中，从《诸儒鸣道集》可以为证。

第二个时期（1163-1181年），新一代的学人有较大的余地发展道学学说，并存在有精英分子之间的传播。这个阶段我觉得是道学百花齐放，思维最为活跃的时候，代表人物为张栻、吕祖谦、朱熹以及陆九渊。但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当属吕祖谦，按照陆九渊的话说，吕先生是“主盟斯文”。

第三个时期（1182-1202年），这段时间，政治和学术气氛从兼容并包转向冲突对抗。陈亮和陆九渊展开论战，朱熹要把他们从道学正统中排除。由于朱熹当时没有吕祖谦的那种地位，所以会触怒一大批人。

第四个时期（1202-1279年），朱熹去世，死后成为道学群体在十三世纪的象征。当时道学人士虽然不全同意朱熹晚年的思想，但是他们都站在朱熹的旗帜下。

3） 田浩对吕祖谦最具有同情的了解

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田浩对吕祖谦最具有同情的了解。余老前辈说“这可能是吕祖谦代表了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吕祖谦无论对于朱熹、陆九渊或陈亮都表现出十分宽容的精神，鹅湖之会也是吕一手安排的。” 同时，余老前辈说吕祖谦所表达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说明了他对多种学说的包容。

不过我觉得所谓吕祖谦宽容、开放以及多元的儒家性格，可能更多是对道学的而言的。在吕祖谦和尤袤担任科举主考官的时候，他们就非常袒护“吾党”之人。同时，我在想，吕祖谦对老佛之学会有宽容、开发以及多元的性格么？虽然说吕家人讲求“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学术风格，但是按照吕这样的行事风格，恐怕未必吧？所以要达到邓小平爷爷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更是世界公民”的境界，吕祖谦可能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而我更多的觉得像张九成（当然，在我看来他的学术修养可能没有朱熹那么高）以及朱熹的学生真德秀在学术上所显现出来的宽容可能更体现儒生的性格。

当然我并不否任吕祖谦的地位和其性格上的闪光点。确实因为他的存在，在他主导道学的年代，道学是一篇百花齐放的光景。我觉得这也和吕祖谦家族传统和个人地位不无关系。吕祖谦出身望族，富有才华。吕氏的先人 吕正蒙、吕夷简和吕公著在北宋思潮分别官拜宰相，而且家族里很多其他成员也受到皇帝重臣的信任。吕氏家族在学术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上下有17人被列入了《宋元学案》。

其实这篇读后感是想主要谈谈朱熹为什么能蹿升为道学的正统代表。但是发现真的很难说清楚，我觉得看了《朱熹的思维世界》这本书，似乎可以清晰的看出，政治的因素是最为关键的，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需要一套思想巩固其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因为在这个时候，北方的金国也开始关注道学，他们觉得自己才是道学的真正传人。作为道学领军人物的朱熹更多的，是“被”时代、“被”政治所选择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1）当别的儒生们还在忙于科举的时候，朱熹早已通过，这样可以让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道学的研究之中，而且当和他同代的大师们都相继去世的时候，朱熹却可以活到1200年，他的影响力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2）我不得不说朱熹是个极度smart(聪明)的儒士，他懂得如何拍吕祖谦的马屁，阿谀奉承；同时也知道如何打压异己，他想把陈亮、张九成等人都排除在道学正统之外。3）当然我不能否然“庆元党案”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是到底朱熹有没有纳尼姑为妾呢？《宋史》卷三十七有载：“十二月辛未，金遣完颜崇道来贺明年正旦。是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说的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之事。沈继祖当时在弹劾朱熹的奏章中罗列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意思是说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了孕……最后，主张将朱熹斩首，以绝“朱学”。当然了，关于朱熹这不免是一种诽谤，但是也不可不信。如果是真的，我们可以说人嘛，总有个七情六欲，但是出了”作风问题“的朱熹，如果在现代估计恐怕是要被“双规”的吧？其次，我们都知道朱熹的长子朱塾顽皮贪玩,不得专意学业，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朱熹可以用《朱子家训》教育后世百姓，为什么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呢？古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英语里面也说“like father like son”。是不是从他的儿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父亲的影子呢？

最开始接触《东京梦华录》，是其英文版本，后来才知道这都是翻译自梦华录。该书作者是孟正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按照序言里说，即“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孟正老因为靖康之变，所以来到南宋，给孩子们提当年在东京汴梁的生活，“后生往往妄生不然”。所以为了让后代不要忘了以前的首都开封，并警戒要收复失地，迎回二圣，故做此书。这本书里主要是描绘东京开封在宋徽宗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景象。碰巧，读至卷八，发现描写东京城中秋时的情景，如下文，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漓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桔，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去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当然了，古人的国庆不会攒到国庆八天假期，但是其热闹场面估计不逊于当今。在中秋节前，各家店都开始买新酿制的酒，还没到中午就被逛街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喝完了。“螯蟹新出，石榴、漓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桔”。真的好吃啊，特别是这个螯蟹和石榴，然后大家在酒店里聚会赏月，天黑了很久，但是音乐声音不断，小孩还在巷子里玩耍，夜市还通宵开放。估计当今的人们已经没有宋朝时的雅兴了，吃吃月饼，看看阅兵估计已经足以打发时间。我不得不怀疑作者孟元老是不是和我是同一类人，该人对吃及其有研究，当我读完他第二卷里描写一家饮食果子的状况时，不由得感慨，原来古人在美食上的享受，似乎远比当今好得多，比如下面记录的茶饭，

所谓茶饭者，乃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三危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浑炮等羹、旋索粉、玉棋子、群仙羹、假河钝、白渫齑、货鳜鱼、假元鱼、决明兜子、决明汤齑、肉醋托胎衬肠沙鱼、两熟紫苏鱼、假蛤蜊、白肉、夹面子茸割肉、胡饼、汤骨头、乳炊羊肫、羊闹厅、羊角、炙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入炉细项、莲花鸭、签酒炙肚肱、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签鹅鸭、签鸭、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炸蟹、洗手蟹之类，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阙，或别呼索变。造下酒亦即时供应。又有外来托卖炙鸡、燠鸭、羊脚子、点羊头、脆筋巴子、姜虾、酒蟹、獐巴、鹿脯、从食蒸作、海鲜时果、旋切莴苣生菜、西京笋。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乃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梨干、梨肉、胶枣、枣圈、桃圈、核桃、肉牙枣、海红嘉庆子、林檎旋乌李、李子旋樱桃、煎西京雪梨、夫梨、甘棠梨、凤栖梨、镇府浊梨、河阴石榴、河阳查子、查条、沙苑榅桲、回马孛萄、西川乳糖、狮子糖、霜蜂儿、橄榄、温柑、绵枨金桔、龙眼、荔枝、召白藕、甘蔗、漉梨、林檎干、枝头干、芭蕉干、人面子、马览子、榛子、榧子、虾具之类。诸般蜜煎香药、果子罐子、党梅、柿膏儿、香药、小元儿、小腊茶、鹏沙元之类。更外卖软羊诸色包子，猪羊荷包，烧肉干脯，玉板鲜鲊、鲊片酱之类。其余小酒店，亦卖下酒，如煎鱼、鸭子、炒鸡免、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

这不仅仅是茶饭丰富，而且还物美价廉，所谓“每分不过十五钱。”，饮食环境也是绝等之好——“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濩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真想回到宋朝，总不用在dudley hall吃些Korea BBQ。呵呵，祝大家中秋快乐！

我进一步询问了Szonyi如何得到如上结论，他提及了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作为理论基础，CBDB对群体传记学有着如下的定义，“通过对一群历史行为人的生平做集体性的研究，探讨这群历史人物共有的背景特征。其采用的方法要先建立一个研究范围，然后就此提出一组相同的 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关于出生与死亡、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与所继承的经济地位、居住地、教育、个人财富之数量与来源、职业、宗教、宦历等方面的。然 后，将此研究范围中所有人物的各类信息加以罗列、组合，再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考察找出具有显著意义的变量。研究者可以检测这些信息的内在相关性，及其与其他 行为形式或行动形式的相关性。” 。Szonyi说他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收集了大量关于唐宋结为婚姻的两家人的父亲的生平旅行资料，然后在地图中标注出他们这一生中所到过的地方，以时间先后顺序连线，通过大量的样本，发现多数这些结为婚姻的亲家爸们，更多的是在某个地方相识，然后彼此才为儿女订立终身大事（在唐宋没有飞机，火车、互联网、手机、所以网恋和快速的异地交往会比较少，所以一般来说，只有两者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才有进行交流的可能，我想这也是Szonyi老师的一项假设前提之一，当然了，这也有点common sense了）。然后Szonyi发现，对于唐朝来说，这些连线一般来说跨度比较大，交点在长安城居多。而对于宋朝，这些连线一般较短，而且交点分布混杂，在某一个区域居多。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可见群体传记学，或者说基于GIS的群体传记学对于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要，群体传记学最初是1970年提出，曾经一度被学者们热烈讨论，但而后又沉寂了，到了本世纪初，基于计算机技术，特别是GIS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又重新回到了对群体传记学的研究。CBDB项目也随之启动，而今天我觉得我再提群体传记学这个概念，更多的，其实是因为社会网络分析（SNA）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觉得从基于GIS+DB的群体传记学向基于SNA+GIS+DB的群体传记学的进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之前有人也用SNA，但是还是最初步的，甚至只是可视化层面的，如果能对于SNA的一些概念比如临近度、中心度、集聚度进行分析，大概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就是所谓的full-text search技术。现在比较流行两种模式是数据库直接的fts或者是基于插件的fts。两者的开源代表为postgresql+TSearch2以及Sphinx。当然了，对于中文检索，甚至文言文检索，还需要中文分词。我会在今后的文章里面和大家详述有关full-texts search的相关技术。这样可以通过分析原始的文档得到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需要手工的搜寻。

本周一（9月28日）是包弼德老师的Seminar on Neo-Confucianism。这堂课除了例行的对《中庸章句》的讲解之外，包老师特意请来了在美国访问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除了讨论葛教授的三篇文章（置思想于政治史背景之中——再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葛教授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宋代思想史相关问题的看法，葛教授主要提出了四个问题（1. 回顾宋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提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宋初80年的缺席。2. 宋代思想史、文化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3. 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国研究的一大特色也很有价值的思路。美国汉学界喜欢讨论区域问题，而中国的历史研究喜欢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4. 对于宋代佛教史以及道教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针对如上四个问题，葛老师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报告，我进行了记录并做以整理：

• 1. 回顾宋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提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宋初80年的缺席。

当代所有关于宋代的哲学史的研究，最开始都是从宋初三先生（孙緮、石介、胡瑗）讲起，这三位先生思想最活跃的时间是在公元1040年左右，而北宋于公元960年建立，而这80年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以及政治史都涉及的不多，甚至是空白。而真正开始讨论，是从澶渊之盟开始。也就是始自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赵光义开始。

在葛教授看来，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讨论了宋仁宗赵祯在位时，也就是庆历年间的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为什么会这样？关键问题就是在《中庸章句》里面说的道统的问题。在宋代思想史里面，道统是最关键的。而只有宋初三先生在道统的范式里面。但是任何事物都不会空穴来风，学者们应该检讨，这道统又从何而来，受到了宋初这80年的什么影响。当然了，“斯文”是关于道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葛教授也启迪我们说，是不是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谈这道统问题。

• 2. 宋代思想史、文化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宋代和唐代不一样，唐代讲“天”，讲“上古”而宋代人讲“心”，讲“仁”。在《中庸章句》最开始就将要“继天立极”，要继承的东西，现在就是人心。在宋代思想史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key words（关键字）—— 华夷、君臣、佛儒。

i. 华夷： 什么是华，什么又属于夷？在唐代，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多个民族，突厥人，沙陀人、苏特人（安禄山）等等，而且在五代时期的很多皇室都不是汉族人。而在澶渊之盟前的80年，才真正形成了汉族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石介会写《中国论》，欧阳修会写《正统论》。如果非要借用西方后现代所谓的民族国家理论，那么中国的民族国家是从宋代形成的，但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勘界是宋朝的主要工作，也是华夷问题的最主要的方面。

ii. 君臣： 在宋代，君（皇帝），臣（士大夫）的权利都越来越重要，皇帝的权利虽然很大，但是却不能不听士大夫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宋史中会讨论宋代皇权和相权的问题。

iii. 佛儒：相比而言，道教不是那么重要，佛儒的融合在宋朝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它影响了对社会和个人的看法。如果对社会重要，则接受儒家，而如果对个人重要，则往往接受佛教的观点。

总体上说，华夷是民族问题，君臣是政治问题，佛儒是宗教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宋代的主要问题。葛教授建议，对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是讨论心性理气，更应该回到历史本身中来。举例说，在当代中国，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但是可以通过哲学式的话语表达，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文化热，虽然大家都在说文化，但是其实是在表达政治观点。北宋宋太宗时期，太宗问群臣什么最大，当时的宰相赵普说“道理最大”。这个时候，赵普并没有敬畏皇权，去说什么皇帝最大之类，可以看到宋代对道学的研究还是有历史渊源的。在宋代，有所谓“与士大夫治理天下”的概念，诸如王安石，他就提出要”一道德，同风俗”，并且提出了“不得以异论相搅”，有些“国是”问题是不容讨论的。

• 3. 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国研究的一大特色也很有价值的思路。美国汉学界喜欢讨论区域问题，而中国的历史研究喜欢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在美国的汉学界，喜欢从区域来研究历史，比如包弼德研究婺州，韩明士研究抚州等等，而且日本汉学界也开始受到美国的影响，逐步重视区域的研究。葛教授解释说，区域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要明确区域范围。对于思想文化研究，区域史不能只是禁锢在政治行政区域里面，比如商业网络、婚姻网络以及宗教网络这些都是所谓“超区域”的区域史。

对于历史研究，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应该了解这种差异的存在，对于中国学界，有很强的如下意识：i. 后来所说的中国，是从宋代形成而来的，宋代形成了新的传统。ii. 唐代以前的风俗和特色，在南宋是在逐步的同一化。如果我们要反省传统的中国，一定要理解宋代是建立同一性文明的重要朝代，用句当今的话来叙述，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是从宋代形成的。

而说到历史的借鉴作用，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制度化、风俗化、常识话）：

i. 高明的思想是如何通过制度传达到所有地方的。

ii. 移风易俗：士大夫在地方有改造地方风俗的作用，比如火葬还是土葬。如果上层士大夫可以把理想传达下去，普通民众就会接受。

iii. 把少数人的思想变成大多数人的常识。宋代重视教育，建立了很多书院以及乡塾，这样就把理学大家的道理变成了大家的常识。

• 4. 对于宋代佛教史以及道教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对于宋代道教史的研究非常少，葛教授只是提到有一篇来自当代台湾金中枢先生关于宋代道教的研究，并表明这份研究资料实为详甚。同时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小田隆明（注：没找到相关文献）。宋代道教的中心只有两个，分别是南宋的一个道士，名叫白玉蟾，他是道教的南宗，是一名高级的士大夫。另一个就是北方的全真教。而对于北宋的道教主要有三位名人，分别是王仔昔、王老志以及林灵素。道教在宋代还有一个关键的意义在于宋真宗得到天书，是宋代合法性的确立。

同时，葛教授提出现在是研究宋史的好机会，因为全宋文有361册，是很完整的历史资料，如果能仔细查看一遍，找到其中关于道教的组织、人物、事件等信息，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对于佛教，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于宋代佛讲只是将华严宗，而我们可以研究更多的东西。同时，相比于唐代，有太多自己编造的历史，学者们可以对宋史进行考证。同时，现在的宋代思想史太多集中在儒家，而作为学者，应该把道教，佛教也纳入进来，系统的进行研究。

以上是我个人记录的葛教授在Seminar上所作的报告，由于本人资历浅薄，如有和葛教授原意或者史实冲突，请读者们指正。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写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东坡得罪当道，被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莫听”两字，点出了他面对艰难的环境都不忧不惧的的态度。”何妨吟啸且徐行”写的是，既然已经身处风雨之中，与其狼狈地闪躲奔跑，何不放慢脚步边走边吟诗高歌呢？东坡用了一个”轻”字，代表了他对于虚伪黑暗的官场生涯的厌恶，宁愿选择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归隐生活。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此时，他的酒意已被春夜的寒气所吹醒，天也已经晴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http://www.justkiddings.com/?p=193

http://www.guxiang.com/shici/SONGCI/sushi/dingfengbo.htm

http://www.ht88.com/article/article_10567_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65.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12/n658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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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所作的时代划分以及确立“宋代近世说”，是以其对现实中国的关心作为思想背景的。对清末中国的研究，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政局反复动荡、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的失望，促使他去追寻他所看到的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在中国史上的什么时期开始形成的？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宋代”。他发现“宋代以来的近世”是中国目前弊端的根源，是中国走向未来所必须克服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宋代近世说”虽然描述了一个远远领先于同时期世界各地区的、高度发达、灿烂辉煌的宋代文明景观，但它属于近1000年前的中国；而正是这一早熟的文明，催生了眼前这个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亟待寻求出路的中国，这才是现实的、真实的中国。

内藤湖南在论到文化发展时，多次用人的一生成长来作比喻，他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像是一个人经历幼年、青壮年、老年一样，有其各自的阶段性。由此可见，早熟的、过早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目前所面临的弱势就只能是老衰之弱。相比之下，欧洲与日本今日之强，就是文化未成熟的、青壮年之强。“宋代近世说”与其说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一个论断，不如说是内藤湖南借助这一学术发现和论断，来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性质、特征及未来走势的理论前提。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